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提出的問題：人類是否在不斷地向善進步？ ［1］
文/康 德 譯 /李秋零
1. 人們在這裏想知道什麽？
人們要求有一部人的歷史，不是關於過去時代的歷史，而是關於未來時代的歷史，因此，它也就是一部預告的歷史。如果它不是按照已知的自然規律（例如日食和月食）安排的，那麽，它就被稱作預蔔的但卻是自然的；然而，如果它僅僅是透過超自然地通報和擴充對未來時代的展望而獲得的，那麽，它就被稱作是預言的（先知的）。此外，如果要問，人類是否在不斷地向善進步？那麽，這裏所討論的也不是人的自然史（例如將來是否會產生新的人種），而是人的道德史；而且也不是依據［singulorum（各個個人的）］類概念，而是依據在世間聯合成為社會的、劃分成為各個民族的人們的［universorum（全體人們的）］整體。
2. 人們如何能夠知道這些？
作為對未來時代中將要發生的事件預蔔的歷史描述，也就是作為對應該發生的事件的一種先天可能的闡述。但是，一種先天歷史何以可能？回答是：如果預蔔者自己制造並且實作了他預先報道的事件。
猶太先知們曾經準確地預言道：或遲或早，他們的國家不僅將要衰敗，而且將要徹底解體。之所以準確，是因為他們自己就是這種命運的發起人。——作為民族的領袖，他們卻使自己的制度承受起如此眾多的宗教方面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民事方面的負擔，以致使自己的國家根本無法獨立地存在，尤其是無法與鄰近的民族共存。因此，他們的祭司們的哀歌自然要徒勞無功地消散在空中。這些人頑固地堅持自己的意圖，決心維護他們自己制造的無法持續的制度，這樣，他們已經明白無誤地預見到了事情的終結。
我們的政治家們在自己影響所及的情況下做著同樣的事情，在預蔔這方面，他們有著同樣的幸運。——他們認為，我們必須根據人們的現狀，而不是像對世界一竅不通的學究或者好心腸的幻想家的夢幻那樣，去設想人們應該怎樣。但是，人們是怎樣的，這就等於是說，我們透過不公正的強迫、透過告密的、提供給政府的報告使人們成為什麽樣的，即成為固執的、容易發怒的。在這種情況下，倘若這些政治家稍稍放松自己的韁繩，當然就會發生悲慘的結局，這將實作那些自以為聰明的國務活動家們的預言。
有時，神職人員也預言宗教的徹底衰敗以及基督的敵人即將出現。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恰恰是做了導致宗教衰敗所必需的事情。因為他們關心的不是給自己的教徒灌輸直接導向善的道德原則，而是使間接導向善的戒律和歷史信仰成為本質性的義務。雖然由此也能夠產生機械的一致，但是，這種一致只能在一種公民制度中產生，卻不能在道德信念中產生。不過，這些神職人員轉眼又去抱怨自己造成的無信仰現象，這種現象是他們在這之前無須特殊的預蔔才能就能夠預告的。
3. 關於人們預知未來事物的概念的劃分
能夠包含一種預告的情況共有三種。人類在道德規定上或者是在不斷地向惡倒退，或者是不斷地向善進步，或者永遠停留在它現今在創世的諸成員中間所擁有的道德價值階段上（在圓周中環繞同一個點所做的永恒旋轉與這種停頓是一回事）。
我們可以把第一種斷言稱作道德上的恐怖主義，把第二種斷言稱作幸福主義（從宏觀上考察進步的目的，也可以把幸福主義稱作千年福王國）。但是，第三種斷言可以被稱作阿布德拉主義。［2］因為在道德事務中，真正的停滯是不可能的，而一種經常變化多端的上升與同樣經常、同樣深刻的倒退（仿佛是一種永恒的搖擺）的結論只能是，似乎主體停留在同一個地方，處於停滯之中。
a. 人類歷史的恐怖主義表象方式
在人類中，向惡的墮落不可能不間斷地持續，因為這種墮落在某種程度上，人類自己就會絕滅。因此，在堆積如山的巨大惡行以及與此相應的災難的增長過程中，將會聽到這樣的聲音：再也不能繼續變惡了，世界末日即將來臨。在這個世界淪陷在火中之後，虔誠的幻想家已經在夢幻著萬物和一個新世界的復興。
