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理會議
1935年5月12日下午，黨中央在會理城郊的鐵廠村召開了會理會議，張聞天主持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等。
之所以沒在會理城裏開會，是因為紅軍打不下會理城。守會理的是川軍劉文輝部劉元瑭旅；雖然只有千把人，但因為會理城雖小，但城墻極為堅固，是用高12公尺寬6公尺青磚石打造，迫擊炮彈打上去連個坑都沒有，紅軍楞是打了7天沒打下來。
林彪和彭德懷都認為打會理沒什麽意義，但也沒想到難度這麽大；開始紅軍上下都沒當一回事，對方手下敗將2個半營而已，但5月9日一打發現居然打不動。雖然彭德懷向中革軍委發電建議不要打會理，但毛澤東不同意，彭德懷只好集中紅三軍團全部主力6千多人攻城。打到第七天還是沒打下來，毛澤東也覺得必須放棄了，要不中央軍就追上來了。5月15日，紅軍繞過會理城北上。
會理保衛戰，川軍悍將劉元瑭一戰成名，蔣介石晉升他為中將，還給了1萬大洋獎金。
會理會議上，張聞天在會上作了有關形勢的報告，並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總結了紅軍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的勝利，闡明了運動戰略正確思想；對林彪的所謂「走了弓背」的意見和他給中央三人小組要彭德懷任前敵指揮的信作了批評。
事情是這樣，林彪對四渡赤水以來毛澤東的指揮有意見，覺得毛沒有指揮大兵團作戰的經驗，繼續下去，紅軍即使不被敵人打垮也會被自己拖垮。於是就給中央寫了一封信，由於紅一軍團參謀長聶榮臻不願意簽名，於是這封信只好以林彪個人的名義送給了當時的中央負責人張聞天。
如果事情就此結束也不算什麽，接著林彪犯了致命的錯誤。送走信後他給彭德懷打電話，說什麽現在中央的軍事領導不行了，只知道走弓背路，不知道走弓弦路。如果這些抱怨話只對同事說說，也不算大錯誤。此時的林彪一貫以冷靜著稱的頭腦卻有點發熱了，他不僅對彭德懷訴說自己對中央軍事主官的不滿，還說了無組織原則的話。他勸彭德懷說，你出來指揮吧，我聽你的。
事情到了這一步，就不能說只是簡單不滿中央的軍事策略了。部隊的軍事主官竟然背著中央私下裏鼓動他人更換自己的上級領導，這無論放在誰身上，無論放在哪一支隊伍和哪一個政黨裏，都是不可饒恕的事情，更何況當時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處在那樣極為嚴峻的環境之中。
處在危境中的弱小紅軍再也經不起湘江戰役那樣的巨大損失了。越是在那樣的時刻，越是要求黨和軍隊必須精誠團結，上下同心，同仇敵愾。任何一個環節上出了問題，所受的都不僅是局部的小損失，而是事關整個革命事業的全域。據有關資料介紹，當時不理解運動戰的，不僅有林彪這樣中央紅軍最大軍團的軍事主官，甚至連黨的最高領導人張聞天也不是完全理解。
毛主席在會理會議上態度是極其嚴肅的，說話語氣也是十分淩厲的。他對林彪提出了毫不留情的批評，那句你是個娃娃的話絕不是有人解說的是對他所犯錯誤的開脫，而是包含著極其深刻的意義。林彪小毛主席十七歲，在那個普遍實行早婚的年代，這歲數懸殊簡直就是兩代人之差。毛主席以這樣的稱呼對林彪，絕沒有絲毫輕蔑林彪之意，而是包含著怒其不爭的責怪與怨氣，當然也不排除對他所犯錯誤的包容與原諒。
誰都知道，林彪的成長離不開兩個人，最早是朱德，後來是毛澤東。林彪是朱德帶領的那部份南昌起義部隊裏的基層軍官，是朱德最早發現了林彪出色軍事才能。上井岡山之前，林彪還是一個連長，在朱德發現了林彪的才能之後，很快就擢拔他為營長。後來到了井岡山，毛澤東在一個偶然機會發現了林彪，無意間從他的一番講話中發現這個年輕人不僅會打仗，還會做政治工作，其思想作為與自己有很多吻合之處。
林彪在井岡山遇到毛澤東，是他人生最為重要的轉折。他很快在鬥爭實踐中脫穎而出，被選拔到紅一軍團做軍團長。那時候的林彪，在井岡山是最年輕的軍團長，也是紅軍最大軍團的軍團長。由此可見，毛澤東和朱德對他的器重。
