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的會通
我們知道，華夏文化內部融合產生了漢代儒家，它屬於中華文明傳統中的「內部融合」。作為主流價值系統的儒學，遭遇到了的本土道教，和外來佛教這兩個他者，在從東漢末至明代漫長的歷史行程中，三者相依、相爭、相成，生成了儒釋道三教並列不悖的文化格局，塑造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中國文化品格。
由此，儒釋道也成為中國文化的表征。明清之際，隨著西方的強勢入侵，由儒釋道構成的中國文化遭遇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他者，這一他者雖然呈現為不同的現代性形態，但卻有著共同的基督教思想內核。
所以，當近代中國被卷裹著進入世界文化潮流中時，自我與他者間的對話不僅呈現為中——西空間結構，本質地處於古——今時間維度上，而且還伴隨著一種羨憎交織的情感。除卻器物、制度、思想層面，「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策略性以西為師外，更為深層的對話主要圍繞西方文化的內核基督教展開。
我們主要是對中西相遇的歷史行程作粗略的梳理。
晚明之際，西方正處於文藝復興極盛時期。陽明之後，中國哲學回歸故鄉，這也意謂其內部潛力已發揮到極致，已無提供新的哲學資源的可能。
從十六世紀中葉以後，先是耶穌會士，繼之新教傳教士，隨著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進行「知識傳教」、「學術傳教」的逐步開展，以「西學東漸」的背景，我們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我們重點看中國遭遇西方的第一個階段。
大約從十六世紀中葉起，西方傳教士陸續進入中國南部傳教，透過他們的傳教活動，開始了中國與西方文化第一次較有廣度與深渡的交流，率先揭開了中國學術走向世界的序幕。
據陳垣的研究，基督教入華傳播史可以分為四期：
唐朝雖然有景教在中國傳布，但它是經過了敘利亞等西亞國家轉型「復合」才經西域傳入中國。從現存史料來看，這種「火熱的東方教會」的來華傳教士來自西亞，並沒史料能證明歐洲人與景教來華有什麽瓜葛。
到了元帝國時期，歐洲國家的商人、教廷使者，以及天主教傳教士陸續來華，他們西方基督教的背景、歐洲傳教士的身份，才在他們觀察中國所留下來的各種文本中逐漸彰顯出。
從元帝國時期到晚清民國，中國儒道與西方的相遇已有千年的歷史，傳教士一直扮演著多重的重要的角色。他們首先是宗教傳播者，是「上帝的使者」；其次，他們又是西方殖民者的先遣隊，在武力擴張或殖民侵略之前先作文化上的征服；
第三，他們還是東西兩大文明之間的「擺渡者」。尤其是傳教士的最後一種身份，明清時期西方來華傳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雙向影響一直延續到今日。不管是「西學東漸」，抑或是「中學西傳」，作為「擺渡者」的傳教士，在中西文化雙向交流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據法國學者榮振華統計，從 1552 年至 1800 年二百五十年間，中國境內的傳教士達 975 人。作為「西學東漸」中「知識傳教」、「學術傳教」的成功奠基者，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曾經成功說服明朝大臣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 3 人先生入教，成為晚明天主教三大柱石，3人與利瑪竇密切合作，一同轉譯了大量科學著作，由此奠定了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來華知識傳教、學術傳教的基礎。
在晚明的中西學術文化初中，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也以極大的興趣與熱情研習西學著作，會通中西學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徐光啟提出「轉譯——會通——超勝」的學術思路，就「西學東漸」這一角度而言，開啟了中國士大夫基督教徒的先例，同時也是基督教與作為大傳統的儒家之間的對話。
就「中學西傳」而言，這此來自西方的天主教傳教士和新教傳教士，他們在華居住數年、十幾年或幾十年，甚至終老於中土，他們或透過書信、報告，或透過遊記作品、漢學著作，以不同的書寫方式或多重渠道，向西方世界言說著中國，他們是數個世紀以來西方之中國形象的最重要的塑造者。
數百年來，這些傳教士報道中國歷經了從物質文化到制度文明，再到精神觀念的轉變，然而他們最感興趣的，往往還是迥異於他們基督教文化傳統的「他者」中國儒釋道宗教文化形象。
在元帝國時期，來自歐洲國家的商人、教廷使者，以及天主教傳教士開始註意到，中國的漢傳佛教以及民間宗教敬拜，但對中國本土道教、儒教思想幾乎一無所知；在地理大發明時期，越來越多的西方商人、旅行家、天主教修會的傳教士來到中國，雖然他們仍是走馬觀
花式地觀察中國，但他們在遊記或書信報告中，首先提到了中國的道教以及文人的宗教——儒家思想。經歷了從「西僧」到「西儒」試錯過程的晚明來華的耶穌會士，盡管他們對佛教、道教、道家思想都有過接觸，可最終，他們還是倒向他們所稱的「儒教」。
他們著手研究和轉譯中國儒家經典，先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然後是【詩經】【尚書】【易經】等五經。晚清的新教傳教士對中國經典的轉譯，也有類似的經歷：從馬士曼、馬禮遜、高大衛分別英譯【論語】【大學】和「四書」經典，到理雅各英譯包括「四書」「五經」在內的儒家經典，以及佛教典籍和道家經典。
雖說早在元帝國時期，西方旅行家、教廷使者、天主教傳教士已經註意到了中國的佛教與道教，晚明時期的耶穌會士也對佛教、道教的思想進行了批判，但一直到晚清時期，方有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開始認真研究中國道教與佛教，並向西方傳譯中國道教與佛教經典。
這些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是中國典籍西譯的最初和最主要的譯者，明清之際，以耶穌會士為代表；晚清時期，則以來自英國的新教傳教士最為活躍。明清之際的耶穌會士，他們側重於轉譯介紹中國儒家經典，開啟歐洲的早期漢學研究；晚清時期的新教傳教士，尤其是以來自英國的倫敦會傳教士為代表，他們從最初轉譯介紹儒家經典，逐步延伸到對中國佛教、道教的研究與經典轉譯方面，這樣到了清末民初，以傳教士為譯者主體的中國典籍轉譯工作幾近完成。
他們對中國儒釋道經典的研究與轉譯，或是為了區別基督教「自我」與中國文化「他者」，以彰顯二者之異；或是從佛教等流傳中國千百年的歷程中汲取有益的啟示，認為儒釋道在不同的層面為基督教入華預備了道，以尋求二者之同。
在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以「他者」眼光，構建的中國儒釋道的宗教形象，是具有差異性的。無論是「以耶釋儒」、「以耶釋華」或「以耶釋道」，他們對中國儒釋道經典的轉譯與詮釋，不僅與他們所塑造的「他者」中國形象有關，也與他們的傳教策略、轉譯策略密不可分。
盡管這些傳教士最初的轉譯動機是為了宣教，但是，在客觀上他們的轉譯行動促進了中國文化的西傳以西方漢學的進一步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