b. 人類歷史的幸福主義表象方式
在稟賦中，來自我們本性的善和惡的數量總是保持同一，在同一個個人身上，它們既不能增多也不能減少，這也許是被人們一直承認的。為了透過主體的自由使稟賦中善的這種限量增加，主體需要擁有比以前更大的善的基礎，因此，這種限量是怎麽增加的？結果不能超越作用因的能量，因此，在人身上與惡混雜的善的限量不能超越此人努力達到的、並且由此繼續向更善進步的某種善的尺度。所以，幸福主義，以及它的樂觀主義希望，似乎是站不住腳的，至於在善的軌域上持久的進步，似乎也很難指望它為一種預蔔的人類歷史說什麽好話。
c. 從人類的阿布德拉主義假說
到人類歷史的預定這種意見大約會得到多數人的贊同。忙碌的愚蠢是我們這個類的特征。迅速地踏上善的軌域，但卻又不堅持這一軌域，而是逆轉進步的計劃，以便自己不被束縛在一個唯一的目的上，哪怕是透過輪換來實作這一點也在所不惜;建設，是為了拆除；擔負起把西緒福斯［3］的石頭推上山去這種毫無希望的辛勞，是為了讓這石頭再重新滾下山來。——在此，人類自然稟賦中惡的原則與善的原則不僅互相融合（交融），而且互相中和，其結果就是無所作為（在此，這就叫做停滯）。透過前進和後退使善與惡互相交替，以致使我們的類在這個星球上與自身交往的全部活動必然被看作純粹的鬧劇，真是碌碌無為。在理性看來，這並不能為我們的類創造比其他動物族類更大的價值。其他動物族類從事這種活動，只需要付出很少的代價，而且無須知性這種奢侈品。
4. 進步問題不能透過經驗直接解決
雖然從總體上看，人類曾有很長一段時間被視為是在向前推進，被視為處在進步之中，然而，誰也不能擔保，由於我們的類的物理稟賦，倒退的時代並非恰恰現在來臨。反過來說，即使人類加速向惡倒退，我們也不應感到氣餒，認為並非恰恰在此時就可以發現一個轉折點［punctum flexus contrarii（向相反方向轉折的點）］，在那裏憑借著我們的類的自然稟賦，人類的行程重新轉而向善。因為我們所研究的是能夠自由行動的存在物，盡管可以事先規定他們應該做什麽，但卻無法預告他們將做什麽；他們善於在事情變得相當糟糕時從對自己給自己帶來的災難的感受中獲取一種強化了的動力，把事情做得比過去更好。但是「可憐的終有一死的人，在你們中間，除了反復無常之外，沒有什麽常駐的東西」（修道院院長科耶爾［4］語）。
也許，毛病出在我們選錯了考察人類事物行程的觀測點，以致在我們看來，這種行程顯得有點荒謬。從地球上看，行星時而後退，時而停滯，時而前進。但是，選取太陽為觀測點，按照哥白尼的假說，它們的執行是有規則的，不過，這種選取只有理性才能做到。一些人，往往還不是不明智的人，即使自己由此而陷入第谷［5］的迴圈和本輪迴圈［6］，乃至陷入荒唐無稽，也喜歡僵死地固守在自己解釋現象的方式上和曾經選取過的觀測點上。——但是，不幸恰恰在於：在涉及預告自由行動的時候，我們沒有能力使自己處於這種觀測點上。因為這是天意的觀測點，它超越了人類的一切智慧。人類的智慧也涉及人的自由行動，但是，人雖然能夠觀看這種自由行動，卻不能準確無疑地預見它們（對神的眼力來說，這裏不存在任何差別）。因為為了能夠預見，人需要依照自然規律的聯系，但在涉及未來的自由行動時，人卻必然缺乏這種引導或者指示。
如果我們賦予人一種生而俱有的、雖然有限但卻始終不渝的善良意誌，那麽，人就會能夠有把握地預告人類向善的進步，因為這涉及一件他自己能夠制造的事情。但是，由於稟賦中善與惡的混雜，而他並不認識這種混雜的程度，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能夠從這中間期望得到什麽樣的結果。
5. 然而，預蔔的人類歷史必須以某種經驗為出發點
