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中，階級鬥爭的問題幾乎徹底缺席了。
誰的「人類世」？
王欽評齋藤幸平的【人類世的「資本論」】
齋藤幸平，【人類世的「資本論」】，2020，中文譯本於2023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譯者：王盈，頁數：272頁。
新銳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齋藤幸平出版於2020年的暢銷書【人類世的「資本論」】（集英社）屬於一本號召讀者行動的著作。所謂「人類世」（Anthropocene，又稱人新世），最早是由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於2000年提出的一個用於區分地質時代的用語，強調人類為地球的生態系和地質所帶來的深刻影響。齋藤在書中將「人類世」定義為「資本主義所生產出的人工制品——也即負擔和矛盾——覆蓋地球的時代」。面對「人類世」給生態環境造成的嚴重破壞，我們應該怎麽做？這便是本書的問題意識。
在整本書的開頭部份，齋藤援引了許多數據表明，無論是各國為應對已經發生的環境和氣候問題采取或即將采取的節能減排措施，還是各類正在或已經投入使用的綠色新能源，都無助於從根本上解決越來越嚴重的資源危機和環境危機。齋藤指出，這些綠色環保的意識形態只會讓人們繼續心安理得地維持目前的生活方式，而無助於解決環境問題；換言之，根本問題從來都是以「發展」、「生產」和「消費」為導向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由此帶來的當代消費社會以及與之相配套的生活方式。因此，「應對環境危機、抑制經濟增長的唯一方法，就是我們親手中斷資本主義，向著去增長型的後資本主義進行大轉型」。齋藤透過對於晚期馬克思筆記的解讀表明，甚至所謂「生態社會主義」也並不是馬克思最終采取的立場；晚年的馬克思對於包括資本主義和永續增長在內的進步史觀進行了徹底的否定。
例如，齋藤提到，在晚年馬克思看來，被人類學家作為考察物件的「原始社會」之所以生產力低下，並不是因為這些共同體中的人們愚昧無知；恰恰相反，哪怕條件成熟、能力允許，人們也故意不去提高生產力，因為他們要「防止發生權力關系，權力關系會轉化為支配和從屬的關系」。所謂「有機巧者必有機心」，此之謂也。於是，對於目前環境和資源問題的解答，既不是永續發展模式，也不是新能源的開發利用，更不是以期待資本主義的自我瓦解為出發點的「加速主義」，而是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在齋藤的論述中，這一點最終凝結為一個簡單明了的口號：「要麽選擇共產主義，要麽選擇野蠻，只有這兩個選擇！」
應該說，對於如今早已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持續視為理所當然、甚至作為思考前提的學界氣氛而言，齋藤的論斷可謂振聾發聵：「資本主義引起的問題，在繼續保存‘資本主義’這一根本原因的情況下是無法得到解決的」。既然如此，我們需要追問的便是：對於齋藤來說，「共產主義」具體而言意味著什麽？簡言之，齋藤給出的回答是：公共資源（commons）的社會管理。齋藤提到，在當今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下，稀有的資源遭到一小部份人的獨占，並圍繞這些稀有資源組織起生產制度。他以煤炭資源為例指出，煤炭開采和利用是一種對於開發有很高要求、貯藏有限的「封閉型技術」，「其結果是把水力等永續能源晾在一邊。煤炭成為主力後生產力上升了，但城市大氣受到汙染，勞動者被迫要工作到死為止」。值得註意的是，這裏的關鍵並不是煤炭和水力之間的對比，否則齋藤的論述和他批評的「綠色環保意識形態」就沒什麽不同了；毋寧說，相比於能源是否可以持續再生，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對一種資源的開發利用是否可能造成一小部份人獨占的局面。在這個意義上，即便將來可能投入使用所謂綠色新能源，如果仍然延續「封閉型技術」的開采和管理模式，那麽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和消費社會仍然會延續下去，環境問題在根本上仍然無法得到解決。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公共資源成為私人所有以後發生變化的是稀有性，而稀有性的增加便增加了作為商品的‘價值’」。也就是說，一種資源的「稀有性」並不取決於它在物理的意義上究竟存在多少，而是在被吸納入某種特定的經濟模式的過程中如何被管理、運用和交易。例如，齋藤寫道：
「自然的‘界限’並不單純地存在於那裏。說到底，界限是一種‘社會習俗’，它是根據我們期待什麽樣的社會而設定的。界限的設定，是一個伴隨著經濟、社會和倫理決斷的政治性過程的產物。因此，我們絕不能說，只要把界限的設定交給一部份專家和政治家就高枕無憂了。」
