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的開端與秦文化的萌生，曾經以今天的甘肅為空間條件。秦作為早期部族文化的發生，作為強勢政治實體的崛起，以及後來成立了強盛的東方大一統帝國，是以這裏作為最初的根據地的。甘肅顯示出秦文化發展軌跡的諸多文物遺存和歷史銘印，以及存留於後世的文化影響，都體現了國家歷史、社會意識和民族情感對於秦史與秦文化的長久紀念。
禮縣四角坪遺址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秦文化的初生和早期發育
關於秦人的早期足跡與秦文化的來源，有西來和東來兩說。【左傳】可見地名「秦」「嬴」，有可能與秦人族源相關。按照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標示，秦，在今山東範縣東；嬴，在今山東萊蕪北。清華大學藏戰國簡牘【系年】說，周武王死後發生三監之亂，周成王伐商邑平叛，商奄遺民被遷徙到「邾」，「以禦奴之戎，是秦先人。」揭示了秦人由東方西遷的史實。其中說到的「邾」，李學勤先生認為就是【禹貢】中所謂的「朱圉」。【漢書·地理誌下】所謂「朱圄」，【續漢書·郡國誌五】所謂「朱圄山」，其方位在今甘肅省甘谷縣西南。李學勤先生指出，「甘谷西南，即今禮縣西北，正為早期秦文化可能的發源地。」這樣的判斷，與錢穆【國史大綱】、林劍鳴【秦史稿】中發表的意見相合。
值得特別註意的是，秦人在尋找合適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方向時，曾經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之間進行選擇。春秋戰國時期列國之中，只有楚人曾經有這樣的經歷。秦、楚均被中原人看作「夷狄」。如【史記·天官書】：「秦、楚……夷狄也，為強伯。」「強伯」就是「強霸」，於是曾經有「天下莫強於秦、楚」的說法（【戰國策·秦策四】）。西漢水上遊的秦早期遺址，顯示這裏已經形成了秦的經濟重心，構築了秦的等級社會，建設了秦的神祀基地。秦人在甘肅禮縣及周邊地方的經營，已經具備了與東方國家文化傳統頗為相近的禮制秩序。秦人後來循渭水東進，應當說是合理的發展路徑的擇定。
秦與西戎的關系
秦人和戎人有密切的關系。相互之間的文化共性，也是秦人西來說的認識基點。先秦歷史記述中，已經有「秦雜戎翟之俗」（【史記·六國年表】）、「秦與戎翟同俗」（【史記·魏世家】）、「秦戎翟之教」（【史記·商君列傳】）等說法。
秦仲曾「誅西戎」，而「死於戎」。周王室迫於戎的軍事壓力東遷之後，宣布「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記·秦本紀】）。於是「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為諸侯」（【史記·匈奴列傳】）。秦人最早的擴張，是透過「誅」「戎」「伐戎」「攻逐戎」為主題的部族戰爭實作的。秦穆公時代，「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裏」，所謂「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夷」（【史記·秦本紀】）。透過「西霸戎夷」逐步占有的土地，許多在今甘肅地方。
史家分析區域文化，甚至有「秦、翟」並說的情形（【史記·貨殖列傳】）。秦人透過與「戎翟」「夷翟」的密切交往，受到西北少數民族文化影響，性格特征與民俗風貌體現出好勇尚力、積極進取的傾向。由此體現的秦人全方位開放的文化氣度，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漢書·韓安國傳】載錄王恢的說法：「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裏，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裏，並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漢書·匈奴傳上】寫道：「秦昭王時……宣太後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漢代人回顧秦人對隴西、北地的經營，言及秦穆公時代和秦昭襄王時代的突出成就，實際上也透露了這一地區的實際控制曾經有反復。而秦人比較好地解決了西北民族關系問題，西戎之地成為秦對東方作戰的鞏固後方。
禮縣大堡子山出土的鷙鳥紋金飾片
