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中旬，解放軍第4兵團司令員陳賡收到中央電報，命令他領導一支龐大的顧問團秘密赴越。代表中共中央幫助越軍組織、實施邊界戰役。
抵達越南後，陳賡見到了急切期盼胡誌明主席和先期抵達的中國顧問團，突然笑問：「和我唱反調的那位政委在哪裏？」
陳賡口中說的那位「和他唱反調的政委」，指的是早已前往越南的中共中央駐越南聯絡代表、時任軍委辦公廳主任的羅貴波。
羅貴波是江西人，1907年7月14日生於南康縣潭口鎮。他的祖父原是一個木匠，俗話說手藝是活寶，天下餓不倒，他就靠著這木匠手藝積攢了些錢，立起了家。
他的父親繼承部份產業後，在潭口鎮開了家點心店，誰知一次借了高利債，從此全家陷入貧窮。
兩代積攥的家產被這一次高利債就逼破了產，害得在上省立第二師範學校的羅貴波只上一年學，便不得不中途輟學回了家。
好在師範學校裏，羅貴波結識了廖貴潭、陳鐵生、範成益、廖忠堯等一批有誌青年，回家後，他仍和他們保持聯系。
1926年江西大革命浪潮洶湧而起，經廖貴潭介紹，羅貴波認識了南康縣的革命先驅陳贊賢。在他的教誨下，羅貴波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
當年年底，羅貴波經廖貴潭、蘭廣孚介紹，加入了共產黨。
大革命的陣營中充滿權力的較量。北伐軍攻占南昌後，總司令蔣介石以南昌為中心，加緊進行反革命活動。
1927年3月6日，他指使親信將領倪弼封閉贛州總工會，槍殺了中共贛州特別支部書記陳贊賢，制造震驚全國的三六慘案。
4月12日，蔣介石又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接著在南京建立新的政府，大革命失敗。在蔣介石的屠殺後，南康首先恢復黨的地下組織，成立了臨時縣委，由廖貴潭負責。
這年秋，羅貴波以國民黨員身份帶領師生在潭口高等小學搞學潮，趕走了反動校長黃培森和曾榮棠。
這次學潮取得了勝利後，羅貴波被反動當局盯上，無法再待在學校。
1928年2月16日，羅貴波組織潭口100多農民，湊了些大刀、梭鏢、土槍，突然包圍鄉公所駐地真君廟。這次戰鬥繳獲十幾支步槍，再占潭口鎮。
隨後，他們召開群眾大會，成立南康潭口工農革命委員會，羅貴波任土地委員。
但當天敵人瘋狂反撲，一個營分四路包圍潭口鎮，由於敵我力量懸殊，他們只好分散隱蔽，暴動僅一天時間內就結束。
這是羅貴波第一次拉隊伍。潭口暴動規模雖小，時間短，影響卻很大，它舉起了南康第一面武裝鬥爭的旗幟，點燃了革命鬥爭的烈火。
這次暴動讓羅貴波看到了暴力革命的威力，很希望自己從此去打仗。
1929年秋，組織上調羅貴波去安遠縣農村開展黨的工作。他在修田光遠學校開辦夜學班，傳播革命道理，發展黨員。
不到兩個月，安遠縣不少鄉村都建立了黨支部和秘密農會。隨後，在楓樹園成立了安遠縣委，羅貴波任縣委書記。
1929年初，羅貴波又開始拉隊伍，很快就在安遠縣仰天湖成立縣赤衛隊（後改為縣遊擊大隊），羅貴波自任隊長。
這支隊伍有30余人，十幾支槍和一些大刀、梭鏢。隊伍雖小卻很精悍。
但羅貴波說：「幾十人難成氣候，要拉人馬，壯大武裝。」他領著他們多次攻打靖衛團和收稅的厘金卡。
人一多，武器就少了，為了解決武器問題，他們自辦兵工廠，制造槍支、彈藥，最後還配合了紅5軍攻打安運縣城。後來以這支隊伍為基礎組建了贛南23縱隊。
羅貴波第二次拉隊伍後，沒在部隊多久，又調任贛縣縣委書記。
贛縣鄰近興國、於都蘇區，1930年初，紅軍來到了贛縣的白鷺一帶，贛縣的革命烈火立即迅猛地燃了起來。黨的活動由秘密變為公開。
1930年4月，贛縣召開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大會選舉羅貴波為縣委書記。
為保衛紅色政權，消滅靖衛團，羅貴波第三次拉起了隊伍，把各區、鄉的武裝力量組織起來，成立了贛縣遊擊大隊，有百八十人，羅貴波任大隊長兼政委。
後來隊伍逐漸壯大，發展到二三百人，擴充為贛南28縱隊，羅貴波任政委，主要在贛縣、興國、汀口一帶活動。
6月，紅軍第四次攻打贛州。紅6軍政委陳毅率部駐在江口，贛縣縣委去向紅6軍匯報贛州城內敵情。
羅貴波第一次見到陳毅，兩人一起研究如何配合攻打贛州，很投機，最後羅貴波說：「我想到部隊去打仗，請你幫我向特委說說！」
