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名」的社會：文士以畫治生的特殊空間

2024-06-26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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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藝術與社會研究

作者 | 王丁

分享 | 書藝公社（ID：shufaorg）

此處的「重名」，主要是指社會中對於「名」的重視和崇拜。正如上一節所論，鑒藏觀念中貴古賤今的觀念受到挑戰，文士繪畫在當時便得到了認可，這為文士以畫治生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但隨之而來的問題也非常明顯：如果說古畫經過了時間的淘洗，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價值評估，那麽對於購藏者來說，他們面對當代文士的繪畫，又應該以何種標準來甄別選取呢？除了少數精於鑒賞的文人，大部份購藏者對於繪畫作品之良莠，其實並沒有足夠的鑒別能力。於是，作者之「名」往往成為判斷繪畫價值最重要的因素，繪畫購藏由此不再依憑「目鑒」，而是仰賴「耳聞」，耳食之風遂盛於晚明社會。這種風氣對文士以畫治生來說，既有利，也存在弊端。一方面，文士往往是社會中名望的擁有者，多種因素均可造就文士之「名」，而名氣之下往往不乏索畫者；另一方面，這也為擅畫卻聲名不顯的文士造成了困難。可以說，重「名」的晚明社會，為文士以畫治生提供了特殊的空間。

一．社交性消費：晚明社會重「名」之表現

雖然歷代文人都有對於「好名」之弊的議論，但實際上，儒家對於「名」並非持完全排斥，而是主張名實相副，孔子即有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並不摒棄對「名」的追求。然而，晚明社會對於「名」的推崇，卻出現了一種過度的樣態：從士人角度而言，不僅「名士」往往名實不副[1]，而且「名」與「利」也緊密相關，成為一種謀生手段；從社會角度來說，世人崇拜「名士」，並非重視其中的榜樣模範意義，而是以一種消費的態度來對待，「名」也成為一種可以換算為經濟價值的資本。也正是因為「名」具有此種價值，名士詩文書畫成為文化商品，可以為他們直接帶來經濟利益。以下試一一論之。

首先，就「名」的意義而言，晚明社會對於「名」的理解與看待方式有很強的世俗性與功利色彩。歷來文士獲得聲名，或者因為學問，或者因為文才，或者因為孝悌品格，並無定例，且數量並不多，方能顯「名」之貴重。但在明中後期，名士之「產生」出現了一定的規律，狂狷成為當時名士的主要形態。士人不再恪守中道，反而有種種驚世駭俗的行為，再加以其詩文名望，成為當時「名士」的主要型別。好酒色、懂書畫、擅詩文、有怪癖，皆可為名士，甚至有時人諷刺說當世名士只在賭場與妓院之中。也正因為此種偏離中道的名士風氣如此世俗化，非常容易模仿，以至於晚明處處皆有「名士」，此一稱呼不再是褒揚，反而成為一種帶有貶義的「習氣」。明末陳龍正在與友人的書信中對當時的「名士」行止有形象的描述，他認為「名士之稱，起於諸葛之巾服臨戎，……重在‘士’不在‘名’也」，而晚明之「名士」，則「簡穎吟哦，郵筒往復，動矜名士，重在‘名’不在‘士’，毋乃未識名士之義耶？」[2]這種由「士」到「名」的意義轉移，正體現了當時社會重「名」的風氣，以及「名士」日趨浮泛的做派。錢鐘書對「名士」有過一番梳理，認為「降至後世，‘名士’幾同輕薄為文、標榜盜名之狂士、遊士」[3]，可謂的見。

「名」之源頭如此，逐利的世風下，世人對「名」的理解也呈現出了世俗化特征，更為看重「名」的功利性意義。以唐寅和祝允明的一則故事為例，【白醉瑣言】記載二人浪遊揚州，「極聲伎之樂，資用乏絕」，於是「戲謂監使者課稅甚饒」，扮作玄妙觀的募緣道者，去拜訪監使者。如此冒昧而來，監使者果然大怒，叱之曰：「爾獨不聞禦史台，霜威凜凜邪！何物道者，輒敢經造乎？」面對監使者的責問，唐、祝則有一段頗有趣的回答：「明公將以貧道為遊食者與？非敢然也。貧道所與交，皆天下賢豪長者，即如吾吳唐伯虎、祝希哲輩，鹹折節為友。明公不棄，請奏薄技，惟公所命。」於是禦史出題，二人賦詩，果然「禦史大悅，即檄下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為葺觀費」。唐、祝二人得金以後，「乃悉召諸妓及所與遊者暢飲，數日輒盡」。異日，監使者巡視到了玄妙觀，發現傾頹如故，找人來問，方知為唐、祝二人所騙，但「惜其才名，不問也」[4]。

