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乾隆帝對權力的想象十分獨特，巧妙借用詩獄的辦法，塑造權力象征，胡中藻的詩文便成為了這一象征中的集中表達者。胡氏詩文實屬平常的吟諷之語，不過是些與親朋故舊之間的文期酒會之作，卻被乾隆帝細讀出「深意」來。
對詩題的解讀
胡中藻，字翰千，號堅磨生，江西新建人，曾任翰林學士，陜西、廣西兩省學政，本是一個普通的士子。
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高宗下了一道密詔，要求廣西巡撫衛哲治，將胡中藻任廣西學政時期所出試題、與人倡和的詩文以及一切惡跡徹查後上奏，並一再叮囑其慎重、保密。衛哲治不敢怠慢，兩日後，即嚴密調查了胡氏在廣西的蹤跡，並十分莊重地陳奏乾隆帝，其中指出「凡考試於扃門後復查號卷極其繁瑣，至為人辦事剛愎自用」，「詩文摭拾子書中怪僻之語以自炫其新奇，並不歸於清醇雅正」，並且將胡氏在廣西學政任上所出之試題、倡和之作、刊刻詩文一並呈上。
乾隆帝
三月，乾隆帝再度下諭，要求陜甘總督臣劉統勛親往鄂昌撫署，將其與胡中藻的往來應酬詩文、書信嚴加搜查，另外，鄂昌與他人往來字跡中涉及譏刺、囑托的內容也一並查封，送達京師。與此同時，乾隆帝又下令軍機大臣，指出「胡中藻所著【堅磨生詩鈔】悖逆譏訕之語甚多」，而張泰開提督學政時為其作序編次刊刻，雖在內廷行走，見到胡氏的悖逆之作不知痛心疾首，反而為之刊刻傳播，「實乃喪心之尤」，要求在京總理王大臣會同阿裏袞嚴加訊究。嗣後，乾隆帝下旨嚴厲指責胡中藻：
我朝撫有方夏，於今百有余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澤，漸洽區宇，薄海內外，共享升平。凡為臣子，自乃祖乃父以來，食毛踐土，宜共胥識尊親大義，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為心，於語言吟詠之間，肆其悖逆，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實非人類中所應有。其所刻詩，題曰【堅磨生詩鈔】，堅磨出自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從前查嗣庭、汪景祺、呂留良等詩文日記，謗訕诪張，大逆不道。蒙我皇考申明大義，嚴加懲創，以正倫紀而維世道。數十年來，意謂中外臣民，鹹知儆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鴟張狺吠之胡中藻。
乾隆帝對清朝定鼎以來的光榮而厚重的歷史進行了詳細追述，文辭雅麗，慷慨激昂，斥責胡氏雖得清廷榮寵，然「鬼蜮為心，於語言吟詠之間，肆其悖逆」，他對胡中藻詩集的題目【堅磨生詩鈔】進行了細密解讀。「堅磨」二字本出自【論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大義是，晉國趙簡子的家臣佛肸準備叛亂，召孔子加入其中，孔子則以磨、涅自喻，以示自己不會與佛肸同流合汙。然乾隆帝卻將之理解成了胡中藻以「堅磨」為號乃是有反叛之心，並與查嗣庭、汪景祺、呂留良諸人的情形對比。乾隆帝對胡中藻詩集題目的理解與【論語】中的原義南轅北轍，實在是張冠李戴。
對詩文的解讀
緊接著，乾隆帝又正式解讀胡中藻的詩文，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譏刺本朝，私議國政。乾隆帝指出：
