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1880年代大概十年的時間裏，畫家梵高創作了包括【向日葵】【星夜】等大量作品。2022年，其作品【有柏樹的果園】拍賣價突破1.1億美元，其他一些流入市場的作品也陸續在20世紀末賣出數千萬美元的價格。然而，在1890年去世之前，梵高其實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也沒有什麽名氣。
諸如梵高死後成名的事情總是激發人們對於聲望可以無限延伸的想象，一些經典文藝作品跨越時空的案例更是加深了類似的疑問：生前聲名顯赫，死後是否就能流芳千古呢？
畫家梵高生前默默無聞，死後名聲大噪，因此在梵高的畫前，總是人頭攢動。李遠|圖
「做藝術如果是為了流芳千古的話，其實很難去控制這點，因為就算你在職業生涯裏做得再好，也不知道兩百年後大家的口味會變成什麽樣。」哈佛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張樂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如果人們的口味變得跟你不是一個方向，那麽就算現在做得再好，兩百年後也不一定會被那麽認可。
脆弱的名家聲譽
這一判斷基於大量世界知名藝術家和作家的真實案例。為了探究這些文化名人聲譽的變化，張樂天與多名研究人員合作，利用機器學習技術分析了過去近兩百年間相關的歷史數據。結果發現不論是畫家、作家、音樂家、作曲家還是建築師，聲譽都相當脆弱。隨著死亡的發生，名聲和關註度幾乎都不可避免地下降了。
相關研究2023年8月發表在【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所分析的著名藝術家和作家數量超過三千人，時間跨度更是從1795年到2020年。研究發現大部份文藝名人在死前達到他們聲譽和關註度的巔峰，隨後就開始下降。而且越是那些在世時最聲名顯赫的人，死後聲譽和知名度下降振幅越大。
這與創造性工作走向成功時的馬太效應很不一樣。基於大數據的研究已經發現，從事創造性工作的人，其職業生涯可能存在爆發期的現象，可以奠定一個人職業發展的高度，即在某一段時間的表現明顯好於之前和之後一段時間，出現接連成功的現象。
2021年，美國西北大學的研究人員對創造性工作爆發期的進一步研究表明，職業發展爆發期的出現遵循著一個特定的模式，分為兩種策略，前期通常需要廣泛地涉獵不同的風格與主題，進行寬泛地探索，而進入爆發期後，則聚焦某類風格和主題進行深耕。這些經驗和規律來自大量電影導演、科學家和藝術家的成名歷程和代表作時間分布情況。
最新研究對文藝名人死後聲譽的研究表明，馬太效應在死後似乎失效了，生前獲得的聲譽並不能自行維持和強化。「人一旦有了名氣之後，就可以拿到更多的資源，有了更多的資源以後就可以做更好的作品，獲得更高的關註度和聲譽，這其實形成了一個正迴圈。而人死了之後，正迴圈的很多環節就打破了。」張樂天教授分析，這可能是人死後聲望無法維持的一個原因，當然馬太效應可能也還在，只是其他方面的力量更強，「比如大眾審美口味的變化、曝光度的下降，這些東西可能遠遠比正迴圈的馬太效應要強很多。」
變化的社會環境
分析顯示，曝光度和品位的變化對聲譽的影響非常顯著。雖然去世前一段時間，名人們的聲譽大體已經穩定了，但人活著的時候，媒體對名人的報道量基本上隨其年齡的增長而增加。而一旦去世，報道關註度驟降，但維持住報道量本身就可能大幅減少死後聲譽的下降。此外，對畫家的進一步分析還顯示，風格型別方面品位的改變大概可以解釋死後30%聲譽的下降。
不過，在聲譽和關註度總體下降的大趨勢之下，最新研究確實發現一些特別的情況。例如，對於40歲以前就英年早逝或者意外去世的文藝名人，雖然其數十年後聲譽也終將下降，但相比70歲之後去世的人，他們在死後大概四十年裏還可以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聲望。而70歲之後去世的人的聲譽從人死之後就開始迅速下降。
同樣，像畫家梵高、作家卡夫卡這樣死後成名的，聲望的發展軌跡也有所不同。總體上，這個群體在死後半個世紀會先經歷聲望的升高，隨後迅速下降。而研究數據中辨識出的死後成名的文藝名人有近五百人。從人口統計資訊來看，性別並不會明顯地影響聲譽的變化，但少數族裔的藝術家死後聲譽下降的振幅較小。
「從總體趨勢來看，除了非白人藝術家，沒有哪個群體是不往下降的。當然這並不代表某些個體的情況，比如梵高、卡夫卡這樣單獨的例子肯定是有的，當年不是很有名，現在變得更有名。我覺得非白人藝術家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社會在慢慢變得更加包容，可以更接受非白人的藝術作品。」主要從事社會學研究的張樂天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這些關於集體記憶的研究很有意思，「大家怎麽去回憶歷史，其實變化很大，跟我們很多時候想象的不一樣。如何去描寫歷史其實非常受現代環境的影響，包括我自己，我覺得很多人讀歷史的時候可能都不會意識到這點。」
