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為止，秋山光和教授的【佛教石窟寺院新考】（英文版【中國美術Ⅱ】），是有關敦煌佛教繪畫式樣開展，最好的一篇考察吧！ 在這篇論考中，秋山教授著力於隋代出現的敦煌美術新傾向，在唐代初期的快速進展。 即 「（一到唐代）壁畫的主題漸漸以複雜的經典繪解（經變）和淨土圖等為中心，畫面不僅大，且構成組合多元。 大唐王朝的力量，甚而強勁地企達於這個邊境的小都，其結果就是，中央在這個時期達到急速發展的繪畫式樣，一下地也出現在此地的壁畫上吧！ 」接著亦雲： 「8世紀初，一到所謂的盛唐期，質與量也更加地充實，開元年間（713-741）正是迎接敦煌藝術開展的黃金時期。 」
樹下說法圖 唐代（8世紀初） 絹本著色 139x101.7cm
在秋山教授對敦煌壁畫有關的記述中，隋、初唐、盛唐的遺品極少，然而，透過史坦因及其他人士自敦煌藏經洞攜來的絹畫、麻布畫、紙畫等，當然就可迎刃而解了。不過，絹畫、麻布畫、紙畫等，卻是個可以搬運且帶著走的繪畫，因此要考察它的式樣發展，是會牽連種種的主客觀因素，並非容易的。理想上，若是能與敦煌壁畫確實核對的話，且又沒有超越是最好的。不過，此時之際，實不應僅僅全神貫註在僅止「構圖、表現是否相近」這樣的觀點，再者，也應對這類可以搬運攜帶的絹畫、紙畫等的繪畫，因於奉獻者各面的情事，在材質的表現，以及其目的之不同，不斷地加以考慮。
二觀世音菩薩圖唐代（9世紀中葉左右）絹本著色 147.3x105.3cm
大畫面的絹畫，實是超越個人奉獻的負擔，就此意義言，可發現其性格是同於壁畫的。相對的，另外的其他比較小的畫面，舉目一望，可以發現大多數的作品，是有畫家發揮才華之處，且有高低之差的。這類作品，想必因於供養人，或者一家族支付畫家報酬的多寡，在表現上有著差別。一般言，連細部都慎重專註地描繪，最後的修飾也極度優異的作品，可知都是付予極大報酬的。若從這樣的觀點來看，非常遺憾地，絹畫的小品，例如8世紀的壁畫上，尊像的頭光上卻看不到非常洗鍊且又優異的花紋表現。不過，代之而起的，這類小畫面的畫作，或者與經典組合的小冊子等，可以說反而是如實地反應敦煌當時的佛教徒個人信仰的水平情形。
佛五尊像紙版（局部）五代至北宋初期（10世紀中期左右）紙、墨畫、針孔線本著色紙版整體：
79x141cm
還有，在這類小品中，有不少可窺知與大規模營造之間的關係。例如在石窟天井和壁面上，為了描繪說法圖和千佛有使用紙版圖形（圖78-2、圖79-2）的，以及開運四年（947）曹元忠造的木版畫類（序文圖1、序文圖2）等。但是，這類木版畫類，其品質並非極好，可發現是在唐至五代，由中國佛教繁盛的中心地五台山或四川帶過來的。然在雕刻上、印刷上雖翻刻的不錯，但是總覺得幼稚且笨拙。事實這樣的情形不止於木版畫，絹畫、紙畫、麻布畫、壁畫的場合亦是，比敦煌制作更為優異的作品，現在皆已佚失，然而可想像在中原的長安、洛陽及其他都市的大寺院，應是會有的。
如意輪觀音菩薩像 唐代（9世紀後半）絹本著色 111x74.5cm
此套全集對繪畫作品，儘量以時代的系譜來觀照，因此不問彩色圖版或黑白圖版，皆努力著力於一幅幅作品的制作年代推定，或許亦有伸縮的餘地。事實這對敦煌美術的整體探討而言，是個絕對必要的手段。
觀世音菩薩像唐代（9世紀初-中期左右）紙本著色30x26cm
至於年代的推定，因應於各種狀況有種種的方法，不過，有紀年銘的作品，不用說，是作為基本依據的。很幸運的，這類有紀年銘作品，不止於史坦因的蒐集品，其他的蒐集品也相當的多，因此可以與之比較。再者，也有從出版物的圖版，運用與敦煌壁畫相互比較的方法。事實供養人像的衣裳和髮型等，也是有效的線索。不過，任何的作品，最終判定年代的依據，還是在於線描和渲染的原本特質上，依此可以相互的鑑別同樣的作品。不過，加以細細辨別的話，不僅要對細部的表現加以特別的註意，而且對於被認為確實是初期人物作品的類似點，還必須要有貼切功夫的知識。這個，對美術史家而言，不管是哪個領域，都有突然碰到的可能，不過，就敦煌繪畫來說，甚而地，還必須理解期間亦有技術不成熟的畫家，影響了繪畫的品質。換言之，敦煌繪畫和幢幡，大體上而言，畫家並非為個人，而是為集體的制作。有些畫作因顏料剝落可以看到打底稿的線描，這時可發現底稿的線與修飾完成的線是有相當的差異，再者，主尊的相較之於圍繞其四周的眷屬顏面表現更為優異，即在於此。因此，隨著對初期人物所留下的特徵，以及不同水準的畫家，加上會有怎樣程度的影響，就需一面地思考且一面的鑑別。再者，敦煌因於地理上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使得在這個地區的歷史事件、僧侶、商人、為政者等的移動，以及中原而來的影響，對於本世紀初期發現的，甚而現在更新發掘的，對中央各地域佛教美術有影響的資料，亦有必要加以關註。