在人類中，必須有某種經驗，它作為事件，能夠指示出，人類的某種性質和某種能力是人類向善進步的原因和（由於這應該是一種賦有自由的存在物的業績）作者。當然，如果共同起作用的情況發生，那麽，由一個給定的原因出發，是可以預告作為結果的事情的。但是，就像在賭博中的機率統計一樣，上述共同起作用的情況總有一天會必然發生，這在大體上是可以預告的，但卻不能確定，在我有生之年是否會發生，我從中是否會獲得將證實那種預告的經驗。——因此，必須尋求一件事，它將在時間方面不確定地指示出這樣一種原因的確實存在以及它在人類中的因果性的行動，它將使人推論出向善的進步是不可避免的結果。這一結論還可以擴充套件到過去時代的歷史（過去一直處在進步之中），以致那件事本身並不必須被看作進步的原因，而是必須被看作指示性的，看作歷史的征兆［signum rememorativum,demonstrativum, prognosticum（記憶的、指示性的、預測的征兆）］。因此，從整體上看來，也就是說，不是根據個人來看（因為這會成為一種無休無止的列舉和計算），而是像這個整體在世間被劃分為各個民族和國家那樣來看，那件事情將能夠證明人類的趨勢。
6. 關於我們時代將證明人類道德趨勢的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不在於由人做出的重大業績或者罪行，這些業績或者罪行使偉大的東西在人那裏變得渺小，或者使渺小的東西變得偉大，例如，就像玩魔術一樣，古老的輝煌的國家消失了，另一些國家就像從地底下冒出來的一樣代替了它們。不，根本不是這一切！它僅僅是觀眾的思維方式，它在這偉大轉變的過程中公開地表現出來;它是對一派參與者在與另一派參與者的對立中的普遍的、然而並不謀私利的同情，甚至甘冒這種派性會給他們帶來很大危害的危險;它（由於普遍性）證明了人類在總體上的一種特性，同時（由於無私性）也證明了人類的一種道德特性，至少在稟賦中是這樣。這種特性不僅使人期望向善的進步，而且就進步的能力目前已經足夠來說，它本身就是一種進步。
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已經看到過一個思想豐富的民族進行了革命，這種革命可能會成功或者失敗，它可能會充滿了不幸和殘暴行為，以致如果第二次進行這種革命，那麽一位心地善良的人可能會希望它順利地進行，但他永遠也不會決定進行這種代價高昂的試驗。——我認為，這種革命如願以償地在所有觀眾（他們自己並沒有卷入這種活動中去）的心靈中找到了一種同情，這種同情幾乎接近於狂熱，它的表現是非常危險的，它的原因不可能是別的，只能是人類的道德稟賦。
這種傾註的道德原因是兩方面的：第一，權利的原因，其他勢力決不能去阻礙一個民族建立它自己認為好的公民制度;第二，目的（它同時也是義務）的原因，在本性上，一個民族的制度唯有能夠按照原則避免侵略戰爭（至少在觀念上，這種制度不可能是別的，只能是共和主義制度），因此能夠阻止戰爭（一切災難和道德敗壞的源泉），否定性地保障盡管有各種缺陷的人類向善的進步，至少使它在進步中不受幹擾，才是自在地合法的、在道德上是善的。
因此，雖然由於一切激情本身都是應該受到指責的，所以也不能完全贊同狂熱，但是，上述情況以及對善的富有激情的同情，即狂熱，卻借助這段歷史為對人類學十分重要的說明提供了動因：真正的狂熱總是只涉及理想的東西，而且只涉及道德的東西，這些東西是權利的概念，不能被嫁接到自私自利上去。透過金錢酬報，並不能使革命者的敵手充滿純粹的權利概念在革命者心中所產生的熱情和崇高思想，在那些註意到自己所屬民族的權利，並且把自己看作這種權利的維護者的人的武器面前，甚至古代軍事貴族的榮譽概念也消失了。甚至在絲毫沒有參與發揮作用的意圖的情況下，在外部觀看的公眾也贊同這種激昂的情緒。
7. 預蔔的人類歷史
