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年：1978
現職：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
研究方向：當代文化批評
主要著作：【文化麥當勞】【知識分子的「內戰」】【重返公共閱讀】
王曉漁的書單
【中國新詩名篇鑒賞辭典】，唐祈主編，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
【靈地的緬想】，胡河清著，學林出版社，1994
【愛這個世界：阿倫特傳】，［德］阿洛伊斯·普林茲著，焦洱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文明的孩子】，［美］布羅茨基著，劉文飛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
【希尼詩文集】，［愛爾蘭］西默斯·希尼著，吳德安等譯，作家出版社，2001
【巴哈金文論選】，［俄］M. 巴哈金著，佟景韓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商君書錐指】，蔣禮鴻撰，中華書局，1986剛進大學不久，聽說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很好，去圖書館借了一堆，諸如費希特【全部知識學的基礎】之類，怎麽也讀不懂，一無所獲。這些書籍的價值毋庸置疑，卻難以成為我的入門讀物。人與書的相遇，需要恰到好處的契機。再經典的書，也會讀來索然無味；有些書平淡無奇，在特別的時刻讀到卻會受到巨大的觸動。這種意外，我時常碰到。擺在「秘密書架」上的正是那些意外的書，它們可能並非經典，對自己卻有著特別的意味。在這篇文章裏，我也盡可能地略過那些人盡皆知的典籍，比如【孟子】或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
「書中橫臥著整個過去的靈魂」，據說這是卡萊爾說過的。可是，書中不僅橫臥著過去的靈魂，也隱藏著未來的靈魂；不僅橫臥著作者的靈魂，也隱藏著讀者的靈魂。
與同齡朋友們交流閱讀經歷，幾乎都是從大學才開始自主選擇地閱讀，此前總是無暇讀書或者無書可讀。我在淮河北面的一座縣城長大，當地的圖書館形同虛設，新華書店的新書屈指可數，只能碰到什麽就讀什麽，讀的時候偷偷摸摸，像地下工作者。中國的書勉強能夠找到一些，外國轉譯進來的就很困難了，除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牛虻】，即使像【紅與黑】這種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文學名著，也難以找到，全本的安徒生童話我是大學之後才接觸到的。那時能夠遇到的主要是連環畫、評書、辭典、文選、報紙和雜誌，不是我選擇書，是我被書選擇。我最初讀到【南方周末】是在1990年代初，最初知道司馬南也是因為這份報紙經常刊登他的文章。無書可讀的結果是讀到什麽就背什麽，背過幾百首詩詞，包括當時公開發表的毛澤東的所有詩詞。
很偶然的在書攤上買到一本【中國新詩名篇鑒賞辭典】，主編是九葉派詩人唐祈。同時還有一本【新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年），主編是寫下「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的公木。後來備受推崇的穆旦，就是那個時候讀到的，不過當時我還讀不出其中的好，經常把他與穆木天混在一起。兩本辭典有不少重合，有趣之處在於差別，【新詩鑒賞辭典】的很多詩雖然第一次讀，卻太過熟悉，太容易懂，很難再去翻上第二遍。倒是【中國新詩名篇鑒賞辭典】裏一些怪怪的不知所雲的詩，有著迷人的晦澀，讓我反反復復地讀，感到很好奇，為什麽有人這樣組詞造句。最難得的是，這本辭典收入了大約十位六零後詩人的作品，當時他們不過二十七八歲，王寅的【想起一部捷克電影想不起片名】，很有畫面感，我讀後就記住了，雖然還是不太懂。
