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先後推出兩位90後南方青年的小說集：陳潤庭【超級瑪麗歷險記】與黃守曇【走仔】。兩位來自潮汕的寫作者故事裏有嶺南的潮濕，有青年人的觀察，有「新人類」跳出傳統規訓的努力。近日，圍繞「南方青年寫什麽」，詩人、同濟大學教授胡桑與黃守曇、陳潤庭在分享會上一起探討了他們筆下的身份、家庭、故鄉與地域等主題。
胡桑（左二）與黃守曇（右二）、陳潤庭（右一）在分享會上
現代生活的跨界與邊緣
「潮汕人是群生活在廣東的福建人」，陳潤庭說，被問到潮汕人如何界定時，他會這麽回答，在他看來，這種身份本身就是現代生活中的一種跨界。潮汕地處廣東與福建之間，受到兩種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也體現在日常生活與方言的使用當中。「所謂的跨界意味著一種混雜性，在今天沒有一個人是單一或者純粹的，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有很多身份。」
在他的首部小說集【超級瑪麗歷險記】中，陳潤庭描繪了從潮汕地區生長出來的玩具世界，放棄了日常現實敘事，遊戲空間與現實世界交替，呈現出奇異的想象。「我的家鄉‘玩具之都’，大家小時候玩的玩具可能都是我們那裏生產的。」陳潤庭介紹，他的家鄉是大批移民的落腳點，改革開放以後，東南沿海有很多勞動密集型產業，玩具產業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童年的時候，常常能見到那些從玩具車間裏出來的外地人。「潮汕話裏有一個帶有歧視的詞叫‘外省仔’，後來簡稱‘外省’」，陳潤庭說，當他自己去異鄉漂泊了十幾年後，意識到自己也成了「外省」，也會遭遇某些不平等。因此，書寫邊緣人物的故事成為他小說的一個核心，「我們都是一樣的人，邊緣只是個位置。」
和陳潤庭一樣，黃守曇有很長的異鄉經驗，「邊緣」同樣構成了他小說裏重要的題材。他出生在汕頭，先後去了天津和上海讀書，畢業後回到了廣州工作，他形容自己「像風箏一樣一點點往回收」，但即便是在廣州，也是異鄉人，回到家鄉仍然有強烈的不適感。這種感受成為了小說集【走仔】的一個源頭，書中收錄了十個南方故事，以潮汕、香港、澳門等為地景，描繪了諸如年輕學生、女性勞工、瘋女人等角色的故事，她們在新舊文化中、在瘋狂與理性的交替裏探索自我秩序，活出自己。
胡桑認為，在寫作中，中心與邊緣背後的邏輯預設了一種等級，似乎「邊緣、被忽視的群體的世界，更值得去書寫，或者在書寫的倫理上變得優先」，而【超級瑪麗歷險記】與【走仔】恰恰都沒有中心與邊緣的等級負擔，「潮汕好像是邊緣，但是轉念一想，並不邊緣。」在他看來，兩本小說探討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心和邊緣，站在邊緣的姿態為邊緣發聲，而是捕捉到這個時代的人真實的感受、真實的痛苦、真實的渴望。「兩本書裏的渴望是不一樣的，」他接著說，「【走仔】裏的渴望是在卑微與不被承認的狀態裏，試圖跨過去被承認；【超級瑪麗歷險記】中的渴望是在資訊時代、媒介時代看不見的事物，需要顯現的渴望。」胡桑指出，面對多元混雜的世界，寫作有它的重要性，「寫作確認了我們活在復雜、不斷在跨界、又不斷越界的世界裏。在這一點上，小說做得很到位，詩歌偏情感、偏主觀，但是小說嵌入到真實空間裏，直面真實世界。」
家庭生活裏的個人成長
在兩部小說集中，對於家庭生活的探索是兩位青年作家的另一個共同之處。在潮汕話裏，「走仔」是女兒的意思，黃守曇在【走仔】的題詞頁上寫了「送給我的姐姐們」，他有五個親姐姐，對他的成長和寫作有很大的影響。「我回想我寫作的啟蒙就是我的姐姐。」他說，童年時姐姐總會帶著質疑聽他編各種故事，「這個時候有一種虛構的快樂」，在他們的家庭聚會上，講故事總是重要的環節，這種家庭傳統也延續到了他的寫作上。
黃守曇說，童年和故鄉是他寫作的重要素材，身為這個年代的寫作者，他更關註那些非傳統潮汕社會的書寫。在他的筆下，「走仔」這個充滿刻板印象的詞語也有了新的含義，小說中，離開家鄉的女兒是主動地「出走」，她渴望在廣州獨立地生活，有自己的房間與工作。高鐵成為了對這種出走的重要確認，「高鐵越來越發達，回家越來越容易，好像她不得不加強自己和故鄉的聯系。」
和黃守曇不同，陳潤庭說自己是潮汕比較少見的獨生子。在他的個人經驗裏，家庭在潮汕意味著家族血緣，「當我一個人在外面時，會覺得家族依舊在產生作用，這種親情的連線是真實的。」與此同時，宗族與家族觀念也在不斷解體的過程中。
在【超級瑪麗歷險記】的【鯪魚之味】一篇裏，陳潤庭寫了一個小家庭的故事：妻子每天給丈夫開一個鯪魚罐頭，罐頭在家裏壘起了一堵墻，而妻子在日復一日的勞作中變得越來越小。在另一篇【尋找Y仔】中，借由一位做龍套演員的「表哥」的身份探索了家族和故鄉。在胡桑看來，家族感、家庭感在陳潤庭的筆下比黃守曇弱，這種家庭感以一種新的方式出現，裏面有一個表哥，家族感、家庭感在潤庭的筆下比守曇筆下弱，或者說這種家庭感以一種新的方式出現。
胡桑認為，在兩位青年作家的作品裏，「家庭」正在回歸。在21世紀的語境裏，歐美文學有一種「回歸家庭」的聲音。「曾經他們以為啟蒙就是個人的自由和獨立，但經過長時間的現代化與後現代化運動後，個體的痛苦越來越強烈，人與人之間彼此疏離，無法連線，回歸家庭變成了重要的方向。」以艾麗絲·孟洛的作品為例，胡桑指出，家庭中人與人的連結變得越來越重要，「這是人最初的成長，安放自我的空間。」如果說「五四」時期的中國作家們強調走出家庭，完成自我解放，那麽經過長時間的探索後，中國的當代小說並沒有全盤直接地接受這筆遺產，「重新思考家庭甚至家庭，對確認當代生存很重要。當代性意味著個人、自由、欲望、獨立，可能也意味著和家庭有一種巢狀關系。」胡桑說道。
「個體都有自己的經驗，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經驗。」黃守曇說，每個人來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故鄉，有太多可以書寫的東西。作為出生在潮汕地區的作家，黃守曇和陳潤庭並不認同所謂「南方寫作」的劃分。「南方是很大的概念，如果真的下一個定義，它恰恰比較蕪雜、比較遊動。無論成為一種文學、地理學還是詩學層面，都不太容易界定。」陳潤庭說。胡桑認為，故鄉給人的成長提供了一種確定性，故鄉好像能自由出入於任何的文學寫作，另一方面，他覺得，「地方在消失，資訊時代地方性的特殊性被抹除，但是地方是否能寫，這是每個作者自我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