此一則故事顯然是小說家言，不過從這種野史記載中，正能看出社會普遍的對於文士之「名」的理解，其中有幾點頗值得註意。首先，故事中唐寅與祝允明此舉，明顯背離儒家觀念中的中道，若非二人具有名士身份，其行為實際上和民間普通詐錢騙財者無別；其次，二人面對禦史的責問，為了增加可信度，稱所交者皆天下豪傑，甚至當世名士如「唐伯虎、祝希哲輩」也折節為友，可見「名士」身份在當時的意義，甚至有道德與身份的保證作用；再次，監使者得知被二人所騙後，並未采取懲戒，反而將此事輕輕放過，其原因也是「惜其才名」，可見社會對於名士的怪異舉止容忍度之高。在整個故事中，「名」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僅是事情得以順利進行的重要保證（即讓監使者相信，並且保證二人免於懲戒），而且解構了二人騙財行為的嚴肅性，反而賦予其文士風流的另類色彩。可以說，唐、祝二人這一名利雙收、愚弄禦史並且免於懲罰的故事，正是世人對於「名」的功利態度的體現。傳統的道德性的、隱逸的文士精神性的「名」不再是焦點，取而代之的是「名」之功用與特權，在上面的故事中，「名」最直接的用途便是為唐寅與祝允明提供了繼續浪遊揚州的資金，並免於責罰。

事實上，晚明社會正是以這樣一種態度來對待「名」的。正如上文故事所展示的，與名士的交往關系本身便能提高地位，保證品格，進而帶來利益。與名士結交遂成為一時風氣，名人的文化產品也成為消費的重點，無論是名人的序跋，還是字畫，都具有非常實際的經濟意義，成為可以購買的商品。

以詩文類消費為例，重「名」的風瓦斯現得最明顯的是詩文集序跋和賀壽詩文。賀壽詩文，本章末節會有專題涉及晚明的賀壽習俗，此處暫不展開，且以詩文集的序跋為例略作觀察。晚明文士中盛行編纂文集的風氣，即便本人在世時未成集，其子孫也會努力使其詩文集付梓，並邀請名人為之寫序。即使朋友間作序，也往往具有誇耀目的。這種序跋請求在晚明書信中比比皆是，如明末胡澂有【除夕與顧與治】，稱：「以仆往者災木，而虞山、石湖二老，於皇、伯紫、淡心諸同學，不吝詮序之，獨先生未有一言。……仆非敢自謂可存，若借品題以歸我黃山、白嶽間，誇我父老，平生願足。」[5]災木一詞，是指文集梓刻行為有浪費木料之嫌，是謙辭。胡澂此封信是請顧與治（即顧夢遊，字與治）為其作序，以「誇我父老」，可見當時對序文的一般認識確實難免此種誇耀作用。胡澂信中亦提及了已經為他寫了序的眾人，有錢謙益（虞山人）、杜濬（字於皇）、紀映鐘（字伯紫）、余懷（字無懷，號淡心）等等，皆屬明末清初名士，錢謙益更是當時人人企望結交的文壇領袖，得其片語只字都是無上榮耀，可見作序人的選擇並非根據熟悉親密程度，而是有一套社會普遍遵從的標準，其中主要考慮的因素便是作序人之「名」。因此，當時的各種文集往往像是名士收集冊，明末名僧袾宏描述當時風氣稱：「世人將平生所作詩文，匯為一集，乞諸名人序跋之，曰：‘以此為不朽計也。’」[6]名士作序跋，有助於詩文集的流傳與不朽，更可以誇耀於父老，無怪乎世人競相追逐名士，求其品題。

然而名士並不是人人皆可結交，在傳統交往禮儀中，若非熟識，請其作文往往有唐突之嫌，於是經常需要中間人引薦。在此種需求下，「名士牙行」應運而生。何謂名士牙行？王士禛【居易錄】中有一段文字，提及此種為名士作牙人的例子：