會理會議之後，林彪、彭德懷並未因他們所犯錯誤受到職位上的變動與影響，照樣負責他們原來負責的一、三軍團。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批評是嚴厲的，這不僅是彭德懷在接了林彪要他出來指揮的電話後沒有及時向中央匯報，更重要的是當時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劉少奇發現了部隊指戰員對中央戰略決策的不滿不理解情緒後，認為問題嚴重，便向中央發電報反映，要彭德懷簽字時，彭德懷拒絕了，劉少奇只好以他和楊尚昆的名義發出。會理會議雖然不太知名，卻決定了幾十年後廬山會議彭德懷的命運。
延安整風時候，張聞天之所以受到批評，並且從最高領導人位置上退下來，主要原因可能就是會理會議之前他在重大原則性上犯了錯誤。如果說遵義會議，張聞天居功甚偉。沒有他和王稼祥當時對毛的堅定支持，就不可能有毛的二次出山，中國革命就可能隨時終結在長征途上。而會理會議，張聞天犯了根本性的錯誤。
會理會議批評了林彪要求撤換毛澤東、朱德軍事指揮和反對機動作戰的錯誤，針對當時部隊的思想情緒，進一步闡明了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動作戰才能擺脫敵人重兵包圍的作戰方針。從而統一了認識，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鞏固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堅持了正確的軍事路線。
會理會議後，中央決定渡江北上去川西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建立蘇區根據地。會後，中央紅軍組成以劉伯承為司令員、聶榮臻為政委的先遣隊，為中央紅軍北上四川開路。隨後紅軍攻占了防禦空虛的德昌小城，但卻並沒有占領西昌，而是派出特使秘密聯絡劉文輝的侄子，當地的總指揮劉元璋，達成了互不侵犯約定。
而在會理會議之前的一個月，紅四方面軍在徐向前的指揮下發動強渡嘉陵江戰役，紅四方面軍勇猛頑強，果斷神速，連克閬中、南部、劍閣、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等8座縣城，控制了東起嘉陵江、西至涪江縱橫二三百裏的廣大地區，共殲川軍12個多團1萬余人，為中央紅軍入川造成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同時也創造了紅軍戰史上大規模強渡江河作戰的範例。 假如沒有強渡嘉陵江戰役，假如沒有紅四方面軍的強力配合，中央紅軍極有可能重演石達開全軍覆沒的悲劇。
天險大渡河
大渡河的水流湍急，兩岸地形險要，人跡罕至，是極可怕天險。當年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就是在大渡河邊全軍覆沒的。
當時想要渡過大渡河，只有三條路，下遊的富林渡口、中遊的安順場和上遊的瀘定橋。
毛澤東和林彪都認為富林渡口絕對不可以去，因為此處距離成都平原較近，四川軍閥劉湘，楊森就算再無能，肯定會集中全力控制這個渡口。因為如果一不留神，紅軍就可以專向殺入成都平原了，到時候川軍就要把老窩丟掉了。
可以選擇的就是安順場和瀘定橋了。
但占領安順場意義也不大，因為川軍肯定會將渡船毀掉，而大渡河水流湍急，渡河難度很大，即便找到少量渡船，2萬大軍又怎麽可能在幾天內渡過去呢？
現在中央軍薛嶽10萬大軍距離紅軍不過4天左右的路程，如果紅軍留在安順場渡河，薛嶽一定會出兵先占領瀘定橋，然後聯合川軍兩頭一堵，紅軍就腹背受敵了。
所以林彪認為，紅軍應該占領瀘定橋，因為瀘定橋是一座橋，可以輕松透過大部隊。即便瀘定橋沒有被紅軍占領，他可以立即向西進入西康省，因為西康省方向沒有什麽敵人，僅有劉文輝的1個旅數千人，還是比較容易對付的，總比留在安順場等死為好。
事實證明，林彪的判斷完全正確。