如其集內所雲「一世無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國之久，莫如漢唐宋明，皆一再傳而多故。本朝定鼎以來，承平熙皞，蓋遠過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至【謁羅池廟】詩，則曰「天匪開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蠻滿洲」。俗稱漢人曰蠻子，漢人亦俗稱滿洲曰韃子，此不過如鄉籍而言，即孟子所謂東夷西夷是也。如以稱蠻為斯文之辱，則漢人之稱滿洲曰韃子者，亦將有罪乎？再觀其「與一世爭在醜夷」之句，蓋可見矣。
乾隆帝認為，胡中藻詩集中「一世無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是否定本朝的曠古功業，與當下承平之世的局面極不相符，而「一把心腸論濁清」「天匪開清泰」皆是非議清朝。「斯文欲被蠻滿洲」「與一世爭在醜夷」則是挑動夷夏問題，質疑清人的身份。這幾句是詩文中再平常不過的句子，卻被他抓住了機會。乾隆帝接著指出，【語溪照景石】詩中用「周時穆天子，車馬走不停」「武皇為失傾城色」兩句與所詠之物並無關聯，只不過是借周穆王、武皇來訕謗本朝而已，至於「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則是在譏刺乾隆帝不開門聽政，「白雪高難和，單辭贊莫加」「三才生後生」皆帶有指斥之意。他還認為「一川水已快南巡」「周王淠彼因時邁」是暗自用昭王南征之事來指責自己，而「那似偏災今降雨，況如平日佛燃燈」一句則是私議蠲免之事。就胡詩本身而言，不過是用了一些常見的歷史典故而已，即便是心有怨懟，也不至於如乾隆帝解讀的那樣。
二是，詩語險僻，心術叵測。乾隆帝指出：
朕初見其進呈詩文，語多險僻，知其心術叵測。於命督學政時，曾訓以論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見其詩中，即有「下眼訓平夷」之句。下眼並無典據，蓋以為垂照之義亦可，以為識力卑下亦可，巧用雙關雲耳。至其所出試題內，【孝經】義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故象傳言，時乘六龍以禦天，如伊所言，豈三爻不在六龍之內耶？乾隆乃朕年號，龍與隆同音，其詆毀之意可見。又如「鳥獸不可與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雞無晨」等題，若謂出題欲避熟，經書不乏閑冷題目，乃必檢此等語句，意何所指？其種種悖逆，不可悉數。
乾隆帝認為，胡中藻作為學政，應該以論文取士，當崇尚平正之風，而詩「下眼訓平夷」一句並沒有什麽特別之處，而其所出的試題中「乾三爻不象龍」，乾卦六爻本取象於龍，是故象傳言，時乘六龍以禦天，而乾隆乃年號，龍與隆同音，有詆毀之意，至於「鳥獸不可與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雞無晨」等題則完全是悖逆之語。如果說「下眼訓平夷」是過於平庸的句子，那麽以「龍」與「隆」做文章實在是過於誇張了，與「隆」音同字實在不勝列舉，難道皆是違逆？至於「鳥獸不可與同群」等語分別出自【論語】【孟子】【尚書】等經書之中，並未溢位試題的範圍，亦無可指摘。
三是，依草附木，攀援門戶。乾隆帝責難道胡中藻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一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他還痛批胡中藻、鄂爾泰陰結門戶：