【老學庵筆記】，嘉興聞人滋自雲作門客牙、充書籍行。近日，新安孫布衣黙，字無言，居廣陵，貧而好客，四方名士至者，必徒步訪之。嘗告予欲渡江往海鹽，詢以有底急，則雲欲訪彭十羨門，索其新詞，與予洎鄒程村作，合刻為三家耳。陳其年（維崧）贈以詩曰：「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卿饑寒？」指此也。人戲目之為「名士牙行」。吳門袁駿字重其，亦有此名。康熙乙巳曾渡江訪予於廣陵。[7]

牙行亦稱牙人、牙郎，是市場中為買賣雙方引薦、促成交易的中間人，名士牙行，則顯然是專門作「名士」生意的牙人，類似於現在專門經營關系的中介之類。以王士禛這裏提到的孫默為例，他的活動正是結交名士、促成人與人之間的聯系。他「貧而好客，四方名士至者，必徒步訪之」，對於諸名士有明確的結交意識，與此同時，他也會有意識地促成文士之間的認識與合作，比如王漁洋提到他奔走於浙江海鹽的彭孫遹（字駿孫，號羨門）與江蘇鄒祗謨（字訏士，號程村）之間，努力促成「合刻為三家詩」之事。陳維崧調侃道「此事何與卿饑寒」，但實際上，孫默等人正是以此為生，但凡有人需要代為引薦，往往需要奉上禮物和酬勞。可以說，孫默與諸多名士的聯系正是其謀生之資。

關於吳門袁駿與新安孫默，杜桂萍有【「名士牙行」與清初「贈送之文」的繁榮———以袁駿、孫默征集活動為中心的考察】一文[8]，專門對此二人進行討論。除了上文中王士禛所記載的為文士牽線的行為，孫默和袁駿本身便是「名士收集者」：「蘇州人袁駿以表彰母節為名，長期不遺余力地征求【霜哺篇】題詞達60 年之久，以至‘凡士大夫過吳門者，無不知有袁孝子也’。客居揚州的休寧人孫默以回家為名，征求送歸黃山詩文近30 年，促成了‘海內詩文積盈篋，無人不送歸山辭’的效果，卻始終未能返歸家鄉黃山。」[9]凡是當世有名者，皆是他們求詩乞文的物件，為他們題詩、作序的有陳繼儒、施閏章、錢謙益、汪琬、歸莊、魏禧、汪懋麟、陳維崧等當世名家，孫默自稱獲得的詩文便有一千多近兩千余篇。值得註意的是，孫默以歸黃山為由，向眾名人求送別詩文，收集活動持續多年，卻並未有歸黃山之舉，他也因此受到許多質疑。實際上，對於孫默來說，歸與不歸並不重要，收集本身便是目的。袁、孫二人，周旋於名士間，正是當時名士消費現象的典型案例。

其次，晚明社會對於「名」的消費，主要是在社群網路中展開的，是一種社交性消費。一般來講，世人購買名人詩文書畫的目的，或者為了欣賞，或者為了收藏，但在明中後期，對於此類文化產品的消費很大一部份都是為了維持人情關系。晚明正是一個社會性交往極為發達的社會，有別於人人各安其事的傳統社會形態，晚明社會呈現出了極強的流動性，不僅有專門的幫閑、流氓等生業不固定的群體，即使文士也不再安於居家閉門耕讀，往往處於奔波遊走狀態，送往迎來、交際應酬成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內容，社交的意義在晚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顯。

這種社交社會的風氣與狀態，也可以從晚明日用類書中窺得。前文已經提及明中後期的日用類書所涉及的各類知識，不僅有日常衛生健康、農業、節俗等居家必備知識，還有許多社交性內容，比如教人寫信的「文翰門」，包含了「諸書劄式、稱呼套語、雜用稱答、饋送小柬、請召小柬活套、婦女饋送小柬」，裏面不僅有概論性的指導，還有具體範例講解，非常生動。以「請人」這一交往模式為例，根據不同原因又分為「定親請人」「定親請媒」「新娶請人」「子娶請人」「生子請人」「生孫請人」「子冠請人」「常生請人」「父壽請人」「母壽請人」「建居請人」「葬墳請人」「商歸請人」「請濯足」「新正請人」「元宵請人」「端午請人」「中秋請人」「重陽請人」。從中可見禮尚往來之俗，比如「商歸請人」，指的是行商之人歸來請客，而「請濯足」則商人反為客，是親朋友鄰為歸來的商人接風洗塵。交往禮儀中專門拈出商人這一身份，亦可見此時對於商人的重視。此外，關於這種種場合的書函交往，不僅僅有「請」的範例，也有「回」的套路。比如「中秋請人」，請者套路為：「六合無塵，一輪全滿，此心直射，對景益明，共坐蒲團，舉杯暢飲。」而回者的套路為：「明月當空，群雲在手，辱招綺席，示我德言，願挹輝光，拂開暗塞。」[10]在市井百姓的日用手冊中出現這種文縐縐的書函範例，讓人不得不註意到此時社會交往風氣的兩個特點，一個是追求文士之雅（雖然只得其形不得其神），另一個就是繁縟，社交往來極為頻繁，且人情交際關系展現為一套套文雅化的、充滿刻意的套話，其中不乏阿諛奉承之詞（如「文翰門」亦有專門針對不同身份的頌德活套之辭），足見此時的世風之變。正如王正華所說，「福建版日用類書所指向的晚明審過並非今日認定之‘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或家居生活，而是極為重視交際應酬與流行話題的社會生活。……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存在於一個巨大而密實的人際網路中，交織的是人情世故，是場面交際，而不是縉紳家業、問學求道或生活上的實際問題。」[11]

