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原文當為「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這是明代詩人曹學佺的著名對聯。意思是說，講義氣的多半是從事卑賤職業的普通民眾，而有知識的人卻往往做出違背良心、背棄情義的事情。
這種說法應該說是有根有據的，雖然並沒有確切的統計數據。
我多年來一直思考這種現象，想知道為什麽會這樣。目前我想出來的是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道德具有極強的實踐性，而實踐性恰好是普通民眾的強項和讀書人的弱項。
道德這個東西關鍵不在於怎麽說，而在於怎麽做。普通民眾不善於表白，喜歡直接把道德觀念訴諸行動，他們用行動說話，就顯得很實在。知識分子則不然，他們善於說，而且說的話總是道貌岸然，但未必真有執行力。維護道德往往需要做出個人犧牲，讀書人未必有這個勇氣，於是就露餡了。當然普通民眾也未必都有道德實踐的勇氣，可是人家也不唱高調，所以即使做點不道德的事，其言行反差也沒有那麽刺眼。
還有，道德行為對人的思想要求反而是單純的，道德行為往往出於極其簡單的想法，甚至是本能，而不需要什麽復雜的思考。比如說某人路遇有人落水，跳下去就救人，結果把落水者救上來了，自己差點淹死。記者感動得不行，忙來采訪，問道：「您跳入水中那一刻，心裏怎麽想的？」答：「什麽也沒想。」記者大失所望，感嘆見義勇為者文化不高，缺乏文學氣質，正是做文章的好時機做不出文章來。其實這位英雄說的是大實話，而那位記者問的則是個書生氣十足的傻問題。有道德的人往往都是思想單純的人，他認準了一個理兒，就去做，就這麽簡單!讀書人喜歡把什麽事情都弄復雜，殊不知思想一復雜，行動就有可能不堅決了。
第二，知識分子的依附性比普通民眾強。
讀書人是耍筆桿或者吃開口飯的，不是第一產業也不是第二產業，不屬於「實體經濟」，搞的是軟實力而不是硬實力。軟實力是要以硬實力為靠山才能發揮作用的，吃開口飯也好，耍筆桿也好，也必須有靠山，你得靠在什麽實體上，為某些實實在在的人服務，才能有飯吃。所以讀書人往往更需要「看人臉色」，難有獨立性。知識分子要保持真正的獨立（像魯迅那樣），也不是不可能，但你可能就要準備付出坎坷一生的代價。一般讀書人缺乏這樣的氣節，就只好做很多心口不一的事情，在別人看來，自然就是「負心」了。普通民眾也不是沒有依附性，但憑力氣吃飯，幹完活回家，不必說那麽多違心的話。他們的道德困境比較少。
我觀察今日讀書人的言論，雖然五花八門，但主要派別是兩個：一些人是為多數老百姓說話做事，背靠多數人，一些人是為有權有勢有名的精英說話做事，依賴少數人。我比較贊成前一種人。我認為實心實意為多數老百姓著想，堅持不變，就是有道德的。有人說，要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若真的能做到言行如此分裂，不知其神經系統是什麽情況。我看他骨子裏還是為極少數人謀利益。讀書人嘴巧，善於用大詞匯掩蓋自己的小意圖。比如有人一方面極力主張關懷弱勢群體，另一方面又宣稱「我不在乎大國崛起」，請問國家不富強起來，誰來扶持弱勢群體？靠你們這些口吐蓮花的讀書人嗎？指得上嗎？國家興衰我不在乎，這種觀點，只能對極少數「牛人」有利，這不是很明白的事情嗎?很多讀書人明明是依附著少數人，卻不願承認，硬要裝出一副關心全人類的架勢，一看就不真誠，難免受「負心」的責難。
第三，讀書人語言欺騙的能力強於普通民眾。
人是一種「意義動物」，也就是「非講道理不可」的動物，幹什麽都要「師出有名」，起碼要占領一個「道德陣地」，最好是「道德高地」。狼吃羊，事先不會發表宣言論證自己吃羊的正義性。人與人之間爭鬥，就不能這樣簡單，要宣戰，要發檄文，先得有一套說辭，證明自己的行為是正義的，是替天行道。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的爭鬥，不像動物之間全靠硬實力，而是必須伴隨軟實力，文鬥武鬥雙管齊下，且總是「先禮而後兵」。這樣一來，在人類社會，實力之外，誰能言善辯，誰就更有優勢了。讀書人就占了這個便宜。一個人詞匯豐富，語言能力強，解釋能力就強，他就有條件把自己的行為都進行道德包裝，既方便欺騙他人，也方便欺騙自己。動物是沒有這種本領的，他們也不需要此種本領。
比如兩個行人看見有人落水了，都沒有去救。其中一個人頭也不回走了，事後別人問及此事，他說：「我怕救不了別人，自己也淹死。」然後就拒絕談論此事了。另一個人則說：「按理呢，我應該跳下去救他，可是我又一想，救人畢竟有危險。我才三十多歲，落水那個人我看起碼六十歲了，他對社會已經沒有什麽貢獻了。我去救他，萬一我出了危險，太不值了。現代人應該理性，所以，從社會整體利益考慮，我的選擇很合理。」我們可以猜想，這第一個人多半是一個普通民眾，而第二個人則是一個「文化人」，肚子裏墨水多。二者的區別是，前者沒做高尚的事情，他也不覺得自己高尚，後者明明沒做高尚的事情，卻感覺自己很有水平。這就是讀書人與一般民眾的區別。
再舉個例子。小日本打進中國，某村民當了偽軍，成了漢奸。有人責問：「你為什麽做這種事？」答：「混碗飯吃。」汪精衛也當了漢奸，他就不這麽說，他說他這是「曲線救國」。你看他的回答多麽高大上。普通百姓幹壞事，即使不能懺悔，起碼他也不給自己戴高帽，文化人就不行了，他們明明幹了大不道德的事情，卻非要披著道德的外衣，給自己梳妝打扮一番。這就特別刺眼，特別討厭，特別有欺騙性。而文化人之所以能到這一點，蓋因他們有文化，肚子裏裝著一大堆各種各樣的說辭，可以隨時拿出一樣來為自己臉上貼金。一般百姓沒設麽大學問，說謊也說不出花花來。所以你看，歷史上著名的道德敗類幾乎都是文化人，而著名的道德模範卻有不少文化水平不高者，比如荊軻、狼牙山五壯士、雷鋒等等。
第四，人們對讀書人期望值偏高。
俗話說，知書達理，把「知書」與「達理」並列且相連，給人的感覺，這裏面有個因果關系——知書者必定達理。其實這二者並沒有必然聯系。一個人有學問，有專業知識，並不能保證他必有道德。但是一般人似乎都覺得應該如此，所以每當知識分子做出了不道德的事，大家都格外震驚，好像這種事不該發生似的。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於是發出「負心多為讀書人」的感慨。所以我想，今後我們就不必把文化人想得那麽高了，他們自己，也不必端著架子，活得那樣累。不過話又說回來，作為普通百姓，總還是希望知識分子品德最好高於社會平均值，因為他們大多是教育者和善於影響他人的人，如果他們自己道德上就不靠譜，做為家長，把孩子交給他們教育，可怎能放心？
總起來說，「負心多是讀書人」這種現象，不是偶然的，它主要是知識分子自身的弱點造成的，建議每個自認為知識分子的人引以為戒。
2015，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