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5日，時任中國畫研究院院長的李可染正與兩位同事交談甚歡。
談話間，不知觸及了何許話題，李可染的面色驟變，蒼白如紙。他猛地一側頭，身體開始劇烈顫抖，連假牙都不慎脫落，隨後整個人無力地倒在了沙發上，不久便失去了生命的氣息。
事後，經診斷，李可染因心臟病突發而離世，享年82歲。
面對死神的悄然降臨，或許在李可染的心中，有著一份難以言喻的釋然。畢竟，歷經風雨飄搖的一生後，他終於得以解脫，邁向了永恒的寧靜。
「1」
李可染誕生於貧寒之家，身為次子，父母寄予厚望，特賜名李永順，祈願無依無靠的他能人生順遂，一帆風順。
如今回望，這名字卻似命運之謔，名為永順者，實則一生波折，難覓坦途。
自幼，李可染便展現出非凡的繪畫才情。餐桌之上，他以筷為筆，隨性揮灑；臥榻之間，亦不忘以席為紙，創作「新畫」。即便孩童時期不慎打碎器物，他亦能化廢為寶，以碎瓷片勾勒人物，令大人們贊嘆不已。
入學後，李可染更是深得美術老師青睞，贊其「孺子可教，素質可染」，遂賜新名——李可染。此名不負眾望，1929年，他成功考入杭州西湖國立藝術學院深造，並受教於林風眠大師。
然而，求學之路並非坦途。生活自理，食宿皆需自行解決，李可染未能如其他同學般入住近校的大寺院，而是與友人張眺等共租於偏遠尼姑庵的簡陋小屋。夜風呼嘯，小樓搖搖欲墜，走道無欄，眾人戲稱「危樓」，然其低廉租金，每人僅需一元，實為無奈之選。
物質雖貧，精神卻異常富足，甚至在此間悄然綻放愛情之花。李可染不僅畫技超群，二胡亦拉得一手好曲，因此吸引了財政部報社編輯蘇少卿的註意，更重要的是，他成為了蘇少卿女兒蘇娥的傾慕物件。蘇娥身姿曼妙，才情出眾，中西繪畫皆有所成，又擅京劇，與李可染誌趣相投。
面對心儀之人，李可染雖家境貧寒，卻自信滿滿，勇敢表達心意。初見蘇娥，他便直言心中喜悅，得知蘇娥亦有意於他，蘇少卿初時雖不悅，但在林風眠的調解下，終是默許了這段姻緣。
1931年，二人喜結連理，成就了一段佳話。婚後，他們居於徐州簡陋平房，生活條件雖不及蘇家，但蘇娥甘之如飴，與夫共渡難關。閑暇時，李可染拉二胡，蘇娥唱京劇，二人琴瑟和鳴，羨煞旁人。
然而，幸福時光總是短暫，美好易逝，令人唏噓不已。
「2」
抗戰烽火起，李可染毅然西行，奔赴武漢、重慶等地，積極投身於救亡圖存的洪流之中。彼時，蘇娥正懷有第三胎，行動不便，無奈之下，李可染只得將她送至父母身邊照料，未曾想，這一別竟成永訣。
三胎呱呱墜地，卻未能給這個家庭帶來喜悅，蘇娥突患猩紅熱，病情急轉直下，最終撒手人寰，連初生的嬰兒都未能抱一抱。而遠在重慶的李可染，正沈浸在戰爭結束後與妻兒團聚的美夢中，對這一切渾然不知。
次年，噩耗傳來，李可染如遭雷擊，悲痛欲絕，淚水難以自禁，更因此落下了失眠的頑疾，余生再未得一夜安眠。這失眠，不僅僅是失去愛妻之痛，更是後續一連串不幸的累積，如同暗夜中的火種，逐漸燎原。
蘇娥的離世，對李可染而言，無異於內心世界的另一場戰爭，無聲卻慘烈。他強忍悲痛，維持著表面的平靜，繼續生活與工作。在頻繁的轟炸聲中，他一度放棄躲避，任由命運擺布，內心的恐懼與無助卻如潮水般洶湧。
1941年，李可染選擇離開喧囂，隱居農戶家中，尋求心靈的片刻寧靜。直至國立藝專校長陳之佛的盛情邀請，他才重新出山，擔任中國畫講師，開啟了新的篇章。
隨著國立藝專講師的身份，李可染的名聲日隆。在重慶的首場個人畫展上，他意外地迎來了一位特別的買家——徐悲鴻先生。徐先生對李可染的作品青睞有加，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畫作交換，這份認可與提攜，讓李可染深感溫暖與鼓舞。
