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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南康軍（今江西都昌縣）發生了一件駭人聽聞的刑事案件：一個名叫程念二的平民被殺身亡，而嫌疑最大的，是他的妻子阿梁和奸夫葉勝。但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件殺夫案竟然前後審理九年，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往返多次。緣何出現這種情況？
案發：阿梁案的初審
阿梁案發生後，很快便被送到南康軍司理院審理。由於宋代司法實行鞫讞（jū yàn）分司制度，將司法案件的審理分為推問勘鞫和檢法議刑兩大程式，地方上常常分別由司理參軍和司法參軍負責，實際就是審與判分離。審明案情的這一司法活動在中國古代又稱為「推鞫」「推勘」等。因此，司理參軍又稱為「鞫司」（也稱「推司」「獄司」），司法參軍稱為「讞司」（或稱「法司」）。司理參軍的主要職責就是將案情審理清楚，並對其真實性負責。至於案件該適用哪條法律，判處何種刑罰則是由司法參軍考慮。
按照這一制度，南康軍司理參軍對阿梁案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和審訊。最終審訊出的基本案情是：丈夫程念二本來身體有病。葉勝在行兇殺害程念二之時，阿梁若無其事地抱著兒子在門外徘徊長達半個時辰之久。等到程念二出聲呼救時，阿梁才隨聲呼喊求救，但為時已晚，此時程念二已經傷重身亡。而且更為關鍵的是，在審理過程中，阿梁供認其與葉勝通奸，合謀殺死丈夫。
審理程式推進到這裏，司理參軍的職責可以說已經完成。為了防止推勘過程中的不法和錯誤而導致冤假錯案，宋代在推勘和檢法兩大程式之間，設定了錄問程式，即由與案件審理無關系的官員再次對案情進行審查。錄問之制大概起於五代。後唐天成三年（928）七月十七日敕文：
「諸道州府，凡有推鞠囚獄，案成後，逐處委觀察、防禦、團練、軍事判官，引所勘囚人面前錄問。」
宋代繼承了這一良法，並逐步進行完善。錄問之前，負責錄問的官員須先審查案狀，事無可疑，再提審囚犯，讀示罪狀，令實則書實，虛則陳冤。不僅如此，州、縣二級的錄問程式也有所不同：縣一級徒罪以上的案件，由縣令及其屬官聚問，沒有疑問方將案件送到州；而州一級從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開始，嚴禁以該州所屬官員錄問，必須由鄰州選官負責。其目的就在於將審訊階段發生的錯誤一一糾正，防止帶到下一程式，最終造成冤假錯案。
然而，在錄問階段，阿梁推翻了自己的供詞，喊稱自己冤枉。於是，本案啟動「翻異別勘」的程式。
重審：阿梁的反復稱冤
除「鞫讞分司」外，翻異別勘是宋代另一個極富特色的司法制度。宋代州以上的政府，往往設定多個法院。州一級通常是以錄事參軍為首的州院和以司理參軍為首的司理院。當犯人在某個法院（或是州院，或是司理院）受審時遇到障礙，或在錄問時喊冤，則必須由另一個法院重新審理。如果再次喊冤，或臨刑時稱冤及家屬聲冤的，則必須由上一級的提點刑獄司等監司派官復審。這一過程稱為「移推」或「差官別推」。這一程式實際上是司法機關自動復審，體現了傳統的慎刑精神，尤其是防止錯殺死刑犯人，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阿梁在錄問時翻異，案件自動重審。關於重審的細節，由於史料所限，我們不得而知。但這次重審時阿梁並未再次翻異。至此，案件終於完成了審訊的步驟，進入檢法議刑程式（也就是量刑）。司法參軍根據推鞫程式中審明的案情，檢索出可以適用的法條。由於宋代編敕盛行，法律條文繁雜，司法參軍的職責就顯得尤為重要。阿梁案涉及通奸及謀殺親夫情節。按【宋刑統·賊盜律】規定：
「諸謀殺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斬。犯奸而奸人殺其夫，所奸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
該條法律之下還有一條關於通奸殺人的註：
「犯奸而奸人殺其夫，謂妻妾與人奸通，而奸人殺其夫，謀而已殺、故殺、鬥殺者，所奸妻妾雖不知情，與殺者同罪，謂所奸妻妾亦合絞。」
所以阿梁的刑罰最重判斬刑，最輕也是判處絞刑。其區別在於阿梁是否知情，即阿梁抱著兒子在門口徘徊半個時辰的行為究竟是不知丈夫被殺，還是為葉勝望風，這決定了刑罰的輕重。因此，該案作為疑案被上報到中央。大理寺、刑部經過討論，向南康軍行文，判處阿梁斬刑。然而，在案件宣判時，阿梁再次翻異。案件不得不再次重新審理。我們不禁要提出疑問，阿梁一個弱女子，如何敢於一次次對抗地方乃至中央的判決？
翻異別勘雖然是法律明文規定，也是犯人的權利，但為了防止其濫用，對允許翻異的次數進行了限定。【宋刑統】規定：
「應犯諸罪，臨決稱冤，已經三度斷決，不在重推限。」
可見宋初規定翻異次數最多為三次。到了南宋孝宗時規定：
