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史密斯日記與筆記：1941-1995】是帕特一部難以定性的著作。
盡管本書的編者安娜·馮·普蘭塔在書中反復重申，這不是海史密斯的自傳。但我們可以發現，這本書在很多層面都表現出了傳記的性質。
海史密斯在她的日記和筆記中侃侃而談，談寫作，談世界，談自我，並且毫不避諱地將個人的私生活剖析在讀者面前。
普蘭塔在編輯這些文字的時候，在每一時期的日記和筆記之前，都附有帕泰瑞夏這一時期簡要的經歷。
以上種種都讓這本書具備了傳記和年譜的性質。
但我們一定不要天真地以為，借助帕特自己的文字，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真正的帕特。
對此本書的編者，同時也是帕特的編輯普蘭塔說得一語中的： 我們在日記與筆記中讀到的那個人，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帕特，而更有可能是她自以為的樣子，或是她希望自己成為的樣子。 無論是她自己還是其中出現的人物， 回憶的過程也是詮釋的過程。
基於以上立場，【海史密斯日記與筆記】的價值就很明顯了，它不是帕特的自傳，但卻可以讓讀者看到，帕泰瑞夏·海史密斯是如何成為帕泰瑞夏·海史密斯的。
鑒於海史密斯在書中寫下了太多讓人臉紅心跳的私生活細節，或許會讓讀者產生一種窺視別人生活的別扭。
但無需別扭，一來本書的日記和筆記是經過普蘭塔等人的妥善編輯的；二來，帕特本人未必會覺得讀者閱讀這些文字是對她的冒犯。甚至，帕特早就預料到了這些日記與筆記的出版，因此會在日記中與未來讀者對話。
這並非是信口雌黃，不妨先來看看帕特寫於1941年5月24日的日記： 舒爾伯格（或湯瑪斯·沃爾夫）寫道，一個人之所以寫日記是因為他不敢把寫的東西公之於眾。我就是這樣的。不管怎樣，我喜歡記錄我的進步和退步。
後半句話大約是真實的，但前半句，帕特就有些口是心非了。
事實上帕特並不害怕她的日記公之於眾。因為在後來寫於1945年9月12日的日記中，帕特直接向她未來的讀者喊話了：
未來的讀者們，請註意！這些日記應該和我的筆記同時閱讀，這樣就不會產生我只寫瑣事俗務的印象了。
類似的文字還出現在帕特寫於1970年1月17日的日記中： 在我死後，如果有人翻看這本筆記，會覺得太無聊，太多瑣事了。
誠然，【海史密斯日記與筆記】確實記錄了太多的瑣事，但這恰恰證明了帕特的真實與鮮活。
更重要的是，在這些瑣事中，我們能看到一個寫作中的帕特。
在寫於1941年6月21日的筆記中，帕特對她自己的寫作有一句極其精彩的論述： 我是一個在洪水中掙紮的遊泳者，透過寫作尋求一塊落腳的石頭。
恰如書名所說，本書由兩部份構成，一部份是日記，一部份是筆記。但編者普蘭塔在開頭就告訴了讀者，這兩部份的界限有時候並不明顯，甚至就連帕特也無法將二者截然分開。
整體上，帕特的日記描述了她時而緊張、時而開心、時而痛苦的個人經歷；筆記則幫助她對這些經歷進行理性加工，並構思自己的寫作。
普蘭塔在書中對這兩部份的概括令人印象深刻： 帕特用日記寫下自己生命、愛情與失落的每一個細節，在筆記本中記下她的哲學觀察和對創作工作的深刻洞察，二者互為補充。
上面說過，【海史密斯日記與筆記】在每一時期的日記和筆記之前，都有簡短的對於帕特經歷和創作的概述，借助這些文字，我們可以更細致地了解帕特的人生與創作。
作為一名作家，帕特的經歷稱得上是幸運，在30歲之前就已經出版了第一步長篇小說【列車上的陌生人】，被大導演希區柯克相中改編成電影，帕特一舉成名。
這是帕特30歲的事，時間剛進入1950年代，這十年間，帕特在創作上還將取得更多的進展。她那部著名的描寫女同性戀的小說【卡羅爾】同樣出版於這一期間，隨後是另一個著名的系列【天才雷普利】。
【海史密斯日記與筆記】還談及了【卡羅爾】出版背後的故事。
這是帕特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帕特創作這個故事的時候，美國正處於「麥卡錫時代」的混亂當中，彼時對同性戀的迫害運動——即所謂的「薰衣草恐慌」屢見不鮮，被懷疑是同性戀和被懷疑是共產黨人一樣嚴重。
基於上述背景，帕泰瑞夏采取了經紀人的意見，以假名「克雷爾·摩根」出版了【卡羅爾】，最初的名字叫【鹽的代價】。
直到四十年後，1990年，帕特才冒險用真名重版了這部作品，並更名為【卡羅爾】。
除了【卡羅爾】，【海史密斯日記與筆記】中還詳細記錄了帕特創作雷普利系列的靈感來源，這些內容豐富了本書的文學價值。
【海史密斯日記與筆記】中展現給讀者的，不單單是一位作家海史密斯，同時還是一位狂熱的讀者海史密斯。
這本書中詳細地記錄了帕特龐大的閱讀量，我們可以按此總結出一份分量極重的海史密斯的書單。
帕特在他的日記中有幾位反復提及的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朱利安·格林，莎士比亞以及湯瑪斯·沃爾夫等等。她反復稱贊他們的創作以及對她的影響。
帕特不光閱讀那些世人公認的偉大作品，也會挖掘一些相對冷門的作家。比如她在1941年4月16日的日記中曾提到，她閱讀了詹姆士·布蘭奇·坎貝爾的【玩笑的精華】，緊接著她說道， 一定要對知名作家和不知名作家都有所了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
在1947年1月30日的筆記中，帕特還提到， 她在創作一個不尋常的故事時，更喜歡讀科學書籍而不是小說。
帕泰瑞夏這種廣泛的閱讀量與其他很多作家如出一轍，恰如蘇珊·桑塔格所說，作家就是對一切都感興趣的人。
在記錄自己的書單時，帕特也在她的日記中記下了許多作家去世的日子，比如伍爾夫、喬伊斯、紀德、福克納以及格雷厄姆去世的時候，帕特的日記中都有相關記載（有點意外的是，帕特沒有記錄另一位她喜歡的作家湯瑪斯·曼去世的日子。）
伍爾夫去世的時候，帕特在日記中記下了一番思考， 她認為伍爾夫的自殺是因為她無法調和藝術與人類屠殺。
帕特一針見血地指出， 謀殺是一種人類行為，或者說，偶爾還是人類的特征，我們中的一部份人就是有謀殺的欲望。
我們不難從帕特的文字中看出她對於世界的抨擊與失望。
在另一天（1942年8月2日）寫下的筆記中，她說， 為什麽我寫不出人面桃花、情人相會、幔賬旖旎、家的味道？因為這個世界已經烏煙瘴氣，舊的方法指不出前路。
類似的文字我們還將一次次讀到，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帕特不單單是一位關註自身的作家，她還關心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
我們所有人都是這個洪流世界的落水者，帕特用寫作來尋求一塊落腳的石頭，而我們讀者，或授權以在帕特的文字中尋到一塊落腳的石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