在紅軍在5月24日趕到大渡河外圍的小鎮茶羅時，劉湘和楊森在富林渡口一線集結了大部隊，從這裏渡江已經不可能了。
搶占安順場
毛澤東、朱德下令強攻安順場。
雖然有天險，好在軍閥劉文輝幫了大忙！川中三巨頭之一劉文輝所部，當時只有區區只有四個師，共兩萬多人，其中他的三個侄子劉元璋第六師，劉元瑭第七師，還有一個劉元瑄第十三旅，都被紅軍甩在南邊的會理、西昌、德昌一線，不可能趕回增援。
劉文輝沒準備與紅軍死扛，劉與別的軍閥一樣都是希望紅軍盡快渡過大渡河進入川西北地方。所以，紅軍攻打安順場時，劉文輝根本沒有主力部隊在這裏，在安順場的南北兩岸各有一個營而已，而瀘定橋甚至沒有川軍正規軍駐守。
話雖如此，但紅軍此時的情況還是很危急，因為蔣介石正在調兵遣將，勒令劉湘，楊森主力增援劉文輝，同時蔣嚴令薛嶽的中央軍加快行軍速度，預計在四五天後就可以趕到大渡河。
所以，紅軍務必短時間內占領安順場。
安順場守軍共有兩支部隊，分別駐守大渡河兩岸。一支雖然是劉文輝二十四軍五旅七團一個營的編制，其實只是地方民團，說是一個營，實則不過二百多人，戰鬥力極弱。
5月24日夜，在林彪的命令下，紅軍先鋒，也就是紅一軍團的楊得誌團冒雨趕到安順場附近。在長征路上，楊得誌始終都是紅軍的開路先鋒，楊得誌安排孫繼先營打安順場。當時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也趕到林彪的紅一軍團指揮部，他命令楊得誌和孫繼先：在打下安順場以後，立即生一堆火作訊號。孫繼先受命，帶著一營士兵冒著傾盆大雨摸到安順場附近。
安順場的川軍毫無戒備，孫繼先不費吹灰之力打下鎮子後，全力搜尋渡船。但找遍全鎮，一艘船也沒有找到，只找到陳誠發來蔣介石下令堅壁清野的手令：
一、收繳南岸渡河船只以及可用作渡河的材料，全部集中到北岸；
二、搜集南岸民間糧食運送北岸，實行堅壁清野；
三、掃清射界，如南岸居民房屋可資紅軍利用掩護其接近河岸者，悉加焚毀。
孫繼先看到後心裏一驚馬上審問俘虜，問到附近川軍藏了一艘較大的木船。孫繼先親自做纖夫，在激流中奮力把下遊的船拉到上遊的安順場去。
大渡河水流特別湍急，孫繼先他們一群江西人又從來沒有拉過纖，十多個人歷經千辛萬苦，用了整整兩個小時才把船拉到安順場。剛剛回到安順場，就碰上了滿臉怒火的劉伯承和有些焦急林彪。
原來劉伯承自孫繼先出發後，就一直同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等待成功的火堆訊號。三人在大雨中苦等了五六個小時，始終沒有看到火光。林彪他們認為孫繼先可能失敗了，必須立即改變全軍的策略，強占瀘定橋。不過為了弄清楚戰況，林彪派出一個通訊員去楊得誌那裏詢問。
出乎劉意料的是，通訊員很快騎馬回來報告，說安順場已經奪下了，沒有點火發訊號是孫繼先忘記了。林彪還是喜怒不形於色，只是哦了一聲，聶榮臻則是大喜過望，高興的直搓手，劉伯承卻勃然大怒，認為孫繼先貽誤軍機。見到孫繼先，劉伯承怒罵道：「孫繼先，你該死！你幹什麽去了，為什麽打下安順場後不發訊號？」
孫繼先只好回答：「報告首長，我忙得忘記了！」
劉伯承更怒：「難道還有什麽比發訊號更重要？」
孫繼先回答：「有！首長你看，這是我們找到的木船！」
這訊息真令劉伯承有點喜出望外，再看到孫繼先滿身泥水和汗水，疲憊不堪，其他十幾個戰士都累的沒有人形了，火氣稍減，對孫繼先說：「好了，讓你將功贖罪。你們馬上去睡覺，明天好好吃一頓，再組織人強渡安順場！」
單靠一艘能坐四十人的木船運送兩萬紅軍當然不可能，林彪讓楊得誌繼續搜尋船只，但沒找到能用的船。
林彪讓楊得誌試試看是否能夠架橋，楊得誌一到河邊，不禁傻了眼。安順場河寬三百米，最窄也有一百多米，水深處三十米，最淺也有三四米，水流極為湍急，遠遠超過金沙江。楊得誌估計水流高達每秒四米，別說安橋樁，插根木頭下去都很困難，架橋根本沒有可能，至於泅渡過河更不可能。
林彪認為安順場至關重要，不談大部隊是否能夠從這裏渡過大渡河，就算是搶占瀘定橋，也必須首先占領安順場，安排一部渡江後南北夾擊。如果單從瀘定橋的一面強攻，只要川軍加強防禦，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必須兩邊夾擊才有一些成功的可能。
