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清晨六點半，戰犯管理所的全體人員聚集在禮堂，這個平時用來聽廣播的地方，但今天的廣播內容與往常不同。禮堂氛圍異常，每個人的臉上都帶著興奮和迫切的表情，因為今天將公布「特赦戰犯」的訊息。前一晚他們已經聽聞了這個訊息，整夜都在討論、祈禱，期盼自己能幸運地得到特赦。
在觀眾們焦急地等待時，廣播員終於宣布：「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定特赦所有因戰爭罪行而被關押的犯人！」
一時之間，掌聲如潮水般淹沒了廣播的聲音，有人歡呼雀躍，有人泣不成聲，還有人高喊著：「毛主席萬歲！」
這一訊息出乎所有戰犯的意料，他們原本以為這次特赦會像之前一樣只選擇一部份人，誰也沒想到會是「全部釋放」。實際上，不僅是戰犯感到驚訝，其他人最初也沒有預料到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華國鋒最初篩選出來的名單中有13個人不準備特赦。然而毛主席看了名單後作出指示：都放了，還給他們每人一百塊錢，宴會上加些葷菜！
特赦國民黨戰犯，不再予以處決。
新中國成立之前和之後，有一大批國民黨的軍政人員被我軍俘虜，其中有926人被認定為戰犯。這些人在解放戰爭期間犯下了嚴重罪行，在歷史傳統上他們應該被處以死刑，然而當時社會已進入新時代，我們已踏入文明社會，對待這些國內戰犯需要進行關押改造，實施「一個不殺」的政策。
這些罪犯的心智改造任務十分艱巨，特別是那些曾在蔣介石統治下擔任高級將領的人，他們曾經享受過蔣介石的優待，內心深受反動思想影響，一時難以洞悉現實情況，對蔣介石忠心耿耿，堅持認為改變立場就是向中國共產黨低頭。為了轉變這些罪犯的思想觀念，戰犯管理所竭盡全力。
首先，組織他們成立學習委員會，旨在讓他們在學習歷史中認識到蔣介石真實的本質；接著，安排他們到各大城市實地參觀，以便讓他們感受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就與進步；同時，讓他們親身參與勞動，體驗工人農民的生活。在這一系列活動中，大部份戰犯逐漸開始反省自己，並在政治思想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周總理在1956年1月30日表示，在政協會議之後，可以釋放十幾名戰犯。
隨後，周總理還就具體安排提出了建議：首先將這些戰犯集中到北京，接著安排他們到各地參觀，並允許其親友探望。這一系列安排的目的是讓他們更好地了解新中國的形勢，逐漸適應新社會。待適應完畢後，再討論如何進行下一步行動。
可以放是可以的，但應該在何時放最為妥當？毛主席也曾思考過這個問題，在5月2日的會議上，他提出：「需要等待時機，如果放得太早，那麽老百姓將如何解釋？等過幾年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後再進行放也未嘗不可......」
新中國首次出現了特赦的跡象。就是這樣。
1964年，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合影留念。
1959年，也就是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正值中秋節，9月14日，毛主席提出了特赦的建議，並隨即釋出了特赦令。
在傳統的團圓節這一天，這個訊息讓那些被關押的戰犯感到非常高興。盡管大多數人都意識到自己不會被列入第一批特赦名單，但至少這給了他們希望，只要他們能夠好好改造，也許下一批名單就會有他們的名字。被俘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們被集中在北京城西的戰犯管理處進行加速改造，當他們得知這個訊息後，他們激動地寫了一封信給毛主席，表達了他們的感激之情。
特赦釋放大會於12月4日舉行，共有33名戰犯獲得首批特赦。最高人民法院向各地的在押戰犯釋出了特赦名單，並頒發了特赦通知書。
自1965年開始，每年都會進行一次特赦，這一傳統從第一次特赦之後就一直延續下來。到1965年，已經有6次特赦行動，共有296名戰犯獲得特赦。然而，由於某些原因，特赦行動在1966年中斷，直到1975年才得以恢復。令人遺憾的是，1975年的特赦成為了最後一次面向在押戰犯的特赦。
