無論如何取法乎上，本書（編者註：即【治學的門徑與取法：晚清民國研究的史料與史學】）的用意之一，仍是作為入門書寫給新進看，雖然不以專教小夫下士為榮，畢竟要顯示一些基礎門徑。求學首先要會讀書，少了童子功，又有體制的壓力，無法放眼讀書之後再做學問，在不得不為寫書而翻書找材料的同時，如何避免偏蔽，就有賴於師。所以原來擬定的條目，是從求師開始。 當然，若為師也偏於一隅，弟子就很容易坐井觀天。
近年來，大學為何不出大師的問題令各方相當糾結，尤其困擾著大學及其主管部門的當政者。其潛台詞是大學應該出大師，而且以前也曾經出過不少大師。其實這兩方面均有可議。在堪稱國學大師的章太炎看來，大學連學問也不出，何況大師？至少從中國傳統學問的研究看，此言不無道理。 章太炎以為，學問之事，在野則盛，在朝則衰，所以官學始終不及私學。 而在今日的體制之下，即使不能說學人和學問都出自大學，也很難說大學以及體制性科研機構以外的學問超過大學，甚至很難說大學以外還有多少學人。嚴耕望說治學要讀人人常見之書，說人人不常說的話。言他人所不能言，包括不敢言和不會言兩種。如果只會講不便說的事理，意在聳動一般受眾的視聽，顯然很難稱之為學問。
談論大學與大師的話題，已經過濫而有流俗之嫌。不過，轉換思路，不論大學應否、如何培養大師或是為何還沒有培養出大師，而是深究一下 大學怎麽會與大師扯上關系 ，其中有多少誤解和扭曲，倒是頗有意思，且為求師一節的應有之義。
所謂大師，本是古代的官名，後為佛教的尊號及謚號，俗世間有指稱學或術高明者。 將大學與大師聯系到一起，時下指認的肇始者是梅貽琦。1931 年底，梅貽琦由清華留美學生監督回國就任清華大學校長，在就職演說中，為了強調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仿孟子故國說，提出「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此說當時未必引起廣泛反響，而近年來卻被反復征引，到處流傳，作為大學教育今不如昔的鐵證，甚或變成所謂世紀之問。可是不知不覺間，意思有了不小的改變。人們普遍質疑在大學的重點建設熱潮中，只見大樓起，不見大師出。殊不知梅貽琦的大學有大師，所指是要聘請好的師資，並未賦予大學以培養大師的責任。在梅貽琦說那番話的時代，大學不要說培養大師，連能否出真學問，在堪稱大師的章太炎等人看來，也還大成問題。近代中國的大學，官辦（包括國立省立）者無非廟堂之學，私立者大行妾婦之道。況且大學不過是人生中的學習階段，即使拿到博士學位（1950 年代以前國內大學尚無此設定），至多只是奠定基礎，就算潛力無限，距離大師也還相當遙遠。所以梅貽琦說辦大學有兩個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這是合情合理之論。若宣稱要培養大師，便成妄言。
此事從梅貽琦長校的清華大學本身就能得到印證。清華開辦國學研究院，從全國各處招收來的學生大都已經學有所成，相對於剛剛升大的清華本科生，功力不止深了一層，又得到幾位名師的親炙，足以成家者甚多，幫助清華一舉摘掉無學的惡名。可是不要說畢業之際，就算功成名就之時，有哪一位敢以大師自居？國學院出身的姜亮夫就承認，直到晚年，他還是不懂陳寅恪當年上課所講的內容。國學院因為請不到名師等原因而停辦後，陳寅恪繼續任教於清華大學的歷史、國文兩系，其在歷史系開設的課程，因為程度太深，學生難以承受，不得不一再降低難度。可見讓大學培養大師，多少有些天方夜譚的味道。時下一些名校的大師班，以及雖然沒有貼上標簽，卻宣稱以培養大師為宗旨的種種宏偉計劃，若非另有所圖，就是愚不可及。從請名師的角度看（名師有具時名、名副其實之別，如今更有命名與成名之分），清華國學院所請的梁啟超、王國維等，雖然各有長短，當時確已被指稱為大師。