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夏爾·奧古斯丁·聖伯夫
伏爾泰是18世紀唯一真正的、唯一偉大的詩人。他的想象力永遠是在那裏。就整個的伏爾泰來說，他的作品常有差失，但是只要他的人在那裏，詩人也就在那裏。他是詩人，在一切自然流露中，在他的筆下一切無意的湧現中，小品文也好，諷刺詩也好，慧黠語也好，歌頭也好，生就是諺語的警句也好，不管是什麽題目，都從他的腦子裏冒出來，不脛而走地到處流傳著。他還是詩人，在談話裏，由於慧心的迸發，由於靈機的不斷閃爍，由於他說任何事物時都有那麽一種活潑嫵媚的語致。但是，他一受不到這種直接迸發的支持，一用心寫文章，他就弱了，風格就不夠了。在史詩和悲劇裏，他都只滿足於把他的時代應付過去，也就是說把那一個最缺乏詩意的時代應付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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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爾泰盡管有他的奇異的才華，卻沒有——大著膽子說罷——卻沒有適宜於賦予死者以不朽，給死者保證一個最後的、不雕的花冠的那種東西。是不是只在這種場合下他缺乏那種抒情號角的嘹亮聲響呢？毫無疑義，在他那種種不同的天賦中，這種抒情的天賦他是沒有的；他是個嫵媚可人的詩人，活潑潑的，詼諧起來無法可學，甚至也有陣發的感動力，飄忽的柔情和閃電一般，但是他既沒有形象的輝煌，又沒有格調的壯麗，也沒有班達爾所謂之「嘹亮的繆斯的純粹光明」。他在他的才調中沒有什麽可以證明那同一詩人所說的，並以其本身作為明顯例項的另一句話：「語言從深刻的智慧中抽繹出來的文辭，再遇到嫵媚之神，就能比行為更活得長久些。」嫵媚之神，他是常遇到的，他很樂意親近她們，但是那都是些家常的嫵媚之神；而班達爾所要求的另一條件，深刻，他就沒有了。他的繆斯在內心裏太放蕩了，口頭上自難有持久的神聖情感的流露。因而，特別是在這裏，既然這裏是要對一個死者致敬意，我們就明白感覺到他所還需要的是什麽，他還需要類似博敘埃熱情的東西，不說類似班達爾的熱情了。文辭的莊重、尊嚴，學理的尊嚴，那種出於信仰泉源的、口誦而心惟的靈魂不滅的思想，由說話的人擴及被頌揚的人身上，用他們的純化了的懿德把他們裹起來，像一層潔白的、不朽的屍布，這一切，他都沒有；同時，我們也該說，那位慷慨而高貴的邦主夫人所留下的印象也不適於引起這種宗教感。她的譏諷和她哥哥的譏諷太相近了；哪怕詩人再悲壯些、再莊重些，她的譏諷都夠破壞他的願望，攪翻他的意匠。佛勒德利克，請好好註意這一點，此時的做法幾乎是與他生平所持的原則自相矛盾的。他要人家為他的妹妹做的是什麽呢？他向詩人要求，向詩人索取一個苦痛的洪亮呼聲，一種公開的、持久的、顯赫的崇敬。但是，在這種莊嚴穆肅的動人時刻，他們都吃了自己的學理的虧了；他們此時卻發覺了一種無法補償的心靈枯窘。唯一的挽詞，一個真誠的伊壁鳩魯主義者所能想到的，倒該是這樣：「一切都完了，這是無可挽救的：我們自己明天也將同歸於盡。我們沈默地哭著罷。」伏爾泰倒不是個伊壁鳩魯主義者，但是題目卻引著他走向這條路，所以就寫出了一首振奮多於哀感的琴歌，費盡了平生之力；他叫道：
呵！巴蕾特啊！你，可佩的懿德與風姿！
你，無成見的奇女，無邪惡又無差錯，
死神把你奪去了，從這可悲的塵世，
從這些殺人越貨、慘象無窮的邦國，等等
但是這種趨勢支持不下去；文筆接不上來了，韻律已經不算是完備的，但是就意思來說還是太寬，作者的思想由於作意求高、求充滿這個韻律，結果疲乏了。伏爾泰暴露出了他的不可告人的弱點，在最初發表這首琴歌時不得不以註釋形式加上、連綴上種種與本題無關的廋語，都是些對哲學的敵人以及對自己的敵人的謾罵：他在這裏特別看到一個機會，對全世界再散播一番譏刺，把它塞進這位著名的亡人的衣褶裏。在這種莊嚴的哀悼中來運用繆斯們的、運用這些神聖使者的翅膀是太不合適的呀。
【法國啟蒙思想家肖像】
夏爾·奧古斯丁·聖伯夫 範希衡譯
北京出版社
稽核丨貓娘
編輯丨闊洛 飽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