毛主席表示，將在9年後重新實施特赦政策，並宣布對所有罪犯進行特赦。
雖然特赦暫停，但周總理對戰犯工作一直保持高度緊張，每年都如實報告戰犯的死亡情況。
一份報告於1971年5月被公安部上呈，內容涉及近五年戰犯的死亡數量和患病情況，立即引起了周總理的關註。周總理指出了戰犯管理工作存在的疏漏，並下達批示：如果改造得當，應符合黨的政策，為他們創造「特赦」的機會。
重新提出「特赦」事宜後，周總理提議要求公安部提供在押戰犯名單，以便在第四屆全國人大後進行特赦。公安部隨即派員前往北京、撫順、濟南、西安四個戰犯管理所進行資訊搜集工作，詳細記錄戰犯的姓名、年齡、關押時間等基本資訊，以及改造表現和身體狀況，形成一份完整的名錄。
周總理閱覽完戰犯名錄後，要求公安部對其進行分類。
總理周恩來
時任公安部部長華國鋒肩負起了這件事的責任，他遵循周總理的指示，親自召集會議討論這些戰犯的問題。盡管當時華國鋒的日常工作已經非常繁忙，但他只能利用晚上的時間來處理這件事情，然而並沒有因此懈怠。
在會議上，他將戰犯名單打印出來，每個與會者都獲得一份。從第一個戰犯開始，逐一討論每個人的情況。如果發現名單上有任何錯誤，將立即進行更正，然後重新打印用於討論。在了解所有被拘留戰犯的情況後，就需要進一步進行分類，並給出誰可以特赦、誰不能特赦的理由。
由於事務重要，因此需要反復討論許多問題，會議常常持續到深夜甚至天亮才結束。經過20多個夜晚的討論，公安部終於擬定出一份名單，並撰寫報告上報中央。在報告中指出，有13人不符合條件，需繼續羈押，不能獲得特赦。
華國鋒將這份名單呈遞給了毛主席。
毛主席在2月27日閱讀後發表評論：「應全面特赦，特赦時應舉行歡送會，邀請他們共進晚餐，宴請以魚肉為主，每人獎勵100元。對待他們應與我們對待自己的幹部一樣，畢竟他們已經放下武器25年了。」
華國鋒看完主席的批示後，深受主席的氣概所感動，一句「全部特赦」讓許多人大為意外。
毛主席與華國鋒進行了會晤。
「特赦」計劃的準備工作因此變得更加簡單了，畢竟不需要再對戰犯進行分類，所有的戰犯都將獲得釋放。為了執行毛主席的指示，華國鋒在中南海召開會議，要求各部門仔細核對戰犯名單，確保沒有遺漏任何一個人。
他還特意詢問施義之：「你口袋裏是不是還有名單？一定要把它們都倒出來，不能再留下一個。」
施義微笑著回答道：「口袋裏什麽都沒有，全都花光了。」
為了確保沒有遺漏，華國鋒親自檢查材料，直到將前6次特赦名單和本次特赦名單與1959年上報的戰犯總數856進行對比，才感到放心。
在對押解的戰犯進行清理時，他還留意到了一件事情：原本有25名起義投誠人員其實並不應該被關押，但卻仍然被滯留在戰犯管理所內。華國鋒將這一情況上報中央，並在經過審批無誤後，提前釋放了這25人。
毛主席考慮全部特赦其實是有原因的。這些人從建國後開始被關押，已經有20多年了。即使是年齡最小的人也逐漸變老，大多數都已到了六七十歲，強迫改造再也很難見到效果。
周總理在1974年12月審閱名單後，直到次年2月27日毛主席作出批示之前，名單上又有5人離世，使得名單上的人數不斷減少。華國鋒曾在會議上囑咐，在特赦之前不能再有人去世，但這無法保證，因為這些人早已身患重病。幸運的是，最終情況順利進行，特赦時名單上的人數沒有再減少。
願意前往台灣的人，我們會提供足夠的路費。
1975年3月17日下午，華國鋒在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二次會議上就這次特赦的情況進行了說明。他表示：「我們將遵循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對所有被關押的戰犯進行特赦釋放，每個人都將恢復公民權利。對於有工作能力的人，將安排適當的工作安置……如果有人願意回到台灣，我們將提供足夠的路費和方便條件，並歡迎他們回來。」
人大常委會最終決定對所有在押的戰犯實行特赦並恢復其公民權。
【人民日報】19日釋出了這一訊息，立即引起了國內外的關註。與此同時，撫順戰犯管理所內發生了文章開頭描述的場景：十二張大圓桌被擺出，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幸福的笑容。昔日的戰犯如今成為了同誌，他們彼此稱呼為先生，各色菜肴一個接一個地擺上桌。許多人毫不掩飾自己的情感，盡情享受美食，敞開心扉，暢飲歡笑，展現出與年齡不符的豪爽氣概。