在近代中國學術界，如果這幾位不能當之無愧，可以候選的也就屈指可數。梅貽琦敢於宣稱大學要有大師，顯然與他們響亮的名頭不無關系。其余包括首席國立北京大學在內，都缺少如此充沛的底氣。或許梅貽琦的大師說，不無擠兌沒有或不敢稱大師的北京大學之意。可是，清華國學院的幾位大師，都沒有大學的學歷，也很難說是由大學培養的。梁啟超只進過學海堂和萬木草堂，王國維海內外的學歷也很低，陳寅恪雖然讀過歐美各國的多家名校卻不取文憑，甚至沒有註冊，且從不稱引師說。他以朱熹為楷模，對待域外文化，盡量取珠還櫝，以免數典忘祖。梁啟超、王國維等過世後，清華國學院擬聘的幾位大家，如章太炎、柳詒徵等，也都不是大學出身。而拿不到全美最容易拿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文憑的胡適，被認為是有資格的受聘者，他敢於就任北京大學教授，而婉拒清華國學院導師的禮聘，不無自知之明。民國時期幾位無所不能、號稱大師如衛聚賢、鄭師許等，在學術史上並未留下深刻銘印，以致於今日學界知道其人其事者為數甚少。至於時下票選出來的國學大師或是打著國學大師旗號的風水先生，不過是大眾的自娛自樂，江湖術士的故技重施，大都由自詡代表民意的各種媒體炒作出來，不必當真，也當不得真的。
進一步追究，除大師之外，即使是有大師之說，梅貽琦長校時的清華大學也不無可議。 幾位導師或治學的門徑與取法亡故或離去後，碩果僅存的陳寅恪移席史學系，因主持系務的蔣廷黻主張社會科學化的新史學，力挺雷海宗，陳寅恪遂有逐漸被邊緣化之嫌。只是由於他的學術聲望高和人脈廣，才不至於失勢。至於雷海宗，雖然如今間或也被捧為大師，學術上畢竟不止略遜一籌。其對學生的影響，層級越低則越大，待到進入高深研究甚至教書階段，就不免褪色。抗戰時期清華和北大、南開組成西南聯大，如今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培養大師的典範。可是，從錢鍾書【圍城】所描寫的三閭大學及其各色人等看，至少在他眼中，這裏不僅沒有大師，良師也為數不多。而且他本人的遭遇即顯示，潛在的大師在此同樣不能被預測和善待。固然，錢鍾書是否大師，或許還有爭議，但是，如果連他能否成為大師也未可預料，中國的最高學府又如何能夠自產自銷「大師」？又如何當得起「大學要有大師」這樣的理念呢？
所謂大師者，須天資超凡，非同尋常，而天才不可人為塑造，天才與優才相距決不止一步之遙，所以大學未必能夠造就大師，大師或授權以成就大學。如此解讀，雖不中，亦不遠。
大學未必有大師，而大學為師須有一定之規。 大學老師教書育人，應授業、解惑、明道三者兼備。金毓黻認為，大、中、小學為師，至少應分別達到這三個層次。大學為師，必須具備最高一級的明道。所謂明道，即包括人與學的傳承的淵源流變。只有掌握學問整體與部份的關聯以及古今中外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演化，才能通曉各方面的來龍去脈。這樣博大精深的極高境界，既目不可及，又深不可測，難以兼得。按照分科的專門之學來明道，或授權以把握近代以來學問的演進，若要上溯中國歷代的思想學術文化，則難免格義附會；照本宣科的授業，只能重復教科書的套話；天南海北的解惑，大都不著邊際的妄言，都不免直把良才雕成朽木的流弊。
