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道理呢？其實有點牽強。奈何這麽說的人真的多，且司馬遷、王充竟都是何等級別的人啊——且他們這麽說的用心又無疑都是好的。至此，還須問，為什麽同樣一首詩會有這麽多理解？聽誰的為最宜？……
【關雎】之詩，無人不知。但它究竟在寫些什麽，該作何理解，其實一直是一筆 「糊塗賬」 ——爭議不斷。歷朝歷代方家意見，少則已有如下之三。 其一，就是文本的字面意思，此【詩經】首篇之謂：對心上人的單相思也（傅斯年等）。這種說法，姑妄言之，屬於它的「過去理解」。 純然由文本而發，自「關關雎鳩」由不知哪一位先民唱出的時刻——其很久很久以前已有。「最原始亦最貼近實情」，「最過去亦最現在」，今天的語文課上，因此大都講這一種理解。 其二，這是一首贊美詩 ，贊美周天子的後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閑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好匹」（【毛傳】等）。 孔子推而倡之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第三】），為後世君子樹立了婚姻人倫的典範。
——好像……好像也挺有道理的。姑妄言之，曰：「未來理解」——以「倫常即王道」寄予後世，供後之覽者學之行之。
其三，這是一首諷刺詩，與上述贊美詩的理解則完全相反。漢儒多持此理解。 如王充在【論衡】裏說：「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晏」即遲到、耽誤國家正事兒，【史記】【淮南子】【風俗通義】等一大批漢儒之書均言【關雎】為諷刺周康王好色誤事而作（【史記】同時又贊成贊美說，見諸【外戚世家】）。 這就屬於是「當代理解」，據史說詩，據詩說史，意在勸諫他們當時的帝王以周康王那段荒唐的經歷為戒。 有沒有道理呢？其實有點牽強。奈何這麽說的人真的多，且司馬遷、王充竟都是何等級別的人啊——且他們這麽說的用心又無疑都是好的。 至此，還須問，為什麽同樣一首詩會有這麽多理解？聽誰的為最宜？
——近代訓詁學家、南社詩人胡樸安先生在【詩經學】中說得甚好。要言之，三種說法都得聽，又都不能亦步亦趨地聽。
這就涉及到【詩經】究竟是怎麽來的。怎麽來的？起先 ，「關關雎鳩」等尚是草昧的民歌，已在某一地區長久地流傳，百姓歌之詠之，舞之蹈之，由來已久——這便形成了「過去理解」，亦胡氏所說的 「作詩之義」 。 繼而，周朝派人把這些民歌采集回來，這便形成了「采詩之義」——朝臣因之拿到了這些「凈化版本」，推而闡發為各自的「當代理解」，為這些原本的民歌加諸種種新鮮的、政治性的註腳 。 最終 ，【詩經】其最終還經歷了孔子等人刪詩的過程，遂成 「刪詩之義」 、「未來理解」—— 【關雎】諸詩，因之又加上了一層道德意義上的註腳 。 綜上，後之覽者不妨根據自己對【詩經】個人化的需要選擇一種或兩種詮釋即可——為了感受文學的美好，亦或者為了走近歷史、修身養正。
——是所謂「三種說法都得聽，又都不能亦步亦趨地聽」，各安對這首詩的所需就挺好。這是由【詩經】的特殊性決定的。
後世之詩則不必如此去讀。 1、屈原之後，詩人姓名標示越發明白，即「文學」逐漸成了一項獨立的事業，而再不像【詩經】三百零五篇，竟幾無一位確信的作者（僅個別【雅】篇結以「吉甫作誦」、「寺人孟子」）。尤其【國風】，基本上篇篇沒有確信的創作背景，而大約只知道它們是從哪裏采集來的。2、文學事業既已趨於獨立，文本作者既已趨於清楚，則各個詩篇的創作背景自然清楚——此如【楚辭】諸詩既然緊緊跟著屈宋，何憂何愁，沒有頭緒嗎？ 3、後世也不會再有【詩經】這種特殊地位的詩了——不會再有：一部詩集而已，周文王、周公、孔子及歷代宗師竟都為了它煞費苦心。詩而稱「經」，別無分號。所謂經典，其整個中華文明的精神綱領也，其整個中華民族世代共享的生產生活資料也——邇之可以事父，遠之可以事君（【論語陽貨第十七】）……
——若屈宋李杜是文學中的水草嘉魚，【詩經】便是那魚缸；無數中華先民的生產生活便是那魚缸賴以取水的江河湖海。
寫於北京家中
2024年8月17日星期六
【主要參考文獻】【詩經】，【論語】，司馬遷【史記】，【淮南子】，朱熹【詩集傳】，胡樸安【詩經學】，聞一多【詩經講義】，傅斯年【詩經講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