在基本原理中，必須有某種道德的東西，理性把它看作純粹的，但同時，由於巨大的、劃時代的影響，還把它看作某種說明為此而承認的人類靈魂義務的東西，它涉及人類在總體上的統一［non singulorum, seduniversorum（不是各個個人的，而是全體人們的）］，它的預期的成功和成功的嘗試贏得了普遍的、無私的同情。——這件事物是現象，但不是一場革命的現象，而是（像艾哈德先生所說的那樣）一種自然法制度前進演化的現象。雖然在野蠻的爭鬥中，這種制度本身還沒有實作——因為內部的和外部的戰爭摧毀了所有迄今為止存在過的法制——但是，它卻可以引導人們為一種能夠沒有戰爭嗜好的制度而努力奮鬥，即為共和主義制度而努力奮鬥。共和主義制度或者是就其國家形式來說的，或者是在元首（君王）統一的治理方式上，類似於一個民族根據治理國家的普遍權利原則制定的法律。
現在，我向人類宣布，根據我們時代的外貌和征兆，無須先知者的頭腦就能預告這種目的的實作，因而同時也就能夠預告人類向善的進步從今以後不再完全逆轉。人類歷史中的這樣一種現象不會再忘掉自身，因為在人的本性中發現了一種向善的稟賦和能力，這是任何一位政治家從事物迄今為止的行程中所不能玄思出來的。按照人類內在的權利原則，唯有它把自然與自由統一起來，但是，就時間來說，它是不確定的，它只能從偶然中預告事物。
但是，即使現在仍然沒有實作在這種事情中預期的目的，即使一個民族制度的革命或者改革最終歸於失敗，或者說，在這場革命或者改革持續了一段時間之後，一切又重新回到舊日的軌域（就像政治家們目前預蔔的那樣），那種哲學預告也沒失真失任何效力。——因為那種事情太重大了，與人類的利益關系太密切了，根據它對世界的影響，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擴散太廣了，以致不會不以任何有利狀況的誘因使各民族再想起它，喚起它們重復這種方式的新嘗試，因為在對人類如此重要的事情上，預期的制度必然會最終在某個時刻獲得那種穩固性，這種穩固性必然會在所有人的心靈中透過經常的經驗造成教誨。
因此，認為人類始終處在向善的進步中，以後將繼續進步，這不僅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出自實踐意圖值得推薦的命題，而且是違背所有無信仰者的意願，即使對於最嚴格的理論也站得住腳的命題。如果我們不僅註意到在某一個民族可能發生的事情，而且也註意到在地球上所有將逐漸地參與其事的民族中的擴散，那麽，這一點將開啟對一個無法預測的時代的展望。例如，在人出現之前，自然革命的第一個時代（按照卡姆佩和布盧門巴哈的說法）僅僅埋葬了動物王國和植物王國，假若在這個時代之後，不會出現第二個對人類如法炮製，以便讓其他造物登上這個舞台的時代，那麽，上述情況是成立的。因為對於大自然的無上威力或者對於我們無法認識的大自然的最高原因來說，人只不過又是一種微不足道的存在。但是，如果人類的統治者也這樣看待人，也把他當作微不足道的存在對待，一方面把人純粹當作實作自己意圖的工具，使他像動物一樣地承受重負，另一方面又使人們陷入彼此之間的爭鬥，以便使他們任人宰割，這就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了，而是逆轉了創世本身的終極目的。
8. 關於公布著眼於向最佳世界進步的公理的困難
人民啟蒙就是公開地教給人民相對於它所屬的國家的義務和權利。因為在這裏僅僅涉及自然的、從共同的人類理智產生的權利，所以，這些權利的自然宣示人和解釋人在一個民族中就不是由國家指定的有官職的權利教師，而是自由的權利教師，也就是說，是哲學家。雖然哲學家們的意見不是秘密地向民眾提出的（作為民眾，他們很少註意或者根本不註意哲學家的意見和著述），而是恭敬地向國家提出的，雖然國家受到懇求要銘記人民合法的需求，而如果整個民族都想陳述自己的疾苦(gravamen)，那麽，除了公布於眾這種途徑之外，沒有其他任何實作的途徑。但是，由於哲學家們允許自己享有的自由，對於始終只追求統治的國家來說，他們仍然有傷風化，仍然被稱作啟蒙者，被詆毀為危害國家的人。因此，禁止公布於眾，將阻礙一個民族向善的進步，甚至在僅僅涉及他們的最低要求、僅僅涉及他們的自然權利的事情上，也是如此。