「好啊！」陳毅滿口應承。
果然沒過多久，特委把羅貴波叫去，說：「同意你離開地方，與甘霖一起去籌建贛南3縱隊。」
紅軍攻打贛州後，羅貴波等在田村成立贛南3縱隊。這是以贛南28縱隊為基幹力量，加上贛州、於都、興國三個遊擊大隊組成的隊伍，有300人槍，甘霖任司令員，羅貴波任政委。
甘霖烈士
這是羅貴波第四次拉隊伍了。贛南3縱隊主要在贛州作戰，有時也轉戰於興國、萬安邊界。不久，甘霖調走，羅貴波兼司令員。
三個月後，贛南3縱隊奉命與瑞金遊擊4縱隊，興國、萬安遊擊5縱隊開往信豐，一起組建紅軍22軍，陳毅任軍長，羅貴波任副軍長。羅貴波正式開始了他的戎馬生涯。
10月，贛南紅22軍剛組建不久，就遇上蔣介石向江西紅區發起第一次「圍剿」。陳毅奉命率軍北上，配合主力攻打吉安。羅貴波只帶不到一個團的兵力在贛南堅持遊擊戰。
不久，根據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指示，贛南行委發出第2號通告：「迅速將贛南各縣赤色武裝，除邊遠必要的地方、各縣、政府留少數外，全部集中編為紅軍第三十五軍。」
據此，各縣赤衛隊、遊擊隊匯集到信豐，以22軍留下的部隊為基礎組編成35軍，羅貴波任軍長，邱達三任政委。
11月19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總司令部調紅21軍軍長鄧毅剛任紅35軍軍長，羅貴波任政委。
鄧毅剛（中）
此時，紅35軍人不足2000、槍不滿1000，多是大刀長矛。這是羅貴波第5次組建部隊。
王明等人掌握黨中央領導權後，羅貴波被免去紅35軍政委，調到政治部當秘書長，下放到地方為部隊籌糧、籌款、擴軍。
搞了三四個月地方工作後，他又被調任紅35軍教導總隊政委，年底又奉命調到閩、粵、贛邊界獨立3師任政委，蔣信才師長犧牲後又兼師長。
後來，他奉命到瑞金在紅軍學校上幹隊學習，學了二個月，留校任政治教員。幾經波折，五次拉隊伍、一心想去打仗的羅貴波還是離開了彈頭隊。
1933年冬，紅軍學校擴大為四個分校。羅貴波被分到彭楊分校任政治總教官。1934年10月一天，紅軍大學、彭楊分校等合並組成紅軍幹部團。
幹部團由陳賡為團長，宋任窮為政委，下設四個營和一個上級幹部隊，全團隨中央縱隊行動。隨軍行動的名單裏沒有羅貴波，後來又通知他走，到幹部團三營擔任政委。
翻過夾金山之後，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勝利會師，羅貴波調任上級指揮科政委，周士第任隊長。
紅軍抵達哈達鋪時，北上先遣部隊編為陜甘支隊，上級指揮科、特科團等紅軍大學一方面軍的幹部改為上幹隊，羅貴波任政委兼隊長，不久，紅軍長征到達了陜北。
1937年7月，抗戰爆發後，羅貴波奉命籌建中共晉西北臨時省委，後出任八路軍120師新358旅政委。
1942年8月，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共晉綏分局，羅貴波任分局委員。12月，北方局調羅貴波到晉綏第八區主持全面工作，擔任八地委書記、軍分區司令員兼政委。
羅貴波來到八地委後，剛上任就遇上一位刺頭。
他就是八分區的小老虎文尚誌。
羅貴波夫婦合影
早在年初，軍分區6團在中莊遭到日軍伏擊，小虎將文尚誌在團長犧牲的情況下主動代理團長，反敗為勝，將伏擊的日軍大部殲滅，名震晉綏。
隨著軍的掃蕩越來越瘋狂，為保存幹部，原分區司令員韓鈞對文尚誌說：「組織上派你去抗大學習。」
「我不去學習，我要在這裏打仗殺鬼子。」
「你暫到抗大學習一下，等你從延安回來後，再回6團任團長，重振八分區對敵鬥爭。」
這樣不願意去讀書的文尚誌才去了抗大七分校，誰知才學了半截，晉綏軍區負責幹部工作的戴金川來校選幹部，又選中了他和特務團團長劉鴻儒兩人，劉仍回原部任職。
文尚誌以為是韓鈞調自己回6團，也樂得不「讀書」了，打起背包樂哈哈地跟著戴回了軍區。
可在軍區住地興縣蔡家崖住下後，戴金川才告訴他說：「你就留在軍區任人民武裝科科長。」
「這怎麽行？！」這大大出乎文尚誌的意外，堅辭不幹說：「我文化低，不適合做參謀工作，更不習慣在後方。」
以後，他反復「爭取」，戴才好不容易松了口：「我拿你沒辦法，那你還是回前方吧。」