學問之事，難能才可貴，越高明則懂的人越少，這一通則，即使在專門從事教書治學的大學亦無例外。 因為受教育者永遠是有待雕琢的素材，無力分辨，卻必須聽授，所以大學如江湖，騙子最易橫行。若無高度自覺和自律，一味鼓動後學新進，勢必以橫通為博雅，為了嘩眾取寵，不惜信口雌黃。近代中國那幾位被戲稱為大師的學人，涉獵廣泛，著述等身，看似無所不通，名噪一時，如今不要說坊間大眾，學界也不大知其名諱事業。而陳寅恪任教於清華大學之時，雖然一再降低標準，所開設的課程學生仍然難以聽受，最受歡迎的反而是雷海宗。雷氏深受德國的斯本格勒文化型別學的影響，後者的著述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一度大熱，卻不過震動社會與坊間，算不上學院派的學問。若以學習為主業的青年學生將其作為教學效果甚至水平的評判準則，豈非本末倒置。
學問必須系統教授，才能隨時隨地將東倒西歪的醉漢扶上正軌。 講座之類的往教耳學無濟於事，弄得不好，還會亂人心智，使得新進誤入歧途。因為高深的學問以及高明的講法一般難以承受，必須循序漸進，不能橫逸斜出。而意在取悅聽眾的媚時語，雖然可以吸引眼球，博得掌聲，不無感官刺激，容易引起淺學的共鳴或公眾的興趣，於深入堂奧的學問之道卻是有害無益。如果扶醉漢之人也是醉漢，非但不能奢望其指點迷津，反而可能跟著誤入歧途，走進死胡同，踏上不歸路。
學問上事，有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境界 。有無這樣的追求，品味大異其趣。近人以為，古人一字不識學者之恥的觀念，使得每個學人不堪負重，學問不能擴張，形同兩腳書櫥。可是未經放眼讀書，不知整體的結果，又導致學問沒有高度深度，流於侏儒化。形形色色的成果不計其數，而量的擴張非但沒有帶來學術的發達，反而造成學人見識功力的積弱。只有憑借分科治學所形成的畫地為牢的小圈子，在自定行規的自我評價中自娛自樂，才能自欺欺人地說著無知無畏的大話，做著突過前人、引領時趨的美夢。
大學是養育人才之地，人才輩出，則無論做什麽成功的可能性都高。 若是但出貨不出人，貨再多也難免假冒偽劣。讀學位者一心尋找好題目，以為題好必然容易寫好，其實大謬不然。能力不足，素養不高，再好的題目也做不好。所以攻讀學位應以訓練提升能力素養為主，只要基礎紮實，潛心向學，不僅終有所成，而且可以持續釋放潛力，向上攀升，不至於以獲得學位為人生的高峰，更不會始終亂做而不自覺。制度性地一味鼓勵後進濫多發表，雖然有利於單位的排名和個人的升等，餵飽了圖利的刊物，卻毀了一代人的學術生命。
大學又是君子匯聚之所，君子不黨，彼此相交淡如水，不像小人各有所圖，無所不能利益交換，相互夤援，盤根錯節，結成穩固的共同體。 而且君子講氣節，有風骨，棱角分明，只宜遠交，不易近處，尤其不宜於今日倡行的所謂團隊精神。因此，學術機構要想方設法開拓足夠的空間，使其相安無事，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二桃殺三士，挑動窩裏鬥。小人若是參雜其間，上下其手，必定容易得勢。廟堂太小，自然供不起大菩薩真神靈，連羅漢也難以容身，小鬼橫行就在情理之中。用雇匠之法求師，所得不僅有限，而且很容易上當受騙。
無論章太炎對於大學如何白眼相加，理想上參與其中的學人還是企盼建立一座座學術殿堂 。若大學畸變成一處處碼頭，而學人大都行色匆匆地跑碼頭，學界就真的成了魚龍混雜的江湖。 江湖自有地位高下之分，爭強鬥狠，勝負輸贏，無非為了名次先後。實力不濟，又利益相關，難免裘千尺之類的騙子花樣翻新地招搖撞騙。諸如此類的情形由來已久，今人無限景仰的民國時期的大學，親歷者當時就有學術江湖的慨嘆，似乎並不像後來者憧憬的那樣理想。只是那時送禮者的形象相當負面，北京政府時期，有一位頗具時名的後進，喜歡送禮，人所共知，可是非但禮往往送不進去，本人也因為聲名不佳而逐漸淡出學術界。可見當時雖然政界商界的賄賂貪腐成風，愛惜羽毛、自命清高的學人大都並不吃這一套。況且即便是江湖，真正的高手超然世外，反而不屑於江湖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