林彪急得一夜沒睡，他和聶榮臻都在安順場尋找船工，準備強渡。經過一夜的努力，終於找到了二十多個船工。林彪讓楊得誌挑選最精銳的戰士上船，楊得誌和孫繼先在第二天5月25日組織敢死隊強渡，很多戰士報名，孫繼先最終選擇了十七個人。本來選擇十六個，但是一個小戰士陳萬清哭著一定要參加，孫繼先也就同意了。
這些敢死隊員每人手持一把MP18德式衝鋒槍，一把駁殼手槍，八枚手榴彈和一把大刀。十七個人和八個船工乘船出發。對岸川軍很快發現他們，開始射擊。
隨著船只逐步靠岸，川軍的射擊變得猛烈。機槍子彈把木船打出很多彈孔，有些戰士中彈受了輕傷。情況危急，林彪果斷下令火力支持。紅一軍團六挺重機槍和幾十挺輕機槍從不同角度密集射擊，壓得川軍擡不起頭來。
紅軍木船終於扺岸，戰士跳上岸，沖向敵方陣地。川軍拼命頑抗，派數十人沖出碉堡向灘頭突進。
林彪是個出色的戰略家，也是一個戰術家。他見情況危急，毫不猶豫的命令神炮手趙章成開炮壓制川軍。
趙章成報告：只剩3發炮彈了，怎麽打？
林彪：全部打掉！
趙章成：那以後就沒炮彈了！
林彪一反常態的大聲喊道：讓你打就打，馬上執行命令！現在這一關過不去，哪還有什麽以後！
趙章成用紅軍僅剩下的三發迫擊炮彈，二發擊中了川軍駐守的兩個碉堡火力點，還有一發落在川軍前來攔截的人群中。川軍從沒有遭受過炮擊，這一下陣腳大亂，全跑了，紅軍終於奪下了兩岸的渡口。
在這場戰役中，神炮手趙章成的三炮可說是扭轉乾坤，連毛澤東也大加贊賞！建國後，大字不識幾個，又不會帶兵的趙章成被委任為解放軍炮兵副司令員，少將軍銜，以獎勵他對革命的貢獻。
只是占領安順場的意義有限！正如事先預料的一樣，安順場雖然被紅軍控制，卻沒有足夠的渡船。
5月26日，林彪和聶榮臻向中央發電【關於安順場渡河情況】提到：從26日開始架橋，本日沒有架橋成功的把握。找到渡船四只，只有一只好的，可容納四十人，其他三只全壞，都在趕修中。我一團主力已船渡北岸，余部正續渡，估計十點可以全部渡完！
林彪當時在安順場仔細檢視了運輸情況，他認為一天一夜最多只能運過不到一個團的紅軍戰士。而此時紅軍有2萬人，就算船工和渡船日夜不休息，也要1個月的時間才能運完，而薛嶽的10萬追剿軍距離安順場只有4，5天的距離了。
為今之計就是盡快派一部渡過大渡河，從大渡河北岸殺向瀘定橋。同時，紅軍主力立即離開安順場，沿著大渡河南岸殺向瀘定橋，然後南北夾擊，占領瀘定橋。
中革軍委果斷決定改由瀘定橋渡河。由於中央紅軍入川後的行軍路線與時令季節均與幾十年前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所部幾乎相同，以致蔣介石和他的幕僚們很有把握的認為，朱毛紅軍將成為「石達開第二」。而同樣諳熟歷史的毛澤東、朱德則深知石達開兵敗大渡河的真正原因：多次因「瑣事」延擱太多時間終釀悲劇。
為此在接到林彪26日電報中央不可能透過安順場渡河以後，毛朱周在27日立即下令林彪，務必急行軍占領瀘定橋。毛澤東等人多次向全軍強調時間的重要性。
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任務，從安順場到瀘定橋一線，無論南岸還是北岸都是非常難走的山路，更別說還有川軍部隊的阻擊。
如果不能搶占瀘定橋，紅軍要麽留在安順場與國軍決一死戰，要麽只能被迫繼續向西進入西康省的不毛之地。西康省大部也就是今天西藏的東部，屬於雪域高原，平均海拔超過3000公尺，相當地區海拔超過4000公尺。更為不利的是地廣人稀，全省面積45萬平方公裏，才有35萬人口，一平方公裏不到1個人。紅軍這麽多人連吃飯都是嚴重的問題。2萬紅軍就算不死光，也會有極大損失。
到這個地步，只能置之死地而後生了。林彪思慮良久，最終決定用楊成武和黃開湘的紅四團；團長黃開湘是紅軍著名的悍將，勇猛善戰，而政委楊成武頗有智謀，非常冷靜，這兩人是最合適的人選。
震怒的蔣介石
在重慶的蔣介石得知安順場失守，勃然震怒，親自飛往成都，喝令劉文輝和楊森立即調整部署，違者嚴懲！