「我的作品尚顯稚嫩，怎敢與徐先生這樣的前輩大師相提並論。」李可染謙遜地推辭，卻難掩心中的激動與感激。徐悲鴻的出現，不僅為李可染的藝術之路點亮了一盞明燈，更讓他深刻體會到了藝術界前輩之間的溫情與傳承。
從此，李可染的生活逐漸回暖，與徐悲鴻的相遇，成為了他人生中的重要轉折點，也為他帶來了更多的機遇與挑戰。
「3」
1946年，隨著戰火的漸漸平息，李可染的案頭悄然出現了兩份聘書，如同春風送暖，一份來自他魂牽夢繞的母校——杭州國立藝專，那是林風眠先生誠摯的邀請；另一份，則跨越千山萬水，自北平國立藝專翩然而至，攜帶著徐悲鴻先生深邃的目光與期望。
在無數個不眠之夜中，李可染反復權衡，內心的天平最終傾向了北平。這並非偶然，而是徐悲鴻先生巧妙布下的一枚棋子，他以一個畫家的敏銳與智慧，許下了一個令李可染無法抗拒的承諾——引薦他拜入齊白石與黃賓虹兩位國畫巨匠的門下。這二人，正是李可染心中仰望已久的高峰，是他藝術之路上夢寐以求的燈塔。
於是，在徐悲鴻的精心安排下，李可染踏上了前往北平的路途，正式成為齊白石與黃賓虹的弟子。在兩位大師面前，他謙卑如塵，十年如一日地鋪紙磨墨，用汗水與虔誠鋪就了一條通往藝術巔峰的道路。在他的筆下，國畫之韻愈發深邃，技藝之樹愈發枝繁葉茂。
1949年，新中國如旭日東升，照耀著這片古老的土地。北平國立藝專也隨之迎來了新生，更名為中央美術學院。李可染，這位在藝術海洋中遨遊多年的探索者，順理成章地成為了這所藝術殿堂的首批教授，肩負起培育新生代藝術力量的重任。
然而，命運總是充滿變數。1957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席卷而來，李可染的名字也被卷入其中，他的畫作被冠以「小資小調」之名，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擊。更為嚴峻的是，他被迫離開了心愛的國畫創作，轉而教授水彩畫。這一變故，對於任何一位藝術家而言，無疑是沈重的打擊。
但李可染，這位歷經風雨洗禮的畫家，卻以一種超乎常人的淡然與堅韌，接受了命運的安排。他沒有選擇激烈的反抗，而是以一種近乎逆來順受的態度，默默承受著一切。在他的心中，或許正孕育著另一場藝術的變革與重生。
面對命運的刁難，李可染展現出了驚人的韌性與適應力。無論命運丟給他何種考驗，他都一一接下，毫無怨言。為了順應時代的潮流，他毅然決然地改變了自己的畫風，那些曾經令他引以為傲的筆觸與色彩，似乎一夜之間便被塵封於過往。他積極地撰寫論文，字裏行間透露出與過去那個「不堪的自己」徹底告別的決心，展現出一位藝術家在逆境中尋求突破與重生的勇氣。
然而，命運的殘酷並未因此停歇。回想起讀書時那位最親密無間的朋友張眺，早已在世事無常中慘然離世，李可染的心中不禁湧起一陣悲涼。似乎，在這個世界上，他已經沒有了退路，只能孤身一人面對這無盡的風暴。
他嘗試著以文字為媒介，表達自己的真誠與清白，但在這個紛擾復雜的時代，這些努力似乎都顯得那麽蒼白無力。風暴依舊無情地席卷而來，李可染終究未能幸免。
第三次大型打擊如同晴天霹靂，幾乎讓李可染崩潰。他被抄家，被剝奪了創作的權利，甚至被關進了那個象征著屈辱與絕望的牛棚。此時的他，已經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本應享受天倫之樂，卻還要承受如此非人的待遇。因為值班分時配饅頭的微小紛爭，他竟被看守的學生辱罵、拳打腳踢，這一幕幕，讓人心寒不已。