胡中藻系鄂爾泰門生，文辭險怪，人所共知。而鄂爾泰獨加贊賞，以致肆無忌憚，悖慢诪張。且於其侄鄂昌，敘門誼，論杯酒。則鄂爾泰從前標榜之私，適以釀成惡習耳。胡中藻依附師門，甘為鷹犬。其詩中讒舌青蠅，據供實指張廷玉、張照二人。可見其門戶之見，牢不可破。即張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爾泰、胡中藻輩為匪類也。
乾隆帝指出，正是鄂爾泰的賞識，才致使胡中藻肆無忌憚，同時與鄂昌交好，胡氏「依附師門，甘為鷹犬」，而詩中所涉及的人物還有張廷玉、張照，可知「其門戶之見，牢不可破」。滿臣鄂昌也正是與胡氏的此一關聯而遭治罪，乾隆帝在諭旨中嚴厲斥責鄂昌，他指出，鄂昌雖身系滿洲，世受國恩，見到胡中藻悖逆詩詞，不但不知道憤恨，還與之來往唱和，實在是「喪心之尤」，其【塞上吟】詞句粗鄙不堪，而且背謬之甚，稱蒙古為「胡兒」，蒙古與滿洲本屬一體，如此稱呼完全是「自加詆毀」，在鄂氏家裏查出的塞爾赫【曉亭詩鈔】內有作明泰妾杜貞姬的一首詩，此詩則實屬顛倒黑白。
乾隆帝指出的三條罪證，前兩條多是曲意附會，一味捕風捉影而已，而最後一條亦是值得商量的，胡中藻為鄂爾泰座下，與鄂昌交好，這是科舉時代無法避免的情況，一旦開科取士，門生、座主的聯結就已經形成了。
此案最後的處理是，胡中藻被立斬，鄂爾泰則被撤出賢良祠，鄂昌則被削職，最後賜死。此外，刊刻胡氏詩集的張泰開遭降職，知情不報的李蘊芳被處死，與胡氏有文字通訊的裘曰修遭革職。
胡中藻詩獄的發生，在當時引發了不小的震蕩，時任吏部尚書的梁詩正感慨「總之筆墨招非，人心難測，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跡必須時刻留心，免貽後患」「從不以文字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如此小心翼翼，生怕因文字招惹是非，可見，胡中藻案給當時的士人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
整飭風俗與恩威並施
乾隆帝還借胡中藻一案整飭江西士風，他在諭旨中明確要求：
江西一省風俗澆淩，妄誕好事，連年所犯如偽稿等重案不一而足，必應大加整頓以挽澆風，前將胡寶瑔特行調任者，實為整頓通省計，非止為查辦胡中藻一人計也，胡中藻現已審明正法，其律應緣坐家屬及一應幹涉之人俱已有旨寬免，部文即日可到，但恐胡中藻正法之後或有黨惡好事之徒妄為不平，造言誹謗，此等舞弄筆舌之事所關於世道人心甚大，不可不嚴密訪拿，以示炯戒。
他嚴厲斥責江西「風俗澆淩，妄誕好事」，諸如孫嘉淦偽稿等重案連續發生，故要大加整頓，此前特意將胡寶瑔調往江西，不完全是因胡中藻事，也是為了處理後續事端，以防拿此事故意滋事者。
乾隆帝特意提及孫嘉淦偽奏稿案，此案發生在乾隆十六年（1751），時人偽托廷臣孫嘉淦偽造奏稿，大肆訕謗朝政，甚至捏造硃批，四處傳抄，涉及十七個行省，引起乾隆帝的高度警覺。他下令深查此事，前後牽涉的案子多達八十余起，緝捕人數高達千人之眾。偽奏稿中的內容極為刺激，其一是抨擊乾隆帝南巡之事，其二是斥責乾隆帝冤殺貴州總督張廣泗，並為其鳴冤，其三是遍劾重臣，指斥其失道。這封偽奏稿將乾隆帝與其臣僚幾乎是「一網打盡」，使得乾隆帝毫無顏面，直至胡中藻案發，他亦對此事耿耿於懷。偽造奏稿之事實際與孫嘉淦無關，不過孫氏乃江西人，乾隆帝遂將此事與胡中藻案強制牽合。
在諭旨下達不久，大學士、九卿上奏，要求照查嗣庭逆案例停止江西鄉會試，乾隆帝卻表示：