得知老蔣盛怒，劉文輝只得命令所部第四旅袁國瑞部加快行軍，立即趕赴大渡河北岸上遊一線。其中第四旅的三十八團負責防禦瀘定橋，十一團楊開誠三個營負責在北岸阻擊劉伯承，防止劉部從北岸夾擊。還有十團謝洪康的兩個營為預備隊，隨時準備增援十一團。他還命令第五旅楊學端部立即率領殘部兩個團反攻安順場。
同時，蔣勒令薛嶽十萬大軍限三天內趕到安順場。
這個部署的重點是劉文輝部周全山的三十八團。周全山命令部下一個營於28日出發，搶占瀘定橋。周估計紅軍可能先走一步，他命令該營的一個全是雲南人的排，務必當日趕到瀘定橋。這些雲南人都是山民，擅長爬山，他們28日傍晚早於紅軍八個小時趕到瀘定橋。到達以後，把青天白日旗幟插滿全城，穩定軍心，隨即開始拆掉橋上的木板，修築工事。此時紅軍裏瀘定橋還有一百多裏。
川軍是弱旅嗎？
川軍相對當時的其它軍閥派系屬於最復雜的。粗略說，有楊森二十軍系、郭汝棟二十軍系、劉湘二十一軍系、賴心輝二十二軍系、劉成勛二十三軍系、劉文輝二十四軍系、鄧錫侯二十八軍系、田頌堯二十九軍系，另外還有劉存厚系、李家玨系、羅澤洲系、範紹曾系等等。這些不同派系，雖然都打著國民革命軍的旗幟，實際上都是各自為政，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就跟東周時期諸侯割據的情形差不多。
而川軍雖然被稱為「西南三只羊」，其實有些川軍派系的裝備和戰力並不差。土城戰役之所以紅軍吃了虧，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輕敵了，沒想到劉湘所部的郭潘二旅戰鬥力這麽強。而郭潘部戰力強，其中一個原因是裝備特別好。
參加土城作戰的教導師第三旅郭勛祺部，旅部有手槍營（四連）、機炮營（五連），步兵連一、四、七班為狙擊班，由優秀射手組成；二、五、八班為衝鋒槍班，配仿湯姆遜衝鋒槍；三、六、九班為小炮班，配三六迫擊炮。全旅官兵約六千人。」
不可思議吧，一個連就有三個迫擊炮班，三個衝鋒槍班，這可是1935年呀，就是到了1948年，國民黨美械王牌軍也沒這麽牛。
為什麽這麽牛，因為那年頭軍閥部隊的編制裝備，根本不按國際通用的標準，想怎麽編就怎麽編。比如以窮苦著稱的西北軍，東出潼關時的高樹勛旅，就有一個裝備了36挺重機槍的機槍團；比如在川軍中擁兵最少地盤最小的羅澤洲部，他就一個師的兵力，可這個師竟然編了一個全部裝備衝鋒槍的手提機槍團；中原大戰時的閻錫山警衛旅的機槍連，不是國際慣例的4挺至6挺的配備，而是27挺的配備；而合水戰役時馬步芳的一個騎兵連，有四百多兵馬。
川軍中屬劉湘部裝備最精良，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是他有自己獨立的兵工體系。 蔣介石統治下的舊中國，除了中央控制的漢陽、金陵、鞏縣三大兵工廠外，地方軍閥也多數都建有自己的兵工廠。其中，排第一的是沈陽兵工廠，排第二的是太原兵工廠，排第三的，就得說是劉湘的二十一軍重慶修械所了。也就是說，劉湘的這個修械所比粵軍陳濟棠、桂軍李宗仁的兵工廠還要強。
二十一軍修械所之所以不能和沈陽、太原兩大兵工廠相比，主要是不能生產重兵器火炮，而要論包括迫擊炮在內的輕兵器的生產，在上世紀的三十年代，它完全有資格排老大。
1938年5月，二十一軍武器修械所所長藍田玉給蔣介石中央有一個報告，名為【藍田玉呈委員長行營主任顧祝同的報告】，報告了重慶修械所的總產量：82.5公釐迫擊炮750門，擲彈槍1000支，47公釐迫擊炮2800門，衝鋒槍4700余支，捷克式輕機槍2000余挺，137公釐迫擊炮56門，步槍2萬余支。
藍田玉這個報告，對蔣介石的中央，是打了埋伏的。就在這份報告之前的1938年2月27日，顧祝同給蔣介石的密電，其中所說的劉湘的裝備情況是這樣的：重慶，午漾，據報劉湘所儲存械彈計步（槍）彈三千萬發，分存嘉定、宜賓兩處，未發捷克式機槍五千余挺，路易式機槍八百八十挺，已發存劉樹成部路易式機槍六百余挺，捷克式機槍百余挺。
從捷克式機槍這一項上來看，藍所報為2000余挺，而顧所知，劉部沒發下去而庫存的即達5000余挺。