另一種隱諱就是隱諱一個民族制度的真正特性，盡管這種隱諱很容易被識破，但是，要求一個民族遵守這種隱諱是合法的。說大不列顛尼亞民族是一種無限制的君主制，是對這個民族尊嚴的傷害。他們樂意讓人們說自己是透過議會兩院作為人民的代表來限制君王意誌的制度。不過，每一個人都清楚地知道，君王對這些議員們的影響是如此大，如此毋庸置疑，以致除了君王所意欲的事情以及他透過自己的大臣所建議的事情之外，所說的兩院不會決定任何別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君王有時候也建議作出一些決定，他知道，這些決定將會使他自己遭到反對（例如由於黑奴買賣），這也正是他自己制造的。他的目的在於給議會的自由一個虛假的證明。——事物特性的這種表象自身包含了虛假的東西，以致根本不能再尋找真正正當的制度。因為人們自以為在一個已經存在的例證中找到了這種制度，而且一種騙人的公論也用虛構一種受到出自人民的法律限制的君王來迷惑人民。而在此時，人民的代表們卻被賄賂收買，背地裏使人民聽命於一個絕對的君王。
一種與人的自然權利相吻合的制度的觀念，即服從法律的人們同時也應該聯合起來成為立法者，是一切國家形式的基礎。在觀念上透過純粹的理性概念想到的共同體，叫做柏拉圖的理想［respublica noumenon（國家的本體）］，它不是一個空洞的幻影，而是市民制度本身永恒的規範，它清除了一切戰爭。按照這一規範組織起來的市民社會是這一規範透過一個例項按照自由規律在經驗中的體現［respublica Phaenomenon（國家的現象）］，它只有在各種各樣的爭鬥和戰爭之後才能艱難地實作。但是，如果這種社會制度有朝一日得以實作，那麽，為了消除戰爭這種一切財富的毀壞者，這種社會制度有資格成為一切制度中最好的制度。因此，實作這樣的制度是一種義務，但是，（由於這一點並不能馬上實作）雖然實行獨裁統治，但卻按照共和制（不是民主制）進行治理，這在目前是君王們的義務。這就是說，按照符合自由規律精神的原則（就像一個具有成熟理性的民族會為自己規定的那樣）對待人民，盡管在條文上並不征求人民的贊同。
9. 人類向善的進步將會取得什麽樣的收益？
不是信念中的道德觀念的日益增長的量，而是在合乎義務的行動中它們的合法性的結果的增長，無論它是透過什麽動力引起的。也就是說，只有在人們做出的越來越數不清、越來越好的優秀業績中，因此，只有在人類的道德特性的現象中，才能規定促使人類向善的收益（結果）。——因為我們用來論證這種預告的只有經驗的材料（經驗），就是說，這種預告是以我們的行動產生的物理原因為基礎的。我們的行動本身是現象，但不是道德現象。道德現象包含了應該產生的事物的義務概念，唯有這個概念才能被純粹地、先天地提出。
漸漸地，強者方面的暴行將會減少，對法律的服從將會增多。一方面出自榮譽心，另一方面出自對自己在共同體中的利益的正確理解，善行增多了，訴訟中的爭吵減少了，諾言的可靠性也增多了。最終，這種狀況也擴充套件到了各民族互相之間的外部關系，直至一個世界公民的社會。而在這同時，人類的道德基礎卻不會有絲毫的增長，為此，必須還有某種新的創造（超自然的影響）。——因為在人類向善的進步這一問題上，我們不能許諾過多，以免遭到政治家有道理的嘲弄，政治家總是喜歡把進步的希望看作一個發瘋的人的夢幻。
10. 唯有在什麽樣的秩序中才可以期待向善的進步？