齋藤幸平，【人類世的「資本論」】中譯本封面，2023，上海譯文出版社.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目前所面臨著亟需解決的環境和生態危機，自然也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必然帶來的內在困境。正是在資本主義對於特定資源的壟斷和獨占的前提下，「能源危機」才會迅速以刻不容緩的面貌呈現出來，而同時這種危機又促成了資本制經濟的另一輪對於資源和財富的再分配。與之相對，齋藤提倡讓公共資源的開發利用擺脫對於開市場和國家的依附關系，「擴充套件社會中生產活動的水平性共同管理」。為了實作這一目的，我們就必須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勞動的形態，而不能僅僅在所謂「再分配」和「價值觀」的層面上做文章：
「共產主義是生產目的的大轉型。不把作為商品的‘價值’的增長當成生產目的，而是把‘使用價值’當成目的，將生產置於社會性規劃之中。換句話說，目標不是GDP的增長，而是重視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這便是‘去增長’的基本立場。」
齋藤認為，一旦我們的經濟模式實作了從「價值」向「使用價值」的側重點轉換，那麽社會再生產所需的資源和勞動力就會偏向那些「真正必要的生產」，而「諸如行銷、廣告、包裝等不必要地喚起人們欲望的東西會被禁止」。
那麽，什麽是「真正必要的生產」，什麽是「不必要的欲望」？
齋藤在書中特意表明，無論是自己還是晚年的馬克思，都並不是要號召大家舍棄城市生活和先進的技術，回到過去的鄉村共同體，畢竟「這已經不可能了，而且也沒必要理想化那種生活」，而城市生活和技術開發也伴隨著很多「合理性」和「優點」。但是，齋藤筆鋒一轉：
「現在城市的樣子很有問題，需要做出修正，這也是毋庸置疑的。因為，共同體的相互扶助遭到徹底解體，而浪費大量能源和資源的生活是不永續的。可以說，我們身處城市化做過頭了的狀態下。」
城市化也許的確「做過頭了」，然而，這是一個向誰發出的問題？誰是必須回答這個問題的主體？是每個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抑或是渴望城市化的人們？是為了綠色環保主義而上街抗議的人們，還是聽信「環保意識形態」而「節水節電，放棄葷菜，購買二手貨，共享物品」的人們，還是生活極盡豪奢之能事的極富有階層？——在這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中，階級鬥爭的問題幾乎徹底缺席了。
由此產生的一個吊詭的結果是，如果一般市民在自己生活中可能采取的各種環保措施，實質上對於解決目前各國政府面臨的環境問題而言無關痛癢，那麽只能說，如果我們不是那占據絕大部份資源和財富的「百分之一」（借用「占領華爾街」群眾運動中的「1% vs. 99%」的說法），當前經濟模式和社會結構下產生的問題既是我們無能為力的，甚至是與我們無關的。齋藤喜歡以私人飛機為例，說明如今我們的消費習慣和生活方式已經遠遠超出了「必需品」的程度；可是，對於大部份並不擁有、甚至都沒有考慮過擁有私人飛機的人們來說，「究竟應不應該乘坐私人飛機」是一個根本無所謂的問題：私人飛機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不必要的」，這不是因為關於私人飛機的消費主義宣傳還不夠到位，而是因為「私人飛機」作為商品從來都不存在於大部份人的生活世界之中。在大部份城市居民的生活裏，或許「麥當勞」等速食是「非必需品」（這也是齋藤喜歡舉的一個例子），但是，拒絕吃麥當勞的做法，在齋藤的論述中又落入了「環保意識形態」的窠臼。對於不同階級的人來說，這個世界是不同的——這是一個不需要我們讀到晚期馬克思的手稿才能明白的道理。而當各國每年的國防預算屢創新高、甚至超過對於基礎社會設施和公共福利的支出，我們是否能夠繞過民族國家的政治邊界而談論「人類世」下的經濟模式轉型？進一步說，如果我們假裝目前遇到的問題無關乎特權階層、血汗工廠、貧富差距和各種形式的剝削、壓迫、鎮壓，而籠統地將所有這些社會和政治問題打包進「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消費社會」等名目下，那麽我們能夠設想的解答也一定是抽象的、理想化的。
另一方面，假設的確存在著一個尺度，標記著人們生活中「必要」和「不必要」的分界線——毫無疑問，憑借這個假設，我們不正當地跨過了1960年代以來連篇累牘的關於消費社會和欲望的批判理論——那麽，齋藤設想的「理想社會」是否因此就實作了呢？恐怕不然。因為，如杜斯妥也夫斯基等文學家提醒我們的那樣，有些人拒絕「黃金世界」的理由，恰恰就是因為它是「黃金世界」。甚至不難設想，由於環境和生態問題在較為短暫的時間內還不會對自己的生活產生實質性的影響，有些人可能會對這一危機表現出滿不在乎的態度。那麽，如何說服這些人呢？齋藤的回答是：對於這些人，需要做的不是說服，而是教育，甚至是帶有強迫性質的教育。難怪國分功一郎會說，在齋藤幸平那裏，二十世紀的歷史仿佛不曾發生。
王欽，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準教授，他的最新著作『魯迅を読もう: 〈他者〉を求めて』於2022年由日本春秋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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