在這樣的社會網路中，以「名人」詩文字畫作為維持社交關系的物品，再合適不過了。一方面，詩文書畫在明代本身便是流行風尚的一部份，是文士雅文化的象征；另一方面，即使無法欣賞書畫本身，有「名人」落款作為保證，價值就得到了保障。所以，名人的詩文字畫作為禮物，出現在了晚明社會的多種場合，比如送別[12]、祝賀（如賀升官、賀入泮、賀壽、賀新婚、賀得子等等）、喪葬（以碑誌文為主）等等。不僅能文擅畫的文士自己完成作品作為禮物送給親朋，不具備創作能力的民眾想要知名文士的字畫，也會備上潤筆酬勞，上門請托，或者請中間人代為引薦。著名文人畫家詹景鳳有一封與徽商方用彬的書信，展示了繪畫的此種「人事」用途：「佳冊二、佳紙四俱如教完奉。又長紙四幅、中長紙六帖、聽兄作人事送人可也，幸勿訝。」[13]此處人事即維系人情的禮物。詹景鳳不僅完成了方用彬客製的畫冊，還額外附上幾幅畫作，供方用彬送禮之用，可見以畫為禮，確屬當時的通行做法。

總而言之，晚明社會中對於名的崇拜，以消費的形式體現在種種社交關系之中。晚明重「名」，「名」不僅意味著社會身份，而且能夠為文士帶來經濟利益。而普通民眾，則以消費的形式共享了「名」：無論是名人字畫，還是名士題寫的序跋，都成為可供購買的文化商品，以一種象征性的方式滿足了社會對於「名」的需求。透過這種商品消費，「名」傳遞、流轉於社交往還之中，成為重要的社交資源。可以說，晚明正是以這種獨特的方式展現了社會對於「名」的重視與崇拜。

二．耳食之風：重名社會中的文士以畫治生活動

這種重名的風氣波及繪畫消費，則體現為「耳食之風」，即單憑畫者名聲、不識作品的購藏風氣。耳食之風盛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購藏群體繪畫欣賞能力的缺失。雖然繪畫在晚明社會極為盛行，卻主要體現為一種消費風氣，繪畫知識仍然為少數文人所有，並不是每個購藏者都有相應的繪畫鑒賞能力來作出獨立判斷。畢竟，繪畫賞鑒不僅需要天資與識力，更需要廣泛地觀摩歷代真跡。明末清初山水畫家龔賢曾言：「廣陵多賈客，家藏巨鏹者，其主人具鑒賞，必蓄名畫。余最厭造其門，然觀畫者稍柔順，一日堅欲盡探其篋笥。每當有意者，歸來則百遍摹之，不得其梗概不止。」[14]對於龔賢一類貧困文士來說，觀賞古代繪畫的機會極為難得，雖然龔賢不喜與揚州富商往來，為了看畫卻不得不「稍柔順」，力求遍觀其所珍藏的名畫。