藥師淨土圖唐代吐蕃期（西藏支配時代）丙辰銘（836）絹本著色 152.3x177.8cm
事實中原和長安宮廷而來的影響，以及印度、中亞，特別是和闐佛教中心地而來的影響、西藏而來的影響等的種種要素，都滙融到敦煌美術裡，因此非常複雜，正如在序文中記述的，其範圍僅以史坦因蒐集品中的繪畫作品為中心。然而，因於全集的出版，卻出現不少可以作為資料的新發現。再者，既使是大英博物館蒐藏的史坦因蒐集的各種作品，包含不少是此次初次公刊的，因此可以確實比定出與這些作品的關系。例如，第一卷黑白圖版第113圖的殘片，在第一卷出版後，正如柳澤孝女士指證的，弄清是屬於【藥師淨土圖】（第1卷圖16-1）右下角缺失的部份觀世音菩薩。又，第1卷圖22的【靈鷲山釋迦說法圖殘片】，正在撰寫解說時，羅貝爾·傑拉＝布劄爾來訪，得以弄清伯希和蒐集品中的殘片（第一卷圖22-5）亦屬於此畫作，再者，大英博物館的小殘片（序文圖3），亦是其中的一部份等，這樣就可以好好探索原本畫面的樣子。另一方面，令人知曉在敦煌石窟第72窟仍有與此鋪畫作同樣主題的壁畫，然而相關的資料僅有羅寄梅的拍攝資料，其餘的未見，因此無法充分地對照。
觀世音菩薩像 五代（天復10年，910）銘 絹本著色 77x48.9cm
第2卷收錄的作品，尤以五代、宋的繪畫為主，進行詳細的比較，不過，過往以【敦煌壁畫】為首的出版物中，卻甚少介紹此時代的壁畫，因此只有期待目前正刊行中的【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第4、5卷，以及今後出版的資料。從來，有關此時代的壁畫出版不多的原因，就在此時代的繪畫隨著敦煌被中原孤立起來，至少是吐蕃期（781-847）之前，已陷入欠缺基於唐代培養的藝術獨創性的創作精神。但是，9世紀末至10世紀，儘管與中原的接觸幾乎完全斷絕，然而在敦煌卻是繼續著大規模性的藝術活動（正如第2卷圖7-1，唐王朝瓦解後，仍有使用唐代年號的作例，可窺知當時隔絕的情形），舊石窟的修復和新石窟的開鑿，仍是一直的增加。因此這期間，對於已出版且年代明確的作例要檢討之時，最有趣的，便是唐代的式樣與影像，在這個時期，有多少程度的被忠實地繼承下來，相對地，又有多少程度被舍去。
法華經普門品變相圖 北宋建隆四年（963）銘 絹本著色 107x61.5cm
史坦因蒐集品的繪畫部份，作一環視，可知人物的先行作品是畫家所選取的，事實這類作品也留下較多，不過，一般地說，10世紀的作品，特別是作為繪畫基本的線描和彩色等的表現，已是顯著的衰退了。不過，有時卻能看到再現令人驚奇的，即初唐時期精緻線描和微妙色彩的優異作品。例如，第二卷圖25的【法華經普門品變相圖】，即是其中一作，由經文中的紀年知，是建隆四年（963）之作。不過畫面上方的優雅飛天，足以與2世紀之前凈土圖上描繪的飛天表現相匹敵。又，第二卷圖12的【彌勒下生經變相圖】，也可舉出這類的例子，即，山水的表現很清楚是10世紀初，還有故事圖的表現，原畫是繪畫的呢？還是壁畫的呢？卻不清楚，不過卻是有這類的早期摹本，可知是以此為本而壓縮繪制的。然而，前景人物的衣裳，在技法上縱使令人顧慮，也難以辨識為9世紀的。除外，第二卷的圖13、圖14是一對普賢、文殊菩薩圖，亦是一例。事實這二尊菩薩的信仰，自吐蕃期開始，盛行於9世紀末至10世紀。因此，壁畫上早期至晚期各各作例間的式樣開展，期待有詳細的探討。
引路菩薩圖五代（10世紀初）絹本著色 84.8x54.7cm
正如踏尋著上述的這類各種情事，以下的各章，對彩色圖版和黑白圖版的各個名稱，正如想要作為表示年代推定的根據，可以有助於區別敦煌各時代的幾個特徵，作一記述。但是，這個，例如第一章，可發現除了壁畫之外，並未有早期的特色。事實在史坦因蒐集品中，有二鋪作品極為重要，深值關註。現在，擬對這個核心的作品，再度加以檢討。
本文節選自：【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史坦因蒐集品：敦煌繪畫】序
作者羅德瑞克·韋陀，譯者林保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