而借助大型媒體語料庫，最新研究得以對文藝名人們聲譽的沈浮進行相對客觀量化的評估。這些關於聲譽的評價是基於美國二十家發行量最大報紙上的報道，其中包括了十九、二十世紀發行的一些【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的內容，總字數達到三百多億。研究人員透過詞嵌入模型詳細量化分析了媒體報道裏文藝名人們聲譽的變化。
集體記憶的分水嶺
從集體記憶的角度看，人們對已故名人們的記憶大體上越來越模糊。即使生前聲名顯赫，有知名作品存世，死後也很難流芳千古，一直受到社會關註和肯定。即便如此，媒體新聞報道在塑造社會集體記憶上對藝術家的關註已不算低。
2021年，洛桑聯邦理工學院和史丹佛大學等機構的研究人員，專門對比分析過公眾人物生前死後獲得媒體關註的情況，他們在英文新聞和社交媒體推特上追蹤了公眾人物去世前後一年裏被提及的次數，發現相比體育、學術等領域，藝術家群體在死後獲得的長期關註度實際上已經是最高的。
不論聲譽評價，只看關註度的話，大部份公眾人物會在去世後快速地受到一波關註。主串流媒體報道中提及的次數會陡升9400%，社交媒體關註度更會猛增28000%，隨後關註度轉而陡降，並在大概一個月後繼續緩慢下降，直至回到去世之前的水平。 僅從去世前後一年的數據來看，相比藝術家在死後繼續獲得長期關註度，各類政客、商業領袖等領導者一旦去世，在所有型別的公眾人物中獲得的長期關註度最少。
研究人員估計，這可能是因為不同型別的名人獲得社會關註的方式有差異，各類藝術家不僅生前可以積極地展示自己的才華，死後也能靠作品延續自己的藝術生命，繼續活在人們的記憶中。而各類運動員、領導者主要靠他們的行動對社會產生影響，一旦去世，這些影響很難再施展。
關於這點，聖路易華盛頓大學心理系教授亨利·羅迪格（Henry L. Roediger III）曾在小範圍開展過實證研究，了解人們對美國總統的記憶模式。從1970年代開始，他在多次研究中測試過人們對前總統的記憶，發現人們很容易忘記卸任的總統。相比人們對在任者的記憶程度，對於此前幾任總統，其卸任時間越久被忘得越幹凈。
最新研究透過更大的數據量來觀察各類藝術家和作家長期聲譽的變化，為人們了解集體記憶的衰退和名聲的演變規律提供了參考，對相關領域的從業人員進行職業規劃也有一定啟發。值得註意的是，近年來已有多項研究觀察到類似的集體記憶衰退規律。不同於個人的記憶偏好，集體記憶總體上都體現出持續下降的態勢。對應到具體的人、事、物，其間的差別主要在於遺忘軌跡的不同。
不一樣的歷史記憶
早在2019年，麻省理工學院媒介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在分析了大量創造性作品後，就認為集體記憶遺忘的過程是按照雙指數函式衰減，先是快速衰退的階段，隨後進入緩慢衰退的過程。相關作品包含了電影、傳記、論文、專利、歌曲等型別，這樣的一個普遍的衰退模式意味著一個歸屬於集體記憶的內容，不論是一首流行金曲，還是一篇熱點論文，當社會開始遺忘它的時候，人們先是不再討論它，接著承載它的物質載體也無法喚起人們對它的記憶。
這一研究發表在【自然人類行為】（Nature Human Behaviour），而即便是都經歷被遺忘，不同型別作品的境遇也不太相同。相對來說，傳記作品在第一階段的交流記憶持續時間最長，一般可以維持二三十年，而對於音樂、電影等流行文化產品，持續時間則更短，音樂作品被討論的時間僅能維持大概五年。這可能是因為相比傳記等作品，音樂作品產量較高，在公眾記憶裏更新更快。
與最新研究專門關註各類主流報紙上的聲譽評價不同的是，麻省理工學院媒介實驗室的研究對集體記憶和關註度的考察依據的是不同型別作品在過去幾十年裏的一些具體影響力指標，比如電影和音樂作品的播放量，論文和專利的參照情況，以及傳記的網頁瀏覽量。
而與最新研究類似的是，圍繞作品的集體記憶在大的變化趨勢之下，也總是有程度的區別。那些一開始就引發社會廣泛關註和討論的作品很可能也會被遺忘得更慢一些，這不僅是因為人們討論它的時間更長，可能也會因此出現更多承載它的物質載體，比如更多相關的媒體報道文章等等，兩個階段相互影響，為後來的人們持續喚起相關的集體記憶提供了基本的材料。
「研究歷史問題，其實報紙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在電視等新的媒體形式出來之前，報紙可能是唯一一個大家可以看到新聞，表達自己感想的平台，我們數據裏的報紙都有一兩百年的歷史，可以透過同樣的資料來源進行一些對比。關於對集體記憶的理解，其實之前有很多社會學家和人文領域的學者去研究過，但做的比較定性。」 張樂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很多學科在這種話題上都會被改變，除了藝術家的聲譽變化外，「我們在一些研究中還發現，大家在不同年代對戰爭的回憶變化也很大，戰爭剛結束的時候，報紙上的描述其實是比較負面的，很多平民老百姓受難，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家對戰爭的回憶可能更多地會往好的方向去想，比如英勇事跡、維護和平等。」
南方周末記者 王江濤
責編 朱力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