龔賢這樣的擅畫文士想要觀賞古畫尚且如此困難，對於一般民眾，繪畫知識之獲得就更難了。晚明普通民眾對於繪畫的認識，可以從當時的日用類書中窺得。以晚明福建書商余象鬥所刊刻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台萬用正宗】為例，其中有畫譜門，具體包括寫真秘訣、楊補之梅譜、李息齋竹譜、歷代名畫、畫山水秘訣、畫松譜。相比書中其他門類的知識，畫譜門的內容總體呈現出一種機械生硬的狀態，可操作性較差。其中最可參考的，大概是梅譜，對於初學者較為友好，大概是因為梅花主題的繪畫在當時社會最受歡迎。相比之下，此書對於山水繪畫的介紹就抽象許多，摘取了黃公望【寫山水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的部份內容，拼湊痕跡明顯。而在具體講到「識畫訣法」時，則直接摘錄了宋代劉道醇的「六要」「六長」說，至於為何選取此段議論，大概是因為劉道醇曾明言：「夫識畫之訣，在乎明六要而審六長也。」[15]劉道醇此論如果不加以解釋，實際上並不好懂，如此貿然摘選，除了可供記憶，或為時人提供可供炫耀、引為談資的畫史知識，並沒有太大實際意義。實際上，這正是此種日用類書編撰的典型方式，即選取歷代知名人士的著作進行選摘，排次成書。晚明社會中流行的各種通俗書籍，都存在這種選章摘句的特點。這些摘錄的文字，主要是為了向大眾提供正在流行的文人雅文化的基本知識，以作為社交場合的談資。可以說，這種類書有點類似城市生活知識文化的通俗手冊，並非登堂入室的上好選擇，遑論借此培養鑒賞眼力了。

因此，晚明社會中對繪畫的愛好，主要體現為一種消費風氣，而非繪畫知識的普及和鑒賞能力的提升。何良俊對當時購藏者的繪畫修養有過一段議論：

世人家多資力，加以好事，聞好古之家，亦曾畜畫，遂買數十幅於家。客至，懸之中堂，誇以為觀美。今之所稱好畫者，皆此輩耳。其有能稍辨真贗，知山頭要博換，樹枝要圓潤，石作三面，路分兩岐，皴綽有血脈，染渲有變幻，能知得此者，蓋已千百中或四五人而已。必欲如宗少文之澄懷觀道，而神遊其中者，蓋曠百劫而未見一人者歟！[16]

正如何良俊所述，晚明之好事者對於繪畫的態度，仍然是誇示性消費，而非審美性賞玩。能夠具備「石作三面、路分兩岐」這樣的繪畫常識，對於一般購藏者已經是很高的要求，至於能夠像南朝宗炳一樣，臥遊觀賞、神遊山水之中，更是「曠百劫而未見一人」。因此，在繪畫的購藏選擇中，名氣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繪畫的價值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作者名氣大小。沈德符曾記載二事，讓我們得以一窺當時的耳食之風：

古名畫不重款識。然今人耳食者多，未免以無款貶價。予頃在京貫城市中，同老古董徐季恒步閱，見一破碎手卷，紙質堅瑩，似高麗舊箋，純畫人物，長幾及尺，女郎十余曹皆倚醉偃仰，老媼旁掖之，或背負以趨。予急貿得歸寓，徐怪詰所以，予曰：昔閻立本作醉僧圖，後因有醉道士、醉學究圖，此必醉士女也，衣摺簡逸，筆法生動，有吳帶當風遺意，是馬和之筆無疑。徐大喜，正窘迫，從予哀乞，因以貽之，售於朱戶部朱陵，得重價。又一友世裔而為古董大估。一日攜一大掛幅來，重樓復殿，巖泉映帶，中有美嬪袒露半身，而群女擁持之，苦無題識，問予當作何名。予曰：此楊妃華清賜浴圖，可竟署李思訓。此友亦喜甚，聊城朱蓼水太史一見嘆賞，以百金買去，其元值一金耳。[17]

這兩則故事，一個是沈德符慧眼識無款古畫，另一個是廉價畫作托名李思訓而身價大漲。在第一個故事中，真正有藝術價值的古畫，因為沒有作者題款而湮沒於無知者之手，幸得沈德符識珠，經由古董商徐季恒，能夠以重價歸於戶部朱陵。可以說，作者之「名」在此畫的價值與際遇中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畫之沈淪是因為無「名」（無款），能以重價而售則是因為有了「名」（南宋著名畫家馬和之）。當然，沈德符在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以文士之修養，辨識出了此畫的審美價值，並進行了畫史定位，但他此舉的最終結果，仍然是為此畫賦予「名」，將其歸為名家之筆（事實上，此畫到底是否為馬和之所作，尚堪討論）。可以揣測，如果沈德符並未明確指出畫者，而只是單純稱贊其筆法生動，徐季恒是否還會執著求畫？此畫是否還能以重價售於朱陵？沒有了馬和之名氣的加持，結論頗可懷疑。第二個故事中，「名」的作用就更為明顯了，一金買來的畫作，托名李思訓之後，竟身價大漲，以百金歸於朱太史。沈德符對此見怪不怪，對於其所代表的精於鑒賞的文士群體來說，為畫作賦「名」的請求頗為常見，他們作為書畫鑒賞領域的「名家」，也掌握著「名」的予奪之權。