「囚禁未伏則別推，若仍舊翻異，始則提刑司差官，繼即轉運司、提舉司、安撫司。或鄰路監司差官，謂之五推。」
這時，翻異次數改為五次。但制度與實踐常常並不一致。在實際司法審判中，翻異有時多達六七推而不能決。這是阿梁案久拖不決的制度性原因。
此時，時間來到淳熙六年（1179），朱熹做了南康軍的新任知軍，他對阿梁案態度堅決，認為應該依照中央的判決，判處阿梁斬刑。於是，他向孝宗皇帝上書，表達了對該案的看法：
「夫人道莫大於三綱，而夫婦為之首。今阿梁所犯窮兇極惡，人理之所不容。據其審詞，自合誅死，無足憐者……乞降睿旨，只依元降指揮處斬施行，不惟得以蚤正典刑，使奸兇之人不得以遷延幸免，亦以聳動群聽，使眾著於人倫之義。」
朱熹作為理學家，從三綱五常的角度痛斥阿梁的行為，要求不再重審，並對阿梁處以極刑，以為警示。但即便儒家倫理如此，即便朱熹是南康軍最高長官，該案也必須按照法律程式進行。因此，阿梁便一次又一次地翻異，案件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審。直到淳熙八年（1181） 朱熹調離南康軍時，阿梁案依然處於未審結的狀態。
結案：阿梁案背後的宋代司法理念
淳熙十四年（1187），阿梁案的審理已達九年。阿梁本人前後翻異多達十次。案件當事人之一的葉勝也死在獄中。到了第十一次重審時，由江東提刑耿延年主審。由於該案當事人僅剩阿梁一人，其供詞無法驗證。在十次翻異別勘中，主審官也經歷多人，牽連甚廣。於是，耿延年將審理的案情上報中央，奏請皇帝裁決。刑部在向宋孝宗送出的報告中言道：
「今若便以提刑司所勘為據，則十次所勘官吏皆合坐以失入之罪，幹連者眾。以一人所見而易十次所勘，事亦可疑；若不以提刑司所勘為據，則又須別差官再勘。葉勝既已瘐死獄中，阿梁得以推托，淹延歲久，追逮及於無辜，委是有傷和氣。竊謂九年之獄，十官之勘，不為不詳矣，而猶有異同，則謂之疑獄可也。夫罪疑惟輕，則阿梁當貸死。既不死，則所有前後推勘官吏亦難坐以失入之罪。乞自聖裁。」
孝宗皇帝最終下達了一錘定音的判決：
「南康軍民婦阿梁特貸命，決脊杖二十，送二千裏外州軍編管。」
該案是以「罪疑惟輕」的原則，減輕處罰，但在南宋司法實踐中，這一刑罰是當時減死一等後普遍采用的處置，也算是情法兩平了。刑部報告中所言及的牽涉官員眾多，應該也在皇帝的考慮之中，從而達成了這樣一個折中的處置方式。
這一長達九年的案件，即使在今天也令人驚訝。而宋代司法官員不厭其煩地重審此案，實際反映了宋代特色的司法制度及其理念。高宗紹興時，大理寺右司郎中汪應辰奏稱：
「國家累聖相授，民之犯於有司者，常恐不得其情。故特致詳於聽斷之初；罰之施於有罪者，常恐未當於理，故復加察於赦宥之際。是以參酌古義，並建官師，上下相維，內外相制。所以防閑考覈（hé）者，纖悉曲備，無所不至也……各司其局，初不相關，是非可否，有以相濟，無偏聽獨任之失，此臣所謂特致詳於聽斷之初也。」
汪應辰的這段話是對宋代司法制度的精辟總結。對於百姓犯罪，朝廷最為擔心的就是「常恐不得其情」「未當於理」，即不能審清案情，正確地適用法律。故而在聽斷之初，就建立一套上下相維，內外相制的司法機構。鞫讞分司制度的目的就在於此，透過分司原則，互相糾偏，以達成「無偏聽獨任之失」，即司法公平。正所謂「獄司推鞫，法司檢斷，各有司存，所以防奸」，這種分司頗有「分權制衡」的意味。這當然不能與現代「權力分立」的理論同日而語，但它反映了宋人對於司法權運作的獨特理解，透過鞫讞分司制度，劃分司法權內部界限，互不幹涉，使得各司其存，最終正確地適用法律，保障司法的清明。
同時，為了保障司法清明，除鞫讞分司外，翻異別勘也是十分重要的制度。這是阿梁案拖延九年的關鍵性原因。宋代社會經濟飛速發展，也帶來了復雜多樣的犯罪行為，死刑案件的大幅增加不僅是對傳統「慎刑」觀的挑戰，更加重了司法官員的負擔，極易造成冤假錯案。死者不可復生，死刑案件一旦錯判，其後果不可挽回。因此，翻異別勘制度最為典型的運用就是在死刑案件中，它一次次給予犯罪者及其家屬申訴的權利，並派出不同的官員，移送到不同的機構審理。這樣做的目的，除了防止原審機構和官員徇私枉法外，也是要在一次次翻異中，不斷糾正審判的偏差。因此，即使法律規定了翻異的次數，實踐中官員們也並未遵守。宋代不惜以浪費司法資源為代價，也要極力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維護「人命至重」和「慎刑」的司法觀念。
如果將阿梁案放在整個宋代司法制度下考量，我們發現它長達九年的審理實際上有一定的必然性。從這一個案件，我們能夠看到宋代司法官員在對待涉及死刑案件上的謹慎。更進一步地說，以鞫讞分司和翻異別勘為代表的宋代司法制度，其背後正體現著宋人「尊重生命，重視刑獄」的人文精神和對司法正義的不懈追求。
參考文獻：
【宋刑統】
【續資治通鑒長編】
【宋會要輯稿·職官】
【宋會要輯稿·刑法】
【晦庵集】卷20，【論阿梁獄情劄子】
【歷代名臣奏議】卷217，【慎刑】
來源丨國家人文歷史（文/呂曉鼎）
編輯丨甘小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