他再派武裝護送文尚誌從方山城和馬坊鎮間透過敵封鎖線，回到八分區。一到分區司令部，文尚誌才知司令部已改組全換人了，韓鈞已經走了！
老司令走了就走了吧，只要還是共產黨領導就行。他也無所謂，大大咧咧住下來了，「拜親訪友」在老戰友家裏串。
這時他仍以為自己報到後就回6團，可他萬萬沒想到新來的張中如參謀長在接見時，說：「你留分區當參謀。」
時任第八軍分區參謀長的張中如（晚年）
「軍區讓我當科長我都沒幹，回分區居然只是當個小參謀？！」這使文尚誌十分驚異。
他轉而一想，不會是軍區首長因我不接受分配而對我的懲罰吧？當即大聲問參謀長：「這是不是軍區首長意見？」
參謀長笑著說：「不是，是我的決定。」
那肯定是張參謀長新來，對自己不了解，文尚誌於是又紅著脖子向他說明：
「我過去一直是帶兵打仗，參謀工作幹不了。軍區留我，我不幹才回來的！我的誌願是到部隊打仗去，對機關工作不熟悉。」
盡管他一再說明，張參謀長還是不答應，小老虎一上火，就罵人，結果兩人大吵起來了。
這時軍分區政委羅貴波派人來叫他了。文尚誌想：現在我還不歸你管，幹嘛不放我，想幹架嗎？與敵人白刃戰都拼過，難道還怕你一個政委不成。
他帶著怒氣，呼哧呼哧地去見羅貴波了。誰知他一進門，羅貴波見著他笑臉相迎，等他坐下後，他還親自倒了一杯水，送在他手裏。
文尚誌一看羅貴波溫文爾雅，倒不像要幹架的樣子，剛才要打架的氣也消了一半。羅貴波問他在抗大學習情況後，問：「透過封鎖線時正下大雪凍著了沒有？」
「那天我在山上迷路，在雪窩裏蹲了半夜。」
「八分區形勢嚴峻，敵人很瘋狂，根據地縮小，人心惶惶，若不狠狠教訓一下敵人，我們就很難站穩腳。」
「聽說你願打仗，這很好嘛！我們就需要這樣的幹部，現在6團已縮編成支隊，營取消了，你回去不合適，所以我想留你在司令部。」
「這樣你以後不僅可以到6支隊，其他支隊你都可以去幫他們打仗，這不比一個團的範圍更大嗎。」
「再說我們新來，情況還不熟，你在八分區多年，為我參謀參謀，咱們共渡難關好嗎？不要走啦。」
這一席話說得有道有理，文尚誌暗暗點頭，心想我受黨的教育多年，也是講道理講正氣的人，豈能在我軍困難時當逃兵。
這時羅貴波又趁熱打鐵：「一個共產黨員要經得起委曲和戰火考驗，越是艱苦的地方越是要去，這才是好同誌麽。」
「共產黨員不能計較名譽地位，哪裏需要就到哪裏去，長征路上部隊縮小了，有的團長就當了連長，照樣幹革命。」
「革命工作只有職責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我們都是為了革命走到一起來了。」
「以我為例吧，我原來是晉西北軍區黨委副書記，旅政委，現在到分區當政委，並不是因為犯錯誤被降職，是形勢需要啊！」
聽到這，文尚誌心動了。羅貴波又說：「我聽說，你當連長時才18歲，你手下的班長都比你年齡大；當營長時才20歲。」
「別的團精簡時，營級幹部有的編到你們營當連長，他們不是都幹得很好嗎？而且都很尊重你呀！過去你所以能打勝仗，還不是這些同誌賣力的結果嗎？」
」比如6團的老排長郝樹騫，長征當過我的警衛員，現在已經30多歲，比你大差不多10歲，像老大哥似的，緊緊護著你，他們的品德是多麽高尚，難道你還不如他們嗎，小虎將！」
這一說，又全是文尚誌親身經歷的具體事實，文尚誌開始意識到自己不對頭了。
經過羅貴波一番耐心細致的談話，文尚誌服了，最後表態說：「當連長去我也幹，我向參謀長道歉！」
不久，羅貴波和張參謀長要文尚誌負責幹部輪訓隊，他不僅接受了分配，而且幹得還很好。軍分區的人說：「羅政委一來，就收服了文尚誌這狂傲不羈的小老虎，肯定本事不小！」
1943年，日軍的秋季攻勢開始了。為了最後戰勝法西斯同盟，英、美等國希望八路軍配合反攻日本。
為此派了一個外國記者團到延安及黃河以東解放區采訪，考察陜甘寧邊區及敵後根據地的情況。
一天，記者考察團在國民黨中央新聞檢查局副局長鄧友德陪同下，從延安來到八分區駐地關頭村。
司令員王長江和政委羅貴波向他們介紹了八路軍對敵鬥爭全面情況，記者參觀了分區警衛連、修械所、醫療所。
警衛連的日式武器裝備引起了記者們的特別註意。其中【合眾社】的記者福爾曼忍不住問道：「我在重慶後方聽說你們八路軍已經多年不打日軍了，這些日本武器是哪裏來的？」
這話一說，記者團內那個國民黨「鄧副局長」聽了默不做聲，臉卻「撲哧」一下紅了起來。
哈里遜福爾曼（右二）
「誰說我們多年不打鬼子啦？這些武器全是繳獲日軍的！」羅貴波說。