強調「名」遂成為提高繪畫經濟價值的一大手段。著名徽商方用彬曾經營書畫典當事務，其與親友書信往來中，經常提及書畫的經濟交易，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對於書畫價值的認識確實以「名」為主導。比如方大汶欲以幾幅畫質典於方用彬處，其信中稱：「今有墨莊山水一幅，楊維楨字一幅，原得重價。維楨系元時名人。雪窗蘭一幅，亦古名僧畫。欲當銀五六兩，望乞俯從，足見愛厚。」[18]楊維楨之字和雪窗蘭畫，其價格並不完全系於藝術價值本身，而更依賴作者的名望，所以方大汶要特地說明楊維楨是元代名人、雪窗蘭是古名僧所畫，其目的顯然是為了提高典當品的經濟價值。此一例子正說明作者的名氣本身就具有保值的作用。可以說，在晚明社會中，「名」比作品本身的審美意義更具有說服力，更具有公眾認可的流通價值。所以，在描述繪畫作品時，對於作者之「名」的強調，效力要遠勝於對畫作細節的描摹。馮夢龍【醒世恒言】「賣油郎獨占花魁」故事中，描寫花魁娘子居室布置時稱「中間客坐上面，掛一幅名人山水，香幾上博山古銅爐，燒著龍涎香餅」[19]，可見，以畫作凸顯居室之風雅，甚至不必進行詳細描述，只需突出是「名人」山水便足夠了。

既然名士山水具有極高的經濟價值，托名文士的贗品也越來越多。即使是畫家本人，面對如山堆積的箋素之請，也往往需要請人捉刀，進行代筆。求畫者為了避免拿到此類代筆之作，甚至有面請的行為，逼著畫家當場作畫，以作監督。此舉實在不雅，有此遭遇的文士亦叫苦不叠，傅山即稱之為「俗物面逼」，極為苦惱。但即便是此種面請的場合，也未必一定能拿到真品，因為作者本身也是可以「贗」的。【鷗陂漁話】中記載了一新安商人的遭遇，讓人咂舌。此新安商人想要董其昌的書法，卻又擔心拿到的是贗品，於是請中間人引薦。此中間人讓商人備好厚禮，帶其面謁董其昌，董其昌當面作書，商人歡喜而歸。結果到了第二年，此商人於松江偶遇董其昌，才發覺昔年所請乃有人假扮，並非董氏真人。商人於是大呼冤屈，董其昌知曉前因後果，笑而為其書。此一故事展示了當時作偽之荒誕，不僅作品可偽，連作者亦可作偽，社會追「名」逐利之風可見一斑。值得註意的是，此一故事並未到此結束，此新安商人得了董其昌的書法，「歸以誇人，而識者往往謂前書較工也。」[20]董其昌的書法反而不如贗品工致。對此我們亦不妨作一揣測，即使識者以為董書不如贗品為工，此新安賈人便會認為贗品比董其昌親書作品更有價值嗎？答案應當是否定的。這不僅涉及真贗之分，更重要的是真贗背後的意義：即使董其昌親筆所寫被認為不如贗品，那也沒有關系，書寫的審美價值並不是最關鍵的，作者才是作品價值之所系。這種作者和作品的關系，並非傳統書論中「書如其人」的精神與道德邏輯，而是重在作者之「名」為作品帶來的經濟價值。

在這樣的風氣中，文士在以畫治生活動中，更值得關註的身份其實是文人，而非畫家，他們的名也並非單純緣於繪畫。正如陳寶良所說，「‘名士’雲雲，或藉詩文而名，或藉講學而名，或藉帖括而名，或藉談禪而名，其間不一，很難一概而論。」[21]晚明文士成名原因很多，比如陳獻章以學問名世，亦能畫梅花，世人求畫往往未必單純因其畫梅而來，而是循其學問名望而來。相較於其他群體，文士群體更具身份優勢，也更容易獲得聲名。這對文士以畫治生來說，既是有利因素，同時也帶來許多困擾，因為並非所有文士皆欲借名售畫。關於文士名望與以畫治生之關系，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明末黃九煙賣畫扇的遭遇：