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述，「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這是秦實作統一之後秦始皇第一次出巡，也是他唯一一次西向巡行。此後秦始皇又曾四次出巡，均前往東方海濱。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出巡，經行今甘肅隴東地區，其目的和作用值得分析。對於秦帝國的行政史和交通史，秦始皇此次出巡均有重要的意義。
近年考古學者發現秦早期遺跡比較集中的甘谷縣、清水縣、天水市等地，就在隴西郡。而秦人與西戎的戰與和，交往與交流，「北地」也是主要場地之一。
在統一之後次年即西巡，體現了對秦國文化發祥地及統一戰爭中基本根據地的特別看重。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東巡，瑯玡刻石稱其目的是「東撫東土」，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在某種意義上其實也可以看作「西撫西土」。
在【史記·封禪書】言作為祭祀中心的雍地有「百有余廟」之後，又寫道：「西亦有數十祠。」司馬貞【索隱】：「西即隴西之西縣，秦之舊都，故有祠焉。」甘肅禮縣發掘的祀所遺址，有的至西漢初期仍然進行祭祀活動。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西巡，應當視察了「秦之舊都」與故祠。
放馬灘的重要發現
天水放馬灘秦簡
天水放馬灘1號秦墓出土的保存完整、字跡清晰的戰國簡牘，書寫內容包括甲乙兩種【日書】等。其中曾經被定名為【墓主記】的文獻，李學勤先生認為可以看作誌怪小說之濫觴。因為其記述「丹」的事跡，有的學者認為應題名為【丹】。放馬灘【日書】是繼睡虎地【日書】出土之後的另一重大發現，是在中國北方特別是秦人創造早期歷史的隴東地方存留的思想史、文化史記錄，價值尤其值得珍視。放馬灘秦簡【律書】的研究者強調了相關文書對於音樂考古學的意義。所出土木板地圖，可以提供重要的歷史文化資訊，對於推動中國古代地圖史、測量學史和地理學研究的進步有重要意義。從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反映生態環境面貌的內容。放馬灘地圖突出顯示「材」及其「大」「中」「小」以及是否已「刊」等，都應理解為反映當地植被條件及其經濟效益的史料。聯系秦人先祖「養育草木鳥獸」（【漢書·地理誌下】）中有關「木」即林業經營的歷史記憶，可以認識其中提供的林業史資訊。
天水放馬灘出土的木板地圖 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
關於放馬灘秦地圖的繪制年代，尚有不同的判斷，何雙全先全以為當在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地圖初探】）。朱玲玲贊同此說（【放馬灘戰國地圖與先秦時期的地圖學】）。李學勤以為在秦昭襄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69年）（【放馬灘簡中的誌怪故事】）。張修桂以為在秦昭襄王之前的公元前300年以前，並將圖分為兩組，分別各有推論（【天水〈放馬灘地圖〉的繪制年代】）。雍際春以為在秦惠文王後元年間，相當於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310年（【天水放馬灘木板地圖研究】）。【天水放馬灘墓葬發掘報告】說，「繪時代早於墓葬年代，應當在公元前239年之前，屬戰國中期的作品」。
有學者指出，中國「是最早繪制地圖的國家，在地圖學理論和制作技術上曾經走在世界各國的前列」。在埃及，曾經發現「繪制在‘杜林紙草書’的殘片上」「公元前1150年的采礦圖」，放馬灘秦墓出土木板地圖則是世界東方迄今發現的最早的「實用」意義最為鮮明的古地圖的實物遺存，已經形成了「完整統一的圖式體例系統」（雍際春【天水放馬灘木板地圖研究】）。有學者稱之為「專題性地圖的萌芽」。而這一歷史貢獻，是秦人在天水地區實作的。
對於其形式為「專題性地圖」「實用地圖」的這一科學發明，有必要與秦人重視實用之學的文化傳統聯系起來理解，而我們所重視的秦人在技術之學方面的領先地位，也因此得到了文物實證。
臨洮「大人」傳說與「十二金人」鑄作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實作統一。關於秦帝國的疆域，當時明確宣布「西至臨洮、羌中」（【史記·秦始皇本紀】）。臨洮，在今甘肅岷縣，秦漢時屬隴西郡。【漢書·地理誌下】說：「隴西郡，秦置。」「臨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桴罕東入河。」所謂「洮水出西羌中」，是可以和「西至臨洮、羌中」對照理解的。