重慶的「撒謊」不攻自破了。「鄧副局長」不甘心地說：「那我們就去看看八路軍殺鬼子吧。」
「好啊！」記者們早就希望到前方去「看打仗」，而羅貴波早就有了準備，說：「你們想看，我親內建隊。」
記者們在羅貴波帶領下，去了汾陽前線，夜間，6支隊奔襲汾陽火車站、飛機場、發電廠；
次日夜，八路軍又利用內線關系開啟堡門，一舉攻克協和堡，俘虜日軍4人（其余全被擊斃）、偽軍100余人，繳獲大量武器物資。記者們又跟著看了場「實戰」。
這些洋記者觀戰後，驚奇地說：「你們八路軍，一沒飛機，二沒大炮，這麽輕松攻克敵據點，真是奇跡。」
「這，對我們來說，不是奇跡，是小菜一碟。」羅貴波說。
福爾曼觀了兩場實戰，大受鼓舞。第二天，老鄉來慰問打了勝仗的八路軍，平時喜歡出點「風頭」的他在大街上熱情地向老鄉們發表「演講」，說：
「今天老鄉來慰勞軍人，我感到最有意思。中國有句土話耳聞不如目見，我親眼看到八路軍和老百姓親密合作的情景，證明我在延安聽說的話是千真萬確的。」
群眾熱烈鼓掌。
福爾曼又高聲說：「八路軍和美國英國打共同的敵人，咱們都是朋友。不久，美國就能給八路軍飛機大炮，打日本鬼子。」
聽到洋記者福爾曼「演說」的事兒，羅貴波說：「洋記者演說雖然是一時沖動，但說明國民黨說我們不打鬼子騙他們太久了！我們還得亮點獨門秘籍給他們看看！」
當記者返回關頭後，2支隊采取坑道作業爆破戰術，摧毀敵碉堡，消滅敵軍。這一次實戰參觀，更是讓洋記者們大開眼界，忍不住說：「八路軍這種戰法怪得很，全世界都沒有。」
這話高興得戰士們哈哈大笑。
記者返回重慶後，寫出大量通訊報導，在後方和國外報刊上發表，國民黨對八路軍的造謠誣蔑一下子全都破產了。
有位記者還說「在八路軍裏，最好最先進的武器是繳獲日軍的，但他們有獨門秘籍，這比世界上最好的武器都管用。」
但到底是什麽秘籍，在新聞檢查時被刪除了，據說是因為怕鬼子知道。事後，日軍情報機關忙碌了好大陣子，派出多路人馬去尋找著「秘籍」，結果―無所獲。
1945年8月，日寇戰敗投降，國共兩黨進行和談，在北平成立了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在各地設立軍調組，太原軍調組共產黨負責人為太嶽軍區司令員陳賡。
晉綏軍區司令員賀龍指派羅貴波代表他本人去太原談判，羅因故未去，改由軍區參謀長張希欽為團長，四分區專員張於丞、軍區一科長文尚誌為團員，組成三人代表團前往太原。
張希欽
張於丞曾在閻錫山的舊軍官訓練團當過主任，與閻軍高級將領有過交往，想趁此機會，見見面，敘敘舊，溝通一下關系。
不料閻錫山發現後，立即命令其將領不準會見。這樣張於丞不僅不能活動，反而受到監控，只好回去了。
不久，張希欽也因臨時任務到汾陽去了。這樣就留下文尚誌一人在太原與敵周旋。
在談判桌上，閻方談判代表見中共代表就文尚誌一人，張狂得很，提出：「八路軍撤出寧固阜，以示脫離。」
文尚誌按羅貴波指示，據理力爭，寸土不讓，說：「寧固阜原系日寇侵占的據點，八年來我軍在此與敵浴血奮戰之時，貴軍還遠在千裏之外的晉西。」
「現在是日軍把你們接到城裏，不論天時地利，均應由我方對日軍受降，應撤離的是你們和日軍，而不是我方。」
盡管文尚誌理足義正，駁得閻方無言以對，但對方代表仍稱：「我是奉閻司令長官之命來的，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兄弟無權撤離。」
文尚誌從文水回來後，太原軍調組我軍代表陳賡告訴他：
「為了爭取閻錫山共同對付老蔣，我已答應把平遙縣寧固阜的日軍和武器交給閻方，已電告呂梁首長彭紹輝、羅貴波，你和閻方作戰科長張聯鴻去辦一下交接事宜。」
怕彭紹輝、羅貴波有意見，陳賡又特別囑咐說：「如你們需要武器，我可以撥給，你一定要說服彭、羅，不要小氣，影響大局。」
第二天，文尚誌準備出發。臨行前，陳賡還又特別把閻方代表叫來，當著文尚誌的面，一起交代任務，以示真誠。
可他們一起到達寧固阜時，情況大變，羅貴波派政治部主任何輝趕來，對文尚誌說：「一定要堅持原則，不能讓步，此處日軍應由我軍受降，決不能交給閻方。」
何輝少將
羅貴波和陳賽兩位首長交代得都如此明白，可兩相矛盾，並且兩人都要文尚誌堅持照辦，這可難為了文尚誌：咋辦呀？但又事不宜遲，還不能叫閻方代表看出這一矛盾！
文尚誌急中生智，與何輝密商說：