中學是一個人的趣味、價值觀和知識結構逐漸成形的時期，在這個至關重要的精神成長期，中學生卻只能被「填鴨」。我經常生產生異想天開的想法，如果中學縮短至三年，大學改為七年，或許會好上很多。每次回想中學，雖然遺憾那時接觸到的書太少，但也會慶幸沒有遇到衡水中學讓人聞風喪膽的軍營式管理。尤其到了高三，我三天兩頭地逃課，宅在家裏看書，做著文學青年的夢。這種不計後果只按興趣做事的風格，對我影響至深，至今「惡習」難改。
大學時期的閱讀，胡河清的【靈地的緬想】是無法略過的。當時胡河清自殺不久，我所在的學校是他本科的母校，圖書館裏的借閱卡上經常能看到他的簽名。一位從事古文字學研究的老師，向我們這些學生推薦了胡河清的著作。【靈地的緬想】改變了我對文學評論的偏見，此前總認為評論寄生於作品之上，是低人一等的，但是胡河清賦予評論以獨自生長的魅力。他的評論常常比評論物件好看，有些段落在原作裏一點也不顯山露水，被他拈出，卻意味深長了。
那篇如果不是因為作者去世可能被嚴重刪節的長序，仿佛一份午夜的遺書，胡河清講述自己的寫作生涯：「文學對於我來說，就像這座坐落在大運河側的古老房子，具有難以抵擋的誘惑力。我愛這座房子中散發出來的線裝舊書的淡淡幽香，也為其中青花瓷器在燭光下映出的奇幻光暈所沈醉，更愛那斷壁頹垣上開出的無名野花。我願意終生關閉在這樣一間屋子裏，聽潺潺遠去的江聲，遐想人生的神秘。」我最初從事文學批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這些文字的感召。
2000年前後，網路進入我的日常生活，我正在讀研究生。在一個匱乏思想交流的地方，網路成為我的精神飛地。文學無法（有時也不必）直接面對社會問題，但是文學讀者在日常生活中卻又無法回避那些社會問題。有時，在美學趣味上頗為挑剔的讀者，面對社會問題可能是一無所知的，卻因為美學的自負而擁有面對一切問題的自負。大學時代，我曾經一邊被先鋒文學吸引，一邊被【中國可以說不】打動，在宿舍的床上聽到電台裏播放【中國可以說不】，深以為然，認為說出了自己想說的話。有些奇怪的是，我事後卻沒有去找這本書，至今也沒有完整看過。
面對現實中的無聊、瑣碎和虛無，如果沒有精神需求，會遁入犬儒，如果有些精神需求，又很容易委身於灼熱的宏大概念。
創造平行文化，與參與公共生活密不可分。阿倫特最初的興趣是小說、詩歌和哲學，對現實政治沒有興趣，隨著反猶的興起和智識上的反思，她意識到參與政治的必要。阿倫特試圖為「政治」正本清源，恢復政治與公共生活的關系。她強調政治不應被等同於權力鬥爭，應通往開放的公共生活。把政治等同為權力鬥爭，會產生兩種結果，一種是參與權力鬥爭，一種是遠離權力鬥爭，這都是極權政治所期待的——狂熱的積極分子和冷漠的袖手旁觀者，是謊言得以盛行的條件。
在找到阿倫特的所有中文譯本和部份英文著作之前，我先是讀到阿洛伊斯·普林茲的【愛這個世界：阿倫特傳】。這本傳記不算經典，講述阿倫特的生平多於思想，現在重讀已經不再有當初的欣喜，卻是我接近阿倫特的一座橋梁。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論述，對「平庸的惡」的發現，對勞動、工作、行動的區分，回應了我的很多困惑，我喜歡這種具有對話感的閱讀體驗。阿倫特是猶太人，對猶太復國主義抱有同情之理解，但認為猶太民族主義和其他民族主義一樣，會帶來災難。她沒有把苦難和不幸神聖化，而是批評不加節制的同情會喚起暴力，指向一個奇怪的悖論：「有人出於同情和對人類的愛而隨時準備濫殺無辜」。這些必要的提醒，幫我走出文學青年常有的「悲情敘事」。以賽亞·伯林對阿倫特不以為然，痛斥「欽佩她的人只不過是會擺弄字母的‘文人’」，這沒有妨礙我一邊閱讀阿倫特，一邊搜集伯林的中文譯著，認同他對多元觀念的堅持，喜歡他自陳「我總是生活在表層」，拒絕「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深刻。