國民黨兵工署接管重慶兵工廠時，該廠捷克式輕機槍的月產量達300挺。也就是說，以劉湘這個修械所的產能，一年就不止2000挺。
當然劉湘的炮兵營不是12門的配置。當時的炮兵營，全世界的標準都是12門或18門的配置，但劉湘的迫擊炮營差不多是60門的配置，比一個炮兵團的配置還要大。那年頭的軍閥就是這麽任性。
當然像劉湘這麽任性的還有閻錫山。北洋時期，炮兵團的編制是54門制，到了國民政府時期，炮兵團最多是36門制，但閻錫山在中原大戰時的山炮團是72門制。
劉湘在迫擊炮的生產上，那是相當的牛。小口徑47公釐，中口徑82.5公釐，大口徑137公釐。這口徑別人都沒生產過。
除了迫擊炮的產量，二十一軍兵工廠生產第二強的是輕機槍。當年重慶生產的輕機槍有兩型，一個是仿捷克ZB26式，一個是仿瑞士啟拉利KE7式。到抗戰全面爆發時，甭管是哪一型號的輕機槍，全中國只有二十一軍的重慶武器修械所可以生產。
而排第三的是仿湯姆遜衝鋒槍，這個槍不是劉湘獨家生產，但生產此槍的，全國也只有兩家，一個太原，一個重慶。
二十一軍修械所出品的湯姆遜衝鋒槍與美國的原型並不相同。不同有三：一是槍管加長到365公釐，比原槍的267公釐長出近100公釐，為的是滿足步兵火力的需要；二是加裝了可以折疊的兩腳架（類似美原型的M1923），為的是提高射擊的穩定性；三是改原槍的口徑11.43公釐為7.63公釐，為的是與當時最為流行的毛瑟手槍子彈通用。
劉湘的裝備精良，第一是有自己的兵工廠，第二是他有外購的渠道。因為占據了出海的長江航道和已經開埠的重慶碼頭，劉湘還可以從水路向洋人購買兵器。據負責給劉購買軍火的範崇實回憶，光是經他的手，就至少買了英制路易士機槍3000挺，柏格曼手提機槍1200支和柏格曼手提機槍槍管2400根。而範所經手的這些，絕對不是劉湘外購軍火的全部。
劉湘的部隊裝備好不代表劉文輝的部隊也好，守瀘定橋的劉文輝部李全山團有一個機槍連，機槍連是四挺的編制。而實際上，劉文輝的二十四軍各機槍連很難按編制配齊四挺。劉文輝後期沒有能力生產機槍，又沒有渠道外購，早先生產的那些機槍就只能是打壞一挺少一挺。
所以說，雖然都是川軍，劉湘二十一軍和劉文輝二十四軍，從武器裝備上說，那是兩個極端，一個是特別的精良，一個是特別的低劣。
死亡急行軍
接到林彪的命令後，楊成武在27日清晨帶領部隊從安順場出發，此處離瀘定橋足有三百二十裏山路，非常崎嶇難行，有些地方甚至沒有路，騾馬都無法透過，只能靠攀巖和爬行。一天之內，既要戰鬥又要修橋，紅四團還是走了八十多裏的山路。
林彪接到楊成武的報告以後，雖然認為紅4團已經做得非常不錯了，但由於軍情緊急，還是要求楊成武提高行軍速度。
28日6點鐘，林彪接到中革軍委的電報，要求楊成武和黃開湘必須在29日奪下瀘定橋。林彪看到命令，大吃一驚，這就是說，紅四團要在一天一夜之內走二百四十裏山路。且不談有無敵人阻擊，單單是沿河艱險的山路，當地普通的山民一天能走個七八十裏就已經是不錯了，一個強壯的人在平地上一天行軍二百四十裏還有可能，但山路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
朱毛下達這個命令是有原因的。此時的劉文輝已經派遣主力向各部增援，同時蔣介石勒令楊森主力西進支持。此時楊森的第二十軍除楊天信旅已經趕到富林渡口外，其它兩萬人已抵達峨邊以西的金口河，離安順場只有幾天的路程。而安順場附近的楊學端旅也開始向安順場反攻。
楊成武和黃開湘接到命令以後也驚呆了，但軍令如山，楊成武向全團傳達了命令，扔掉了一切不必要的裝備，加快行軍速度。
到了傍晚7點，紅軍走了一百三十裏路，離瀘定橋還有一百一十裏山路。此時突降暴雨，山路非常濕滑，紅軍只得打著火把行軍。很快他們發現對岸也有長長的火把隊伍，那是川軍三十八團的周桂三營。他們用軍號詢問紅軍是哪支部隊，紅軍以猛虎崗俘虜的那個營的番號回答，說是被紅軍打退的川軍，還命令部隊中四川籍戰士向對岸大喊。川軍沒有開火，紅軍繼續打著火把前進。
雙方就這樣在黑夜中並排行軍，一路上雙方不時有士兵掉隊。紅軍行軍速度快，對岸的川軍在劉文輝嚴令下，走得也不慢。雙方一起走了三十多裏，到了晚上12點，雨越下越大，間或還有山洪沖下來，川軍終於撐不住，留下宿營。