「叫駐軍代表11團政委孫繼爭同誌先設宴招待我們代表，為代表接風洗塵。席間不談交接之事，只談些風土人情家鄉話，然後叫代表休息，第二天再談。」
就在代表「休息」的當晚，孫繼爭等人派人與日偽談判，令他們把武器交出，再放他們走，不知底細的日軍只想著早日逃離生死之地，只好答應條件。
文尚誌和閻方代表吃好了，睡好了，次日早飯後，再去11團，然後文尚誌大聲宣布陳賡的決定。誰知這時，孫繼爭卻苦著月僉說：「我只能表示個遺憾呀！」
「遺憾？什麽遺憾？」閻方代表問。
文尚誌也裝著驚訝的樣子，厲聲問道：「怎麽回事？」
孫繼爭少將
孫繼爭政委說：「這個據點已為我軍受降，不存在再交割的事。」
文尚誌「勸說無效」，生著氣說：「我只能打電話找軍區首長請示。」接著，他就去打電話。而何輝早就暗中做了安排，軍區回電話說：「彭、羅首長到晉綏軍區去了。」
文尚誌「只好」再去和閻方代表商量，說：「領導也不在了，這事我也沒辦法啦！只能請你諒解了。」
文尚誌與何輝合演了一場雙簧，表演真真切切，閻方代表目睹此狀，也只好嘆氣說：「咱們都是當參謀的，我理解，咱們盡到力就行了，回去再說吧。"
第一天，文尚誌趕回太原，正好陳賡去機場，要去延安。文尚誌立即趕到機場向他報告此行結果，陳賡聽後很不高興，當著美蔣閻代表的面，說：「無能，愚蠢。」
因飛機馬上要起飛，陳賡邊上舷梯，還邊回頭狠聲地說：「文尚誌，等我回來再和你說。」
陳賡的意思是要和他秋後算賬呢！眾目睽睽之下，弄得文尚誌下不了台。
1949年8月，太原警備司令羅貴波奉命調任解放軍第7軍任軍政委，彭紹輝任軍長，準備開赴青海。羅貴波因有病暫留北京治療。隨後，他在北京參加了開國大典。
10月一天，朱德總司令突然把他找去了，說：「羅貴波，現在新中國成立了，各項工作都要逐步走上正規，中央軍委的工作機構急待建立健全，你不要去7軍了，就留在北京吧！」
「我還是想去部隊。」
「你還在部隊，不過是去組建中央軍委辦公廳。」
不久，由毛澤東任命羅貴波為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羅貴波於是協助朱德籌建解放軍三軍統帥部。
沒過幾個月，羅貴波又有了新任務。
年底，越共中央派代表攜帶胡誌明主席的秘密檔來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提出援助的請求。
原來，1945年日本投降後，胡誌明領導越南人民舉行八月革命，占領了河內。
法帝國主義不甘心放棄這塊殖民寶地，卷土重來。胡誌明隨即轉入農村，進行武裝鬥爭。
這時越共的抗法鬥爭正處於極其困難時期。毛澤東和黨中央經過研究後，決定援越抗法。
因為中國共產黨對越南的具體情況知之甚少，經與越共中央協商後，毛澤東決定先派一名高級幹部作為兩黨中央的聯絡代表。他就是羅貴波。
臨行前，劉少奇專門召見羅貴波，交代說：
「中央交給你的任務是：進行調查研究，將情況報告黨中央，供中央制定援越抗法的方針、原則和計劃，並幫助越南制定軍事援助計劃，建立兩黨中央的正式聯系。」
「我會努力做好工作的！」羅貴波回答。
最後，劉少奇說：「時間三個月，此項工作目前註意保密。」
1950年1月，羅貴波同妻子李涵珍告別，踏上了去越南的征程。妻子李涵珍只知中央派丈夫去越南，對執行什麽任務、去多長時間一概不知。
羅貴波去越南後，工作開展得很順利，原定三個月，結果一拖再拖，期間受命組織迎接陳賡，這才有了本文開頭的故事
老戰友異國相見，有著說不完的話，羅貴波和陳賡興奮地交談了一整天。
談起文水受降之事，羅貴波說：「我那小科長背後搗鬼，和你唱反調，至今還在擔心你找他算賬呢！」
陳賡哈哈大笑，說：「這帳要算，就算得算到你羅貴波頭上，和我唱反調的，是你。」
然後，他接著說：「你膽子大，這文尚誌的膽子比你還大，竟敢違反我這個司令員的命令！不過，你們倆這大膽兒，還真讓我算準了。」
「那你還罵文尚誌無能、愚蠢？」
「他和何輝、孫繼爭唱雙簧，事後當著美蔣閻代表的面向我匯報，我能不罵他？也算是把這雙簧唱完吧！」陳賡笑嘻嘻地說。
1950年10月，羅貴波陪同陳賡回國，專門向黨中央匯報越北戰況和援越工作。
最後，毛澤東說：「越共中央、胡誌明主席來電報，向中國共產黨中央提出正式的請求，讓你繼續留在越南幫助工作，還請求中國共產黨派出黨政方面的顧問。」
「中央決定組成若幹人員的政治顧問團到越南，幫助越南黨政方面的工作，由你任政治顧問團團長，長期在越南工作。」