前進士潯陽黃九煙先生，國變隱居，往吳門，訪徐昭法。……叩昭法草廬，昭法餓，不能出門戶，強起揖客。黃先生抱持大哭。……黃先生令鐵廬持一扇，鬻之市，戒勿道姓名。鐵廬持扇入市，顧者輒棄去。鐵廬念昭法廚空久矣，售扇可作數日糧。乃言曰，此黃九煙詩畫也。一富人即持白金數錢購之。鐵廬歸，以實告。黃先生暨昭法大怒曰，孺子殆不足教，速持去，索扇來還我。鐵廬惴惴入市，頃之，持扇還。黃先生笑曰，孺子固當如是。[22]

此則記載中，同一把詩畫扇，前後遭遇竟如此不同。在鐵廬未道破畫者名字時，「顧者輒棄去」，而明言此乃黃九煙所作後，即有富人持錢購之。有「名」與無「名」的區別，不啻天壤。我們或授權以作一推斷，即此扇藝術水準可能未必有多高，或者畫風在普通民眾間不具吸重力。實際上，黃九煙在藝術史上並未留下太多痕跡，其畫家身份遠不如其「進士」身份具有知名度與社會認可度。實際上，「進士」黃九煙的名頭正是富人購買畫扇的主要原因。不過，黃九煙對於借名賣扇之事，顯然是非常反感的，否則也不至於讓鐵廬返回市中，取回畫扇。黃九煙所拜訪的徐枋也持相同態度。徐枋為明末遺民，他以畫治生，卻不落款不題字，努力隱去畫作和自己的關系。這種做法，與黃九煙在托鐵廬賣扇時告誡勿道姓名，屬同一邏輯，都是明清易代之際隱士維持隱居避世狀態的一種努力。

然而，他們的努力往往宣告失敗。正如鐵廬需要宣揚黃九煙之名才能賣出畫扇，徐枋之以畫治生，也無法完全擺脫其名的影響。徐枋之名，正是因其遺民操守而來。他雖欲隱姓埋名，故不題字、不落款，但世人慕其名而求其畫，顯然不會滿足於一幅沒有落款和題字的作品，往往不僅要寫明客製者的情況，還要表明徐枋的身份資訊，宣告繪畫與創作者的緊密聯系。徐枋在與友人的信中曾屢屢抱怨，深深困擾於買畫人的題字要求。這實在是非常矛盾的局面。

由此可見，在一個耳食之風盛行的社會中，文士要展開其治生活動，所面對的正是這樣的困境。一方面，文士作為社會中文化和社會資本的占有者，有多種途徑獲得名望，他們往往也是擁有「名」的主要群體，而社會中對於「名」的追逐和消費，無疑為文士以畫治生提供了非常好的環境；另一方面，「名」也會成為一種負累，對於黃九煙和徐枋這類隱姓埋名的遺民而言，不僅意味著節操難以持守，在清初人人自危的法網之中，還會帶來性命之憂。同時，專擅一藝的普通文士來說，在晚明這樣一個重名的社交型社會中，如若不善於結交，聲名不著，則治生活動寸步難行。這正是重「名」風氣的反作用。

——選自【自娛之外：明末清初文士以畫治生研究】

註釋：

[1]明人對當時名士「名實不副」的不滿，可借兩封書信略作管窺。其一為黃虞龍寫與葛震甫的書信：「昨在郭聖仆會中，見近時諸名輩，正平平無奇耳，乃知見面不如聞名也。坐中有傖哄然厲聲曰：只要千秋人敬重，休管物議沸騰。不知一時既騰物議，那討千秋敬重出來？況所經物議者，又未必皆負冤屈。此處卻不照管。雖才淩沈宋，亦何取乎？余嘗舉似孫子京，子京曰：奈深人逃躲何！余應曰：宋比玉既言之矣，世間自有明眼人在，自然逃躲不得；即使逃躲得一時，千秋後依舊時有明眼人翻他的案，依然逃躲不得也。」見（清）周亮工著：【尺牘新鈔】，嶽麓書社2016年版，第172頁。其二為明陳龍正與友人之書：「名士之稱，起於諸葛之巾服臨戎也。勛略震世，名都將相，蟬蛻軒冕，履貞蹈素，不改士風。故懿嘆而稱之，重在土不在名也。簡穎吟哦，郵筒往復，動矜名士，重在名不在士，毋乃未識名士之義耶？昔之名士，人號之；今之名士，自呼之。昔之名士，離士位者當之；今之名士，守士習者居之。」（清）周亮工：【尺牘新鈔】，嶽麓書社2016年版，第203頁。）