「全部特赦」這則訊息讓特赦的戰犯感到欣喜，但對於仍懷有疑慮的公民權利持保留態度。過去六批獲釋的戰犯中，只有少數人得以在政協機構工作，大多數被分配到工廠做工人，或者派往農村務農，以恢復自由身份，同時需接受當地政治改造。
有人聲稱在他們這裏，所謂的公民權僅限於選舉權，而被選舉權則只是個「幌子」。但很快他們意識到情況並非如此，因為這次特赦的受益者全部由統戰系統負責分配工作。他們開始逐漸變得興奮起來，研究討論毛主席的批示以及其他相關內容，發現這一次的待遇明顯比之前好了許多。這次特赦每人可以領取一百元零用錢，而之前特赦的人只有7元、10元，最多也不超過15元。
一百元在那個時候意味著什麽？它甚至比17級國家幹部的月薪還要高出一塊錢。
除了每人發放零用錢外，還會為每個人提供一套新的制服。華國鋒曾在會議上談論過這件事，平時大家都穿著戰俘制服，所以需要提供新的衣服，顏色和樣式都要合適。經過大家的討論，最終決客製作藍色的軍便服，既莊嚴大方，又能喚起他們當初行軍的感覺。
華國鋒決定開一場宴會，把四個戰犯管理所的特赦人員都請過來以回應毛主席「開歡送會，請吃飯，多吃點魚肉」的要求。
22日，293名前戰犯聚集在北京的前門飯店，這座酒店曾是「四長會議」的舉辦地，那場會議是300多名高級幹部討論特赦戰犯的安置工作。現在這些特赦戰犯也在這裏居住，這充分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待他們的平等態度。
這些被特赦的人分成了四組，每個人都穿著藍色的軍裝，十分貼身合適，因為每件軍裝都是根據他們的身形量身客製的。盡管大多數人已經年邁，但穿上軍裝後，他們的軍人氣質立即顯現出來。每個人手裏還拿著一個提包，這是統一發放的，裏面裝著毛毯、被單、枕套、襯衣和洗漱用品等。
3月24日，一列汽車隊伍從前門飯店啟程，伴隨著一級警衛前往北京飯店，沿途人群絡繹不絕，這樣的場面實屬罕見。特赦人員抵達飯店大廳後，對宴會的高規格感到十分欣喜，紛紛與老友們寒暄交談。緊接著，葉劍英、華國鋒等人也抵達北京飯店，迎接他們的是雷鳴般的掌聲。
葉元帥在宴會前發表了講話，再次強調了相關政策，特赦人員可以到附近的工廠、農村、學校進行參觀，以便與他們記憶中的舊社會進行對比，並思考不同制度給國家帶來的成果。我們黨僅用了十幾年就使中國煥然一新，他向在場眾人保證：「我們將用三十多年的時間，在本世紀內一定能夠使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
眾人聽到這番激動人心的講話後，熱情高漲。黃維和文強代表特赦的人員發表了講話：「今天，我們獲得了特赦，並煥發出新的生機。同時，我們還能夠享有公民權利，這是只有在社會主義新中國才能實作的。我們必定永遠銘記黨的恩情，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統一大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隨後，在他們的引領下，眾人開始高喊口號，氣氛逐漸變得熱烈，宴會順利進行。
宴會情況的簡報已經呈交給毛主席和周總理，毛主席閱讀後感到非常滿意，並決定額外獎勵每個人200元和100斤糧票。當時，北京地區的薪資水平在35.5元到43元之間，所以可以想象200元的購買力有多大，而100斤的糧食足夠一個五口之家一個月生活所需。
特赦人員在宴會結束後返回前門飯店，按照安排進行參觀，並有時候能夠見到親友，一直持續到4月2日才結束這項活動。
十名申請回台灣的人中有一人自殺。
目前，這些獲得特赦的人已經被釋放，他們中的大多數已按照安排前往各省市安置，只有少數選擇留在原地，因為當初特赦時曾提到：「願意回台灣的人將會獲得足夠的路費和便利。」
王秉鉞、陳士章和蔡省三等十人最終決定返回台灣。
4月12日，統戰部當天迅速批準了這些人的申請，並在北京一家烤鴨店為他們舉行了歡送活動。童小鵬向他們保證：「政府並沒有對你們提出任何要求，也沒有給予你們任務，只希望你們能夠盡快回到台灣與家人團聚。」聽到這番話，眾人倍感親切，回想起近期所受到的關懷，無不感嘆政府和毛主席的偉大。
他們計劃在4月13日搭乘南下的航班，前往深圳再轉機到香港，然後返回台灣。臨行前，統戰部的負責人以及曾經被特赦的杜聿明、黃維等人都到機場為他們送行，還有許多人托他們到台灣後代問故友安好。抵達深圳後，他們分別領到了2000港幣作為路費，還有一套新衣服和一張有效期半年的通行證，到期後可重新申請。到達香港後，他們都忙著聯系家人，表示自己很快就能回去團聚了。