劉少奇說：「你的出色工作贏得了胡誌明主席和越方的信任，他們挽留你呀！胡誌明主席、越南中央還歡迎你把家眷也帶到越南去。」
毛澤東問羅貴波：「你愛人是做什麽工作的？」
羅貴波回答說：「她在部隊中搞過機要、組織、幹部工作，她1933年參加紅軍，經過長征的鍛煉……」
毛澤東一聽，笑著說：「很好嘛，她可以同你一起去越南工作。」
回到家後，羅貴波把這個情況向李涵珍詳細說了，說：「胡主席強留，毛主席點將，我們去越南工作，不能與其他出國工作的同誌比。」
「我們是去幫助越南抗擊法國侵略者，是去幫助他們打仗，幫助他們建設根據地。」
「現在越南軍民在越北山區堅持抗戰，戰鬥頻繁，生活還很艱苦的，與我們抗戰時在晉西北堅持對敵鬥爭的情況大致相同。」
羅貴波夫婦在越南
「你莫小看我嘛！」李涵珍說，「我也是長征老紅軍，老革命去工作，還講什麽條件！」
羅貴波又對她說：「我們去越南幫助工作，對內、對外還是要保密，不像抗美援朝，是公開的。」說完後，又問她：「你能去嗎？願意去嗎？你考慮考慮。」
李涵珍說：「我是黨員，是黨的幹部，我堅決服從組織決定。去打仗我不怕，去吃苦我更不怕。」
在臨行前，毛澤東又召見羅貴波。交談中，毛澤東說：「你是去當顧問，你是從蘇區來的幹部，你知道李德的事嗎？我們只提出意見，當顧問……」
羅貴波在中央蘇區工作過，也經歷過長征，對毛澤東的話早已深有體會，說：「我在實際行動中去認真貫徹執行。」
12月，羅貴波夫婦一同赴越。
在越南，羅貴波擔任胡誌明和越共中央的總顧問，在毛澤東的直接指導下，對越共的工作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羅貴波（左一）與武元甲握手
在胡誌明的主持下，越共采納顧問團的建議，對黨、政工作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推動了越南各方面的工作。羅貴波的工作也得到了胡誌明的好評。
羅貴波在越南，一直保持著顧問身份，按照毛澤東的要求，不幹涉越共的內部事務。
對越方的內部事務，不在顧問範圍的，他從不隨便提出意見，特別是對越方的幹部和人事問題，絕對不介入。他與越方上至主席胡誌明，下至普通幹部的關系都很融洽，親密無間。
越北叢林的生活很艱苦。為了對空隱蔽，顧問團的營地設在深山的叢林深處，只有幾間竹笆草屋，悶熱潮濕，蚊蟲成陣，瘴瘧橫行。
時間一長，羅貴波在國內戰爭的傷、病多次復發，有時腰痛得不能站立，他便躺在木椅上辦公。
一次，胡誌明來開會，他掙紮著要起來，胡誌明叫他別動，風趣地說：「你真的成為臥龍先生了。」
羅貴波抱歉地說：「我能工作。」
在越南工作中，羅貴波仔細小心，謙虛謹慎，他最突出的特點是遇事反復思考、斟酌權衡後，才發表意見；
不屬於顧問工作範圍的事，不去表態，如對越南黨內人事安排，即使對方主動問起，他也不提意見。
對此，胡誌明說：「羅同誌，你太過謹慎了。」羅貴波則以頷首微笑作答。
羅貴波很有涵養，在越南好幾年，他從沒當面或背後對越方任何人發過脾氣。雙方交談，他既和顏悅色，又不茍言笑。胡誌明曾形象地說：「你會當哥哥，但不會當姐姐。」
由於羅貴波在越期間的傑出工作，1953年9月2日，胡誌明親自向他授予了越南的最高勛章——胡誌明金質勛章，對中國顧問團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
1954年，越南北方終於獲得了解放。羅貴波被任命為中國第一任駐越大使，顧問團改為專家團。
這時，越南政府尚未進駐城市，羅貴波是騎著馬，前往深山老林，在一臨時搭成的草棚裏向胡誌明遞交了國書。
在任大使期間，羅貴波率領全館工作人員緊密團結，勤奮工作，工作頗有建樹。
他根據國內的指示，經常會見胡誌明和越南各級領導，就越南的革命形勢發展和經濟建設，提出不少寶貴的建議。為中越兩黨、兩國關系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1958年1月，羅貴波調任回國。
羅貴波調任回國後，於1958年1月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部黨委副書記，他先後領導過蘇歐司、西歐司、禮賓司、幹部司和黨委辦公室的工作。