臨洮，是作為秦帝國界域的醒目的地理座標。【漢書·西域傳上】寫道：「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臨洮在秦史中留下的另一記錄是在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出擊趙國的秦軍曾經在屯留發生兵變，叛亂者受到嚴厲的懲處，脅從叛軍的當地民眾也被強制遷徙到臨洮。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八年，王弟長安君成橋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
【漢書·劉向傳】載劉向上奏談「天文」預示「時變」的史例，曾經道：「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於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劉向以為這些自然異象可以證實孔子的意見，「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
「長人見於臨洮」被看作警示秦敗亡的異象。【漢書·五行誌下之上】寫道：「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天戒若曰，勿大為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並六國，反喜以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大人」十二見於臨洮，班固以為「天戒」，「大人見於臨洮，明禍亂之起。」而秦始皇卻「反喜以為瑞」，所謂「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其出發點也在於順應天意。「大人」「見於臨洮」，出現時「皆夷狄服」，班固理解為「天戒若曰，勿大為夷狄之行，將受其禍」。這可能與臨洮地當秦西邊，正當與「夷狄」相交的文化界點有關。不過秦始皇反而變本加厲，大行「奢淫暴虐」之政，其中就包括「務欲廣地，南戍五嶺，北築長城以備胡越，塹山堙谷，西其臨洮，東至遼東，徑數千裏」。臨洮地方，成為長城工程的代表性象征。「大人」之「見」，也被班固解釋為「明禍亂之起」的先兆。果然「後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陳勝發」，滅亡秦王朝的大起義，竟然確實是由前往戍守長城的戍卒陳勝發起。
海市蜃樓現象不僅頻繁見於海上，也多見於沙漠荒原。這一情形在司馬遷的時代就已經引起註意。【史記·天官書】寫道：「海旁蜃氣象樓台，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臨洮以遠的地區，正是【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謂「西涉流沙」之地，是沙漠荒原連天的「廣野」。不能排除「長人」「大人」「見於臨洮」由來於類似「海旁蜃氣」的「廣野氣」的可能。類似情形，有【晉書·武帝紀】：「（鹹熙二年八月）長人見於襄武，長三丈。」襄武（今甘肅隴西）和臨洮（今甘肅岷縣）相距很近，同屬於隴西郡，是地形氣象條件相近的地區。
漢代西北方向的「秦人」稱謂
在西漢時期稱為「西北邊」的方向，曾經通行「秦人」稱謂。戰國至秦代，秦人在西北方向的歷史文化影響，使得匈奴人和西域人習稱中原人為「秦人」。西漢時期西域「秦人」稱謂見於【史記】【漢書】等具有經典意義的史籍文獻。而透過新疆拜城劉平國刻石文字可知，東漢時西域地區依然使用「秦人」名號。我們不僅看到匈奴人與西域人習稱中原人為「秦人」的歷史語言現象，西域中原人指稱中原人也使用「秦人」稱謂。
社會稱謂的形成和傳播，往往體現重要的歷史文化意義。作為社會稱謂、民族代號和文化標識的「秦人」，是可以說明中華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歷史的具有典型性意義的語言標本。討論西域「秦人」稱謂與漢地「秦胡」「秦虜」「秦騎」稱謂的關系，也是值得關註的有學術意義的話題。
這些稱謂的通行，反映「秦人」在西北方向長期活躍形成的強勢影響。這種文化影響，主要是透過今甘肅地方向外實作放射線的，而絲綢之路是實作這種文化傳播的重要路徑。許多跡象表明，早在河西四郡設定之前，甚至在前張騫時代，現今甘肅地方的文化存在已經透過向西、向北的交流，實作了世界性的影響。秦人在這一歷史行程中表現出的積極與主動是引人矚目的。
來源丨甘肅日報（文/王子今）
編輯丨甘小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