回答是：不是透過事物自下而上的行程，而是透過自上而下的行程。——期望透過在家庭傳授以及在學校（從最低階的學校開始一直到最高級的學校）中教育青年掌握精神文化、道德文化以及由宗教學說加強的文化，最終不僅能夠教育優秀的國家公民，而且能夠使優秀的東西繼續進步，並且保存下來，這是一個很難希望獲得預期成果的計劃。因為盡管人民認為，教育青年人所需的經費並不必然給自己帶來負擔，而是必然給國家帶來負擔，但是，從國家這方面來說，由於它把一切都用於戰爭，因而也就沒有余錢來為勤奮的、樂意履行自己職責的教師發薪（就像畢興［7］所抱怨的那樣）。不僅如此，而且整個教育機構如果不按照最高政權的審慎計劃、不按照它的這種意圖設定、執行，並且始終保持同一，那麽，它也就沒有任何連貫性。為此，就要求國家不斷地進行改革，雖然不能進行革命，但可以嘗試著進行變革，不斷地向善進步。但是，由於進行這種教育的還是人，因而這些人自己也必須受教育，所以，由於人類本性的這種缺陷，鑒於有利於造成這樣一種效果的各種事態的偶然性，只能期待在一種自上而下的智慧（如果它是我們看不見的，就叫做天意）中得到人類進步的希望，這種智慧就是肯定的條件。但是，為了人們在此能夠期待、能夠要求的事物，只能期待否定的智慧來促進這個目的。也就是說，人們將被迫使道德的最大障礙，即總是使道德退步的戰爭，首先逐漸地更符合人性，然後日益減少，最後使侵略性的戰爭徹底消失，以便選擇一種能夠堅持不懈地向善進步的制度。按照這種制度的本性，它建立在真正的權利原則之上，不會削弱自身。
結束語
一位醫生天天用空話敷衍自己的病人，他告訴病人們，他們不久就會好轉。他告訴第一個病人，說他脈搏跳動好轉了；他告訴第二個病人，說他的痰預示著好轉;他告訴第三個病人，說他的汗預示著好轉。一天，病人的一位朋友來訪。第一個問題就是：「朋友，您的病怎麽樣了？」——「還能怎麽樣？好轉這種說法吵得我要死。」——如果有人在政治災難方面開始對人類的解脫和人類向善的進步喪失信心，我並不會為此而責怪他。然而，我相信休謨開出的英雄的藥方，它是一種快速的療法。——「如果我現在（休謨說道）看到各個民族正在進行互相敵對的戰爭，那麽，這就好像我看到兩個醉鬼在瓷器店裏大打出手。因為不僅他們互相造成的鼻青臉腫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治好，而且他們事後還必須賠償自己所造成的一切損失。」SerosapiuntPhryges（特洛伊人明智起來已經太晚了）。但是，當代戰爭的慘痛後果卻能夠迫使政治預蔔家承認即將來臨的人類向善的轉變，現在已經可以預期這種承認了。
［1］本文原為【學科之爭】的第二章「哲學院與法學院的爭論」。這實際上是一篇獨立的短文，康德最初也沒有打算把【學科之爭】寫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參見第91、 92封信），現把本文單獨譯出，以饗讀者。——譯者註
［2］阿布德拉主義得名於古希臘城市阿布德拉(Abdera)，該城市由尼奧尼亞人建於公元前656年，曾多次在戰火中被摧毀。該城居民被視為頭腦簡單的蠢人。——譯者註
［3］西緒福斯(Sisyphus)，古希臘神話中的柯林斯國王，因生前犯罪，死後受到懲罰。在地獄，他被迫把一塊巨石推上山，剛到山頂，石頭就墜下來，墜而復推，推而復墜，永無止境。——譯者註
［4］科耶爾(Gabriel Francois Coyer,1759—1813)，法國耶穌會會士，南錫科學院和英國皇家學會成員。——譯者註
［5］第谷(TychoBrahe, 1546—1601)，丹麥天文學家，在他建立的宇宙體系中，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陽、月亮繞地球運轉，其他行星繞日運轉。——譯者註
［6］—種古代天文學觀點，認為行星的軌域是一個圓［本輪上其圓心的執行軌域又構成一個以地球為圓心的圓（均輪）］。——譯者註
［7］畢興(Anton Friedrich Büsching, 1724—1793)，柏林一教會中學校長，地理學家。——譯者註
（譯自【康德全集】第7卷第79—9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