1978年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開過不久，黨中央決定羅貴波到山西去擔任省委第二書記、省長，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
這時，羅貴波已經71歲了，眼睛和耳朵不好使，大量的檔、書報，都要靠秘書讀。
但他的精神很好，記憶力特強，思維敏捷，仍然保持著旺盛的精力，對工作嚴肅認真，抓得很緊。他稿子不是叫秘書寫，而是自己動手，可眼睛不好，他又習慣用毛筆，字寫得很大。
由於他拿著八開的大紙寫。寫完後，講稿足足有一尺多厚。省委一副書記去看望他時，見到這厚厚講稿非常感動，說：「這是我見過的最厚的講話稿。」
羅貴波哈哈大笑，說：「我眼睛不好。不過，這比古人用竹片寫的講稿薄多了呢！"
一次，羅貴波到呂梁地區去考察老區。
這是他當年戰鬥過的地方，當地老百姓都對他很熟悉，也很親熱。他們圍著他，都叫他「羅政委」。
羅貴波也不客氣，和老百姓們坐在竈上盤起腿來，問寒問暖，也是親熱得不得了。
但當他看到老百姓們端著大碗吃的，還是玉米面大疙瘩，穿著漏著腳指頭的鞋子，心痛地問老百姓：「怎麽你們現在還是這樣的生活呢？這真叫我這省長痛心啊！」
羅貴波已是年高體弱的人了，但他在這艱苦的山區一待就是10多天。山溝溝裏還沒有正式道路，村莊小路都是坑坑窪窪，非常難走，坐的北京吉普車顛得老高，他從不說苦和累。
工作人員勸他休息半天再下去，他說：「老區的人民生活還是這樣苦，我們下來看看有什麽苦累的啊！」
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原因，山西還很窮，很落後。但是，歷屆山西省領導都很節約，羅貴波亦然，有「節約省長」之稱。
一次，省政府行政處從水利局借來了一套抽水噴霧器，安裝在梅山的下邊澆梅山的草坪。
上世紀70年代末的山西太原
羅貴波看到此情況，馬上把處長叫去，說：「山西的水資源很缺乏，很多地方老百姓吃不上水，他們跑多遠去挑水吃，你們在梅山搞這東西多浪費水啊！這不好啊。」
聽了羅貴波的教導，行政處很快把噴水器撤了。
事後，有人說：「羅省長十分關心節約用水」其實，這話只說對了一半，他是節約，不僅僅是節水。
1982年3月，正當山西省人代會召開之際，羅貴波一位紅軍時代的老戰友，從江西千裏迢迢地來看望他。
一天，羅省長對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郭起雲說：「老友相逢，難得一遇，我請他吃頓飯，四菜一湯、汾酒一杯，我出錢。"
隨後，郭起雲雖然按照羅貴波的指示安排了，但覺得「四菜一湯」太寒酸，又增加了二道菜。
飯後，羅貴波嚴肅地對著他說：「四菜一湯是周總理多次倡導並堅持的，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它，現在還窮，就是將來富裕了，四菜一湯也得執行。」
郭起雲爭了起來，說：「羅老，你的客人也是山西的客人，勞苦功高的紅軍戰友相聚加兩個菜算什麽！」
羅老沒有吭氣，瞪了他一眼，顯得不太滿意。
沒過幾天，他的警衛員小吳來賓館結算飯費。郭起雲說：「交兩張會議飯票就行。」
為此，小吳去請示羅貴波，最後，還是以請客費結算才算了事。
山西是產煤大省。羅貴波在山西主政期間留下了不少和煤有關的故事。
省政府東大院家屬宿舍區，在沒用上煤氣以前，所有住戶燒的都是大塊煤或煤糕。這既浪費煤炭，又增加了大院的汙染。
於是行政處決定進行改革，讓各住戶改燒蜂窩煤，這樣既節約煤又減少汙染。
可有的住戶怕麻煩，沒去買蜂窩煤爐子，行政處只好給他們壘蜂窩煤爐子，千方百計讓大家燒蜂窩煤。
這項工作正在進行中，有人向羅省長反映說：「省政府東大院家屬宿舍區住戶吃不上飯了，寫了大字報小字報。」
「這是怎麽回事啊？」
「是行政處讓燒蜂窩煤引起的。」
羅省長聽到這匯報後，發了脾氣，連夜給副省長衛逢祺打電話說：「是誰讓東大院改爐竈的，住戶連飯也吃不上了你知道嗎？」
衛逢祺一聽羅省長發了脾氣，馬上找副秘書長栗春友，粟春友深夜找到李益民家說：
「出問題了，省長對東院改爐竈燒蜂窩煤生氣了，讓馬上停止改爐竈的工作。」
李益民想，我們是給大家辦好事的，羅省長一貫支持大家辦好事，怎麽會發脾氣呢？一定是情況反映有誤，對粟春友說：「請你放心，我去找羅省長匯報改竈的情況。」