[2]（明）陳龍正：【與友】，載（清）周亮工【尺牘新鈔】，嶽麓書社2016年版，第203頁。

[3]錢鐘書：【管錐編（一）（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535頁。

[4]（明）唐寅：【六如居士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249—250頁。

[5]（清）周亮工：【尺牘新鈔】，嶽麓書社2016年版，第205—206頁。

[6]（明）蓮池大師著，張景崗點校：【蓮池大師文集】，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458頁。

[7]（清）王士禛撰，張鼎三點校：【王士禛全集】（五），齊魯書社2007年版，第3788頁。

[8]杜桂萍：【「名士牙行」與清初「贈送之文」的繁榮——以袁駿、孫默征集活動為中心的考察】，【求是學刊】2016年第5期。

[9]杜桂萍：【「名士牙行」與清初「贈送之文」的繁榮——以袁駿、孫默征集活動為中心的考察】，【求是學刊】2016年第5期。

[10]（明）余象鬥編：【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台萬用正宗】，萬歷二十七（己亥）年余氏雙峰堂刊本，卷十五「文翰門」。

[11]王正華：【藝術、權力與消費：中國藝術史研究的一個面向】，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370頁。

[12]實際上，以詩文送別，明代之前已成為文人交往的習慣之一，其中不乏感情深摯、動人心魄的作品，如李白【渡荊門送別】之「仍憐故鄉水，萬裏送行舟」，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海記憶體知己，天涯若比鄰」，都是傳誦不已的名句。明代，則不僅有送別詩文，送別圖亦極為流行。如明成化間舉人陶成有【雲中送別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送友人赴雲中就任，以畫送別。此外，【儒林外史】第四十六回【三山門賢人餞別五河縣勢利熏心】中，亦有「莊濯江尋妙手丹青畫了一幅登高送別圖，在會諸人都做了詩」的情節，可見明代文士送別亦有詩畫合璧的情況。（清）吳敬梓：【儒林外史】，崇文書局2018年版，第320頁。

[13]陳誌超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劄七百通考釋】，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頁。

[14]劉海粟主編，王道雲編註：【龔賢研究集】（上集），江蘇美術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頁。

[15]劉道醇此說如下：「夫識畫之訣，在乎明六要而審六長也。所謂六要者：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舍短六也。所謂六長者：粗鹵求筆一也，僻澀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宋）劉道醇撰：【聖朝名畫評】，載安瀾編【畫品叢書】，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54頁。

[16]（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頁。

[17]（明）沈德符著，楊萬裏校點：【萬歷野獲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55頁。

[18]陳誌超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劄七百通考釋】，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05頁。

[19]（明）馮夢龍編著，楊桐註：【醒世恒言】，崇文書局2015年版，第31頁。

[20]此則記載原文為：新安一賈人欲得文敏書，而懼其贗也，謀諸文敏之客。客令具厚幣，介入謁，備賓主禮，命童磨墨。墨濃，文敏乃起，揮毫授賈。賈大喜，拜謝持歸，懸堂中，過客見之，無不嘆絕。明年，賈復至松江，偶過府署前，見肩輿而入者，人曰：「董宗伯也。」賈望其容，絕不類去年為己書者。俟出，審視之，相異真遠甚，不禁大聲呼屈。文敏停輿問故，賈涕泣述始末。文敏笑曰：「君為人所紿矣！憐君之誠，今可同往，為汝書。」賈大喜再拜，始得真筆，歸以誇人，而識者往往謂前書較工也。此又可見名家隨意酬應之筆，常有反出贗本下者，可遽定真偽於工拙間乎？（清）葉廷琯【鷗陂漁話】，見張小莊著：【清代筆記日記中的書法史料整理與研究（下）】，中國美術學院出版2012年版，第551—552頁。

[21]關於明代名士的分類及行為表現，陳寶良有【明代的名士及其風度】一文，所論頗精，可資參考。參見陳寶良【明代的名士及其風度】，【安徽史學】2018年第1期。

[22]（清）吳德旋：【初月樓聞見錄】卷二，文明書局1985年版，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