初讀布羅茨基的【文明的孩子】，是在假期返鄉的綠皮車廂裏。我對讀書的環境一向挑剔，那次在喧囂的車廂裏翻開【文明的孩子】，卻毫無障礙地進入書中的世界。布羅茨基因為撰寫那些不夠積極向上的詩歌，在蘇聯被視為不務正業者，一度被流放，後來又離開蘇聯，從流放者成為流亡者。布羅茨基對詩歌技術的精細解讀，以及他呈現的詩與政治的關系，都讓我折服。布羅茨基註重音節、音步、韻腳、詩體、重音、輔音等技術細節，但他同樣註重詩與靈魂的關系。他對文學與政治關系的闡述更是讓人難忘，「文學有權幹涉國家事務，直到國家停止幹涉文學事業」。愛爾蘭詩人希尼談論過相似的話題，他說：「從某種意義上說，詩的功效為零……從來沒有一首詩能阻攔坦克。但從另一種意義上說，詩的功效又是無限的。」那本【希尼詩文集】（吳德安等譯，作家出版社，2001）現在似乎被炒到一二十倍的價錢，一點也不遜色於這十余年的房價。【巴哈金文論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和卡爾維諾的著作，也是我反復閱讀的書。巴哈金的「狂歡」和卡爾維諾的「輕逸」，對我而言不僅是一種理論，更是校正了我有時過於嚴肅以至於拘謹的生活態度。
在25歲之前，我遇到這些書和這些人。我讀書一向隨興所至，漫無邊際，缺少條理和系統，但是後來發現，那些書與書之間存在著隱秘的聯系。我被翠綠的樹冠吸引，樹與樹之間相隔很遠，地面之下盤根錯節。布羅茨基和伯林惺惺相惜，希尼對布羅茨基有著高度評價。也有相反的事情，伯林講到阿倫特怒不可遏，布羅茨基和海維爾之間發生過論戰，這沒有關系，差異本身就是魅力。
這些年，讀過的經典越來越多，讓自己特別觸動的書越來越少，很多書雖有認同，卻很難再有震動。【商君書】讓我感受到久違的「文化震驚」，盡管它談到的觀念我一點也不陌生。談論中國傳統，無論是文化、思想還是歷史、政治，最需要了解的可能不是其他，是法家。這樣說不意味著我如何認同【商君書】，恰恰相反，我幾乎每一句話都不認同。【商君書】主要討論如何「強國」，這裏的國是君主的代名詞，「國家崛起」與「中央集權」乃至「君主集權」是一體的。【商君書】明確表示，欲要「強國」，先要「弱民」，「富國強兵」與「國強民弱」互為表裏。在法家那裏，打擊豪強不等於人人平等，只是意味著君權獨大，人人平等地接受奴役；重視農業的目的是打擊商業，使得民眾維持在溫飽階段，在「耕戰」中度過一生；執法必嚴與法治毫無關系，法治之法本身需要經過合法的立法程式，法家之法只是把君主的觀念認定為法律。法表法裏很難持續，通常二世而亡。到了漢武帝之後，法家的利刃裹上儒家的糖衣，就無堅不摧了。到了近代，很多知識人誤把法家當法治，埋下20世紀悲劇的種子。時至今日，不管台面上打的牌是馬基雅維利、施密特，還是喪家犬、董仲舒、周樹人、通三統，台下晃動的大都是法家身影。法家是無師自通的技藝，流淌在國人的血液中。
很多人把【商君書】當做「秘密書架」，包括1970年代批儒崇法的那位先生，當下思想界的中堅人物多半是在那時度過了青年時代。一本完全無法認同的書，給了我很多思想上的激蕩，這又是一件有趣的事。只有在讀到這一本時，我不會感慨，如果能早點讀到，該有多好。我很少推薦【商君書】，因為它太有魅力，很容易讓人無法自拔。正如本文開篇所說，人與書的相遇，需要恰到好處的契機。
（2014.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