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的詩歌，在中國婦孺皆知。隨著【長安三萬裏】的熱映，詩人、詩史、詩歌再次進入觀眾們的眼簾，李白、高適、杜甫的事跡也都栩栩如生。本書就是一本別開生面的「杜甫傳」，其中也包括與杜甫有關的高適等人。「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杜甫【憶昔】詩是中學課本的學習內容之一，但對於杜甫早年的歷史，人們其實所知不多。除了少數文學專家之外，一般文學愛好者只能從唐詩中尋覓詩人史實。可是杜詩恰恰略於早期而詳於晚期。於是，多數讀者只能望詩興嘆。王炳文博士的【杜甫的歷史圖景：盛世】（以下簡稱「杜甫」）這本書則不一樣。
杜甫
杜甫應該參加了天寶六載那次李林甫主持的考試，可惜沒人中選。史家對這次考試有許多微詞（謂李林甫從中作梗）。從天寶六載至天寶八載（747—749），杜甫少有詩作，原因可能是他在這段時間與楊氏成婚，楊氏是杜宗文、杜宗武的母親，她出身名門，楊父為司農少卿楊怡。此期間，杜甫在長安的主要朋友，有鄭虔、岑參、顧誡奢等。作者認為對於杜甫個人而言，這三年詩作的空白期非常重要。經過數年積累，杜甫最終透過獻給玄宗的【三大禮賦】，獲得了皇帝的青睞。就在此時稍前，杜甫的好友高適獲得張九臯的推薦。張九臯時任宋州刺史，是故相張九齡之弟。高適參加有道科考試及第，授為封丘尉（封丘現在隸屬河南省新鄉市）。擔任這個從九品的基層文官考滿之後，已過五十歲的高適，決定前往長安，另尋進身之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天寶十一載（752）秋，高適與杜甫、岑參、儲光羲、薛據等人相會於京師，並且一同登上慈恩寺塔，借景抒懷。王炳文細致考察了高適得任河西節度使掌書記之後對於杜甫心態和行為的影響。世稱的「杜工部」就是因為杜甫曾任工部員外郎。這是杜甫在四川幕府的帶職。杜甫入仕幕府可能受到了好友高適的影響。這也是那個時代士人普遍的出路，學富五車的韓愈，就不是一次性科舉及第，也是在幕府供職才踏入仕途的。對於一般杜詩愛好者而言，這可能是不大會註意的細節。可是炳文卻將那些故事娓娓道來。同樣的精彩也體現在對安祿山的事跡問題的書寫。作者是研究安祿山及其兵變的專家，出版有【從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亂與河北胡化問題研究】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
，而且頗獲業內好評
（參見2021年6月27日【燕京書評】）
。因此這段內容寫得也很精彩，發許多前人未發之覆。作者從阿史德氏家族談到安祿山母子，說安祿山之母在安家最先可能只是妾，甚至奴婢，她並不是嫁給安家為繼室。安祿山的發跡是偶然，但也有那個時代唐朝與邊境胡族關系的必然。在開元二十一年（733）前，青年安祿山在幽州所從事的工作，屬於市馬牙人兼官方牧子。作者還詳細研究了當日邊鎮的巨大財政開支情況。在這裏我要引申幾句。任何一個古典文明都是農業文明，其周邊都面臨著遊牧部族的侵擾。這並非不同部族間的文化問題，也不是農業與畜牧業之間的生活水平問題，這是不同的文明之間的生存問題。遊牧民族號稱馬背上的民族，有著自己的優勢：快速的行動、遠端的攻擊、變動不居的居所。對於一個以農耕為主的中原政權來說，如果說秦皇漢武有意開疆擴土的話，唐朝盛世即開元天寶年間，則主要是保家衛國。唐太宗到高宗武後時期，對於東北部和西北地方有所開拓，正北部的邊防也達到了極致。這體現在開元之前，就是邊疆節度使體制的逐漸形成。節度使體制不是為了進攻，而是防守。這是由開元天寶的邊境形勢決定的。既然防守，就必須久鎮，既然久鎮，就要改組原來的邊防屯駐體制，這都是環環相套的動作。可惜，這套邊防體制因為安祿山的起兵而失敗了。安祿山的發跡不是貫徹守衛原則，而是扮演了進攻的一方。他據此邀功，卻斷送了大唐盛世江山。【杜甫】這部書所描述的時代，其實正好經歷了這一變動的歷史時期。總之，作者的初衷是希望用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將杜甫置於8世紀的家族、社會、政治鬥爭以及地緣格局中，考證並還原出一幅杜甫當日所目睹、所身處的歷史圖景。這個初衷是實作了的。這需要對於事實的洞悉，對於杜甫的熟稔，能夠對杜甫前半生（712—755）涉及的人事進行極其細致的鉤稽與考證。本書作者是我的學生，又曾跟隨杜詩研究名家謝思煒教授從事博士後工作，具備歷史學和文獻學的研究能力。此書讀來不覺煩瑣，不覺枯燥，饒有興味，值得推薦。是為序。
（本文選摘自【杜甫的歷史圖景：盛世】，王炳文著，嶽麓書社2024年3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