然而，國民黨卻將這一切視為「陰謀」，他們並不相信中國共產黨會毫無理由地釋放這些戰犯，並讓他們返回台灣，因為他們堅信這些戰犯一定是帶著某種任務回來的。因此，以間諜身份為由，拒絕了他們進入台灣的要求。十位前國民黨將領一路上懷著激動的心情等待著團聚，卻被曾經的戰友攔在門外，對於他們來說，無疑是當頭一盆冷水，讓他們心如墜冰。
他們別無選擇，只得在香港等待與家人團聚，希望台灣當局能夠顧及舊情，接納他們回去。然而，他們的過港簽證已被延期了5次，盡管如此，台灣當局的態度依舊堅決，並且私下還派遣特工前往香港，進行「反擊行動」。
經過兩個月的絕望等待，張鐵石最終走上了絕境之路，滿心悲憤之情選擇了以繩索了斷生命。本來滿懷喜悅地踏上回家之路，卻沒有料到會有這樣的結局，這充分顯示了國民黨的卑鄙無恥。
張鐵石在6月4日自縊身亡的訊息曝光後，其余9人備受震驚，然而台灣當局並未因此改變立場。輿論一度一邊倒地指責台灣當局冷漠無情。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不甘於人身自由受限的情況下，共產黨安排了10名特赦人員返回台灣，並給予了充分的關懷和照顧，獲得了普遍好評，而台灣當局則因為做法不當而在國際上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經過張鐵石自殺三天後，中央專案組就其余9人的安置問題重新展開討論，最終決定持續給予她們幫助，同時堅持她們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政府熱烈歡迎她們返回內地，也會為想要出國的人提供幫助並提供旅費，如果她們選擇繼續留在香港，政府也將繼續提供補助。
這9名人士最終各自有了不同的命運。王雲沛病故後，香港僅剩下蔡省三一人，他自願承擔起了海峽兩岸的溝通工作。在他的妻子生命垂危時，她還留下了這樣一句話：「請記住，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提供‘出路’的政策，就不會有我們今天的處境。」
因為中國共產黨為原國民黨戰犯「開啟了一扇門」，他們獲得了重新開始新生活的機會。其中許多人被安排擔任政協委員和常委，從而有機會參與政治協商和決策，並行揮影響力；另一部份人選擇前往農村或工廠，為社會主義建設做出貢獻。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們獲得了幸福美滿的生活。
還有一些人受邀參加外交活動，以便向其他國家展示新中國的實力。
杜聿明在武漢見到了一些老朋友。
1960年，當周總理接見蒙哥馬利時，杜聿明也在場。這時，蒙哥馬利對杜聿明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詢問他曾經領導的那支百萬大軍去了哪裏。杜聿明笑著指著陳毅元帥說：「都送給他了。」
「一個都沒有留下來嗎？」蒙哥馬利追問。
杜聿明再次用手指指了指自己，說道：「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周總理突然說：「你也已融入了社會主義。」
在問答的過程中，新中國的影響力得到了充分展示。
就算是黃維這樣的「頑固派」戰犯，也深切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優待。1985年，特赦十年之後，他再次回到撫順戰犯管理所，身份已不同，成為了全國政協委員。盡管已經高齡82歲，他堅持不住安排好的賓館，而是要去曾經住過的2號監室住一晚。第二天他感慨：「過去我在改造中表現不佳，經過政府多年的耐心教育，使得我這個頑固分子蛻變為了嶄新的個體！」
黨中央一直秉持著「寬大政策一貫到底」的原則，這在1975年的特赦行動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次特赦沒有設定任何前提條件，還妥善安置了特赦人員，使他們不必為未來擔憂，以寬大的胸懷融化他們內心的堅冰，讓他們心甘情願地邁向新生活。生在這樣的國家，實屬幸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