江西風俗囂淩固應整飭，大學士、九卿所奏亦懲戒惡習之意，但因胡中藻一人而阻通省士子上進之階，朕心實有所不忍，所奏不必行，嗣後如再有此等悖逆之案，不但暫停數科，必當大示義正以挽頹風，該省士民其共知所儆。
也就是說，他關註的重點仍然是江西風俗的問題，不必因胡中藻一人而影響科舉。乾隆帝的處置辦法與雍正帝對查嗣庭案的處理是頗為相似的，雍正帝在查嗣庭案解決完畢以後，特意要求整頓浙江士風，並特意委派觀風察俗使前往，同時，下令停止的浙江鄉會試，只不過，乾隆帝並沒有像雍正帝一樣暫停科舉。對於清帝的「法外開恩」，署理湖南巡撫楊錫紱特上陳奏，加以頌揚：
竊逆犯胡中藻狂悖性成，肆行訕謗，為覆載所難容、臣民所共憤，蒙我皇上如天之仁，免其寸磔，僅肆市曹，並免緣坐株連，恩施法外，凡稍有人心者無不感激聖主鴻恩，共敦人倫大義，惟是江西士習民風浮薄囂淩已非一日，經大學士、九卿等奏請將江西一省鄉會兩試暫行停止，以示儆戒，實屬罰所應行，乃復蒙皇上天恩，不忍因逆犯胡中藻一人而阻通省士子上進之階，降旨所奏不必行，臣籍隸江西，身忝卿列，沐聖主矜恤全省之恩，感激難名，惟有率先子弟，誡語鄉閭，期於痛改積習，仰副高厚深仁。
他將胡中藻批判一番後，筆鋒一轉，對乾隆帝表達極其感戴之語，清帝不因胡中藻案而停止科考之舉，實在是「蒙皇上天恩」，而自己作為江西人，身在卿列，「沐聖主矜恤全省之恩，感激難名」，只有率先垂範，才能痛改積習，不負高厚深仁。而江西巡撫胡寶瑔也是對清帝極盡褒贊，他認為胡氏之案比查嗣庭、汪景祺更甚，按照老案的處理，胡氏一家幾無可免，正是「蒙聖恩寬宥，於義正之中仍寓仁育」，對胡氏家屬則格外開恩，決心「廣宣聖德，諄諄化導，力為振刷」，以此收拾人心，扭轉風俗。胡寶瑔不但將胡中藻案查的水落石出，還對胡氏家族的情況進行了陳奏，他指出，胡中藻及其父胡大祉、子論洙等祖孫父子惡貫滿盈，「刻薄囂張，地方側目」，在回鄉後，更是驕蹇橫肆，貪得無厭，為鄉裏所不齒，他的親戚宗族更甚，導致人人痛恨，他的母親也是刻薄陰險，即便現在已逾八十，「悍戾狡黠，人所共指」，所以胡中藻被捉拿，是大快人心的，如此，則江西的士習民風會有大轉變。乾隆帝胡中藻案發的因由歸結於江西風俗澆淩，遂加以嚴肅整飭，同時，他采取恩威並用的手段，一面對胡氏處以大刑，一面又「法外開恩」，省釋子弟，贍養其母，以表聖德。
從胡中藻詩獄的整個發生過程來看，乾隆帝實則是采用先入為主的辦法進行處理的，他先是盯上了胡中藻，然後詔令海內官員羅織罪證，這些官員唯馬首是瞻，努力湊齊證據鎖鏈，實際是因人治罪。他對詩集題目、正文的解讀大抵都是強制牽合、捕風捉影，而又將詩案的發生歸咎於地方風俗澆薄上，同時恩威並施，在處死胡中藻的同時，又特意對其親屬格外開恩，如此順水推舟，其政治手段已然是頗為嫻熟的技藝了。
胡氏本是一尋常的士子，完全不必讓乾隆帝如此費神，然需要指出的是，詩獄成為一種權力象征，清帝試圖用此來彰顯權力的獨一無二性，舍我則無第二人可以用此種象征，這就是詩獄的耐人尋味之處。列奧·斯特勞斯（Leo Strauss）在【迫害與寫作的藝術】（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一書中指出，迫害無法阻止一個人的獨立思考與獨立思想的表達，因為一個人可以安然無恙地將自己知道的真理告知厚道、可靠的熟人，倘若他能夠采取字裏行間的寫作方式，而不會給自己帶來任何危險。在先入為主的文字治罪辦法之下，任何一個自以為不會因表達帶來危險的人都極有可能被網羅其中，無論表達多麽高明，筆法多麽精到，在「別出心裁」的解釋者眼中都可能讀出新的意義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