經過一夜急行軍，29日6點，紅四團的三分之一的部隊終於趕到了瀘定橋頭，余下的大部份掉隊，還有少數人傷亡。一天一夜二百四十裏山路，紅軍又一次創造了奇跡！
從安順場到瀘定橋近320裏，為了搶在敵增援部隊到達之前奪下瀘定橋，軍委原來要求在5月30日內拿下瀘定橋，後來因情況緊急要求紅四團必須在29號前完成奪取盧溝橋。兩天內急行軍240裏的任務變成了一天內完成，這不僅僅是與敵人生死競速，也是對人類體能的一種終極挑戰。
看看1948年的美國陸軍操典，規定的行軍速度是每小時不到10公裏，每天走56公裏，必要時一星期走六天。也就是說七天裏面走 336 公裏，日均 48公裏。
而我軍的參謀業務手冊裏規定：徒步行軍時，白天每小時4-5公裏，夜間4公裏，一日行程正常行軍為25-35公裏，而強行軍可達50公裏。如果人員輕裝，則正常行軍時速不論晝夜均為5公裏，一日行程35公裏，強行軍可達60公裏。我軍這個指標在全世界也是算相當高的，已經不是普通的軍隊能達到的水平了，即使如此，現代意義上的強行軍速度依然只是當時飛奔向瀘定橋的紅四團的一半而已。24小時急行軍，沒有軍靴，沒有雨衣，連煮飯的時間都沒有，戰士憑著自己求生的欲望和革命的忠誠去完成這樣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但這還不是我軍所創造唯一的記錄。在1950年誌願軍奔襲三所裏的穿插作戰中，113師在14小時內攻擊前進了72.5公裏，創造了輕步兵攻擊的世界記錄。這個72.5公裏是直線距離，而實際是山路。當時誌願軍的標準裝備有栽絨帽、棉服、棉被背包（背包後插1雙鞋及1支小鍬或小鎬）；1支步槍、100發左右的步槍彈、4枚手榴彈，幫機槍兵和炮兵背部份子彈及迫擊炮彈；另外還要帶1周的口糧、軍用水壺等，全套下來的負重有五六十斤之多。
奪橋
瀘定橋是連線康藏和四川的唯一通道，也是四川和康藏地區的軍事要地，瀘定橋始建於康熙四十四年，竣工於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是四川內地通往康藏高原的重要通道。康熙取瀘水和平定西部少數民族的意思，把橋取名為瀘定橋，並且親自書寫橋名。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所在的瀘水，就是現在的大渡河。
瀘定橋長103公尺，寬3公尺，13根鐵鏈固定在兩岸橋台落井裏，9根作底鏈，4根分兩側作扶手，每根鐵鏈由862至997個熟鐵手工打造的鐵環相扣而成，全橋共有12164個鐵環，鐵件重40余噸。瀘定橋距離水面高度有十余米，加上大渡河湍急的河流，若從這樣的橋上摔落，必是屍骨無存。
紅四團到達盧溝橋時，橋上的木板都已被拆卸，面對的只剩下這百米長的13根鐵鎖鏈。之所以川軍沒有把橋完全毀掉，原因在於，一：劉文輝部下李全山團正馳援瀘定橋，按路程推算，李全山團應當在紅四團之前到達瀘定橋，因此事先拆卸木板等李全山團到達後再拆卸瀘定橋是最佳選擇，但紅四團來的實在太快了，甚至趕在李全山團來之前到達了瀘定橋。（據守在瀘定橋對面的川軍第24軍第2旅第38團第3營營長饒傑回憶，他們抵達瀘定橋後拆掉了橋板，奉命等待對面一個自衛團過橋後才能炸橋）。二：瀘定橋建橋不易，如果將這13跟鐵鏈切斷，紅軍過後本地人的生產生活將受到極大影響；而劉文輝的主要收入來源是煙土貿易，斷了這座橋就是斷了自己的財路，這也是為何只拆木板不拆橋的原因。
清晨，紅四團奪取了橋邊的建築物，用火力封鎖橋面，同時部署火力，封鎖川軍增援的沿河山道。此時，和紅軍打著火把一同行軍的川軍周桂三營也趕到，幾個小時後，團長李全山帶領另一個李昭營趕到，川軍兵力達到二個營，還有一個重機槍連（重機槍四挺）和一個迫擊炮連（四門迫擊炮）。
出人意料地，紅軍奉林彪的命令，一個上午時間沒有進攻，而是一直休整到中午。個中原因應該是紅軍早與劉文輝達成了協定，劉文輝放紅軍過河，紅軍過河後不在劉文輝的地盤停留。否則紅軍絕不敢如此從容不迫的休息。後來突擊隊的傷亡不大，似乎佐證了這個猜測。