第二天一大早，羅貴波剛起床，李益民就來到了他家，向他匯報東院改燒蜂窩煤的情況，說：「開始普通住戶對此是滿意的，況且太原市一再號召燒蜂窩煤，減少城市汙染。」
羅貴波聽了他說的情況，把桌子一拍，說：「有些人反映說讓他們燒蜂窩煤就吃不上飯了，我很著急嘛，若是這種情況，要繼續幹下去，而且要搞好。」
後來，太原市政府在東大院區召開全市節煤現場會議，太原電視台也播放了訊息。但羅貴波的思想沒只停留在「節省用煤」上，他思考得更遠了。
有一次，辦公廳的負責人吉政國去他的住處。羅貴波說：「到會客室說說話吧。」
坐下後，羅貴波就說：「山西是產煤的大省，省城太原也很大，燒煤浪費的問題還未引起重視。要下力氣去解決煤氣供應問題呀！」
然後，他問吉政國：「你家一天需要燒多少煤，每天要往外倒多少灰渣？」
吉政國粗略估算了一下，說：「我家有5口人，每天需燒煤6公斤左右，不包括燒土；往外倒垃圾4至5公斤。以我一戶估算，一年我家就要耗用煤2100公斤，出灰渣1800公斤。」
「你一戶就有這麽大的數位，太原市這麽大，居民戶那麽多，再從全省的一些主要較大的城市來說，用煤燒出的灰渣，數量就更大了。」
「這些煤和灰渣都要從城外往城裏運，又要從城裏往外拉，不僅耗用很大的物力、人力和財力。還要給城市的汙染帶來極大的危害，也給廣大的市民生活帶來很大的不便。」
說到這裏，羅貴波堅定地說：「在我任省長期內一定要把太原市的煤氣抓上去，逐步再推向全省。」
隨後，他親自主持召開多次會議，研究部署上煤氣工程，籌措建設資金，終於在他任省長期間，1981年太原居民戶開始用上了管道煤氣。
1982年是中日恢復邦交10周年。6月，日本埼玉縣副知事松永綠郎率團來訪，與山西省人民政府草簽山西、埼玉建立友好關系的意向書，兩地結為了「友好兄弟」。
雙方在商討友好協定書的文本時，中方起草檔中使用了「友好、合作」字樣，而日方草案中卻用上了「親善、提攜」字樣，日方說這是等值對應的措辭。
省外辦主任張克傳達羅貴波的指示說：「事關國格，必須字斟句酌。」
「當年日本帝國主義曾打著親善、提攜的幌子侵略山西，創痛猶新，現在棄嫌修好，我們決不能再讓這種字眼刺痛山西人民的心。」
經過據理力爭，日方同意完全按照我方文本草簽。
10月25日，應埼玉縣知事煙和的邀請，省長羅貴波率山西省代表團存取埼玉。
原定帶些 黃芪香煙 去，以便在宴會上送人，宣傳黃茂的藥理作用，有一句話是「可治咳喘」。臨行時，羅貴波一聽就擺手，說：
「不要帶了。萬一話音剛落，當場有人咳嗽一聲，豈不大煞風景？」結果，代表團只帶去了五台山全景的漆屏和汾酒、竹葉青。
山西省政府的友好存取轟動了埼玉縣。當地的【朝日新聞】以顯著的位置釋出訊息，刊登了代表團全體團員的頭像和簡歷。
這次出訪，代表團正式簽訂山西省同外國地方政府之間的第一份友好關系協定書。
羅貴波有著豐富的軍、政、外交經驗。在隨後的記者招待會上，面對著記者們的口鋒、筆鋒和鏡頭，高齡的羅貴波神采奕奕，口若懸河，舌戰群儒。
這時正值「教科書」問題甚囂塵上，飽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蹂瞞的亞洲人民義憤填膺，南韓學生搗毀了日本使館的宣傳欄；日本的正直友好人土也紛紛抗議，引起軒然大波。
有記者提出了這一敏感的問題，羅貴波平靜地回答說：「亞洲人民的感情，日本人民該是理解的。不過，我高興地看到，這個問題正在向好的方面轉化。」
第二天見報後，羅貴波說：「你們（指外辦）準備得好，轉譯準確。」
右翼教科書樣本
結束了埼玉之行後，羅貴波一行取道東京回國。在歸途中，代表團存取日本廣播電視協會。
那裡海外部記者突然提出請羅貴波向全球華人講幾句話，當晚播出。羅貴波一口回絕了。事後，他對隨行人員說：「這也許是機遇，但更可能是陷阱。一句老話，不打無準備的仗。」
有人說：「羅省長亦攻亦守，不卑不亢，我們勝讀了十年書。」
這次存取回國後不久，羅貴波就調往中顧委。9月，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983年3月，山西領導班子調整，羅貴波退居二線。1995年11月2日21點20分，羅貴波在北京醫院103號病室裏漬然離開了人世。終年88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