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所實行的「無為」政治，雖然給人民提供了休養生息的機會，但也暴露了種種弊端。漢武帝即位以後，面對「無為」政治留下的種種社會矛盾，奉行什麽樣的政策必須有所抉擇。如要實行「有為」政治，是采用法治，還是采用德治？在政治上應該以什麽為指導思想？應該采取什麽措施？漢武帝正是帶著這些問題舉行賢良對策的。董仲舒對此一一作了回答。他首先肯定了「有為」政治。
董仲舒認為，首先要實作思想的統一，改變漢初那種「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學術混亂局面。統一思想的程式應該自上而下，「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由於董仲舒是一個儒家學者，對於秦王朝實行法治而亡的歷史教訓記憶猶新，所以他一開始就將思想統一的基調定在儒家學說的基礎之上，明確指出：「仁誼（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他主張「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便是「獨尊儒術」。「獨尊儒術」作為政治的指導思想，必然要反映到文化教育領域。
實行有為政治另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是人才。漢武帝在策問中抱怨他晝夜勤勞，「盡思極神」，但沒有得到應有的政治功效。董仲舒認為，這是得不到賢才輔佐的緣故，而得不到賢才，原因之一是漢初不養士，不辦教育；原因之二是人才的選拔和使用不當。漢初官吏基本上來源於官僚子孫襲蔭，富人捐資得官，透過察舉被選入仕。官吏的升擢還存在著論資排輩的現象。
針對第一個原因，董仲舒提出設立太學的主張。他不僅把太學看作是培養人才的場所，而且把它作為推行教化的手段。針對第二個原因，董仲舒建議加強選舉的嚴格管理，在官吏的提拔、任用過程中克服論資排輩現象，實行「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
董仲舒關於興太學、擇賢任能的建議被漢武帝所接納。其中擇賢任能一項似乎與教育無涉，但是一旦賢能的「材」、「德」標準和儒家的經術、道德聯系起來，加之察舉制度的推動，不僅促進私學的大發展，也加速漢朝社會儒學化的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