5月29日下午4點，在林彪的命令下，楊成武發動了攻打瀘定橋的戰鬥。紅4團由第2連22位勇士組成奪橋突擊隊，連長廖大珠任隊長。三連連長王友才帶領該連跟在突擊隊後面鋪木板。下午5點紅軍攻陷瀘定橋，再用兩個小時肅清瀘定城守軍。
根據瀘定橋上的匾額記載，該役突擊隊二十二人中只有四人傷亡，由於歲月久遠，余下的十八人只有8個人的名字現在還被後人知道。他們是廖大珠（突擊隊長，二連連長）、劉梓華（二連副班長）、劉金山（三連支部書記）、王海雲（二連指導員）、李友林（二連支部書記），趙長發，楊田銘，雲貴川。奪橋戰鬥中犧牲4人，他們是：劉大貴，李富仁，王洪山，魏小三。
當時紅軍對幸存的18勇士每人獎勵一套列寧服、一個筆記本、一支鋼筆、一個搪瓷碗、一個搪瓷盤、一雙筷子。這是紅軍戰士能得到的最高獎賞。
30日淩晨2點，劉伯承的北岸部隊終於趕到瀘定橋和楊成武部會合。雖已半夜，劉伯承仍然親自檢視了瀘定橋，楊成武拿著馬燈走在旁邊。身經百戰的劉伯承撫摩著橋頭的石碑說：「瀘定橋，瀘定橋，我們終於勝利了！但是我們付出了多大的犧牲啊！」
瀘定橋的勝利，意味著紅軍脫離了覆滅的危險。大渡河北岸地形不適合大兵團作戰，中央軍就算有五十萬大軍也難以把紅軍堵死。中央紅軍過河後同張國燾的四方面軍十萬雄師匯合，無論在力量與士氣方面，都會大大增長。
林彪在飛奪瀘定橋的戰役中起了關鍵的作用，如果瀘定橋戰役失敗，紅軍後果不堪設想，從這個角度來說，林彪是整個紅軍的大功臣！
毛澤東，周恩來對瀘定橋戰役的勝利也極為高興，之前毛澤東好幾天失眠，得知占領瀘定橋以後立即倒頭就睡。
6月3日，川軍和中央軍在蔣介石的嚴令下，發起對瀘定橋的反攻。此時瀘定橋還被殿後的紅九軍團控制，雙方激戰一天，紅軍主力已開始翻越夾金山，固守瀘定橋已經沒有意義。紅九軍團完成阻擊任務，開始撤退。
在撤退前，紅軍工兵鋸斷了瀘定橋的四根主要鐵索，阻延中央軍透過。薛嶽部占領瀘定橋後，依靠余下的幾根鐵索，修建了一道竹木橋。花了數周的時間才勉強讓十萬大軍透過，此時中央紅軍已經在翻過雪山和四方面軍會合了。
蔣介石計劃在大渡河重演石達開覆滅記得美夢到此終結，共和國十大元帥中就有七位元帥在長征時經過了瀘定橋。
此戰的勝利的關鍵點不在最後兩小時的奪橋，而在於一晝夜240裏的急行軍，勝也勝在這個「飛」字上，紅軍戰士們在重重圍困下、拖著營養不良的身體連續作戰，靠著堅定不移的信念，完成了這樣驚天動地的壯舉。
事後，毛澤東豪情萬丈的寫道：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裏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西康王的結局
四川軍閥劉文輝祖籍安徽徽州，清初移居安仁鎮，劉氏家族在民國末期一共出過三個軍長、八個師長、十五個旅長，還有一個省政府主席和戰區司令，在四川是赫赫有名。劉文輝的大哥劉文淵時任四川省高等審判長，劉文輝的四哥劉文成是四川知名的兵工業大師，而劉文輝的五哥就是大名鼎鼎的劉文彩。
劉文輝按輩分是劉湘的堂叔，但年齡比劉湘小6歲。劉文輝鼎盛時期是1928年，當時他與劉湘是四川軍閥中最大的兩家，而且國民政府任命劉文輝為四川省政府主席，此時的劉文輝控制了81個縣，部隊有7個師，近15萬人，而劉湘只有12萬左右。
劉文輝雖然軍事能力出色，但搞政治不如劉湘，最終敗給侄子，地盤從81個縣變得只剩一個雅安了。
1939年國府建立西康省，任命劉文輝任省政府主席。
1949年12月9日劉文輝聯合鄧錫侯、潘文華率部起義，幫助解放軍以最小的代價拿下四川。
建國後劉文輝擔任西南軍委委員會副主席、四川省政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一級解放勛章；
1958年劉文輝被任命為國家林業部部長。
文革期間，劉文輝因劉文彩的關系，被抄家，後被周恩來秘密保護起來，得以逃脫紅衛兵的毒手。
1976年6月24日，劉文輝因病在北京去世，時年82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