但即便是在這樣的絕境之中，李可染也未曾放棄過對藝術的熱愛與追求。他的心中，始終燃燒著一團不滅的火焰，那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藝術真諦的執著。或許，正是這份堅韌與執著，讓他在逆境中依然能夠堅守自我，等待著重生的那一天。
在那段暗無天日的歲月裏，李可染先生以他獨有的方式，展現出了人性的光輝與溫暖。即便身處「牛棚」，被剝奪了自由與尊嚴，他依然竭盡所能地幫助著身邊的人。美術系學生萬青力的回憶，為我們勾勒出了這樣一位慈祥而堅韌的長者形象。
年過六旬的李可染先生，身材高大，卻動作遲緩，持重寡言。在最初的十幾天裏，他幾乎未曾開口，只是偶爾向萬青力投以寬厚慈祥的微笑，這微笑如同冬日裏的一縷陽光，溫暖而珍貴。
在那個禁止言語、充滿壓抑的環境中，他們每天重復著枯燥乏味的勞動與自我批判。寫認罪交代，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一種精神上的折磨，但李可染先生卻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練字，來對抗這份痛苦。他寫字極慢，每一筆都仿佛承載著千斤重量，但正是這份堅持與執著，讓他在逆境中找到了心靈的寄托。
當萬青力因無法忍受而偷偷在紙上畫棋自娛時，李可染先生以他敏銳的洞察力察覺到了危險。他不動聲色地用左胳膊壓住了棋盤，為萬青力化解了一場可能的災難。這一舉動，不僅展現了他的機智與勇敢，更體現了他對年輕後輩的關愛與保護。
然而，被平反後的李可染先生，卻似乎並未能完全走出那段陰影。他常常做噩夢，夢中總是重復著爬山又摔落的場景，這象征著他內心深處對於過去那段經歷的恐懼與不安。陽光下的他，雖然獲得了新生，但陰影依然如影隨形，讓他變得謹言慎行，不再像過去那樣自信與開朗。
但正是這樣的李可染先生，更加讓人敬佩與感慨。他用自己的經歷告訴我們：無論遭遇何種困境與磨難，只要保持內心的善良與堅韌，就一定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光明之路。
1989年的那一天，李可染先生平靜地離開了這個世界，帶著一生的風雨與坎坷，也帶著那些深深刻印在他心頭的驚嚇與噩夢。隨著他的離去，那些沈重的記憶仿佛也隨之消散，一切終於歸於了平靜。
在那個沒有痛苦、沒有恐懼的世界裏，李可染先生終於迎來了他渴望已久的「新生」。他不再受限於身體的束縛，不再需要面對那些無端的指責與迫害，他可以自由地揮灑他的畫筆，用色彩和線條來表達他內心最真摯的情感。
在另一個世界裏，李可染先生的藝術才華將得到無限的釋放與昇華。他的畫作將不再只是供人觀賞的藝術品，而是成為連線兩個世界、傳遞美好與希望的橋梁。他的每一筆、每一劃都將化作璀璨的光芒，照亮那些仍在黑暗中掙紮的人們的心靈。
對於李可染先生來說，這或許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刻。他終於可以放下所有的包袱與負擔，以最純粹的姿態去追尋藝術的真諦。他的離去雖然讓我們感到無盡的惋惜與悲痛，但我們也應為他感到欣慰與祝福。因為他已經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歸宿與安寧，在另一個世界裏繼續著他未竟的藝術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