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6日，戴笠因飛機失事死在了岱山。
戴笠一死，軍統內部立刻群龍無首，相互傾軋，令當時身在軍統內部的文強感到十分不滿。
文強有脫離軍統的想法，因此托程潛的關系到了長沙，擔任了湖南綏靖公署第一處中將處長。
這時時間已經來到了1948年8月。
也就是在文強命運即將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一刻，他收到了時任徐州剿總副司令兼徐州前進指揮部主任杜聿明的一封邀請信，要他出任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
文強幾番猶豫，最終還是答應了杜聿明的邀請，就在離別之前，程潛出面勸說他：
「老弟，你這一去恐怕就回不來了。」
其實結合歷史背景，不難看出，程潛實際上是話裏有話。
早在1948年夏，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後，黨中央毛主席便已經決定，在對國民黨當局施加軍事壓力的前提下，采取政治爭取的措施，當時湖南省工委根據中央的指示，決定爭取程潛，而程潛那時也飽受內外壓力，意欲同中共取得聯系。
說白了， 程潛早就看出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大廈將傾，盡管當時尚無起義準備，但內心的思想已經發生變化。
程潛在這個關鍵時候勸阻文強，是想在這個歷史關頭拉他一把， 畢竟兩家之前關系一直很不錯（程潛和文強的父親是老友），當年文強陰差陽錯脫黨，還是程潛保舉他又重新回到了國民黨軍。
可文強沒能聽出程潛話裏話外的意思，義無反顧的紮進了泥淖中……
一
文強是黃埔四期畢業，與林彪是同期，當年在黃埔時期就沒少打架，1925年經周恩來介紹，在廣州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又參加了南昌起義、廣州起義。
可惜的是，1931年6月，因叛徒出賣，文強被捕入獄，越獄後到四川，受到了時任四川省委代理書記的羅世文的誤解，本來文強想到上海，找恩師周恩來主持公道，結果不湊巧又趕上了顧順章、向忠發等人叛變，文強因未能與黨組織取得聯系，造成了事實意義上的脫黨。
在當時，類似文強這樣的例子，還有侯鏡如。
對於文強而言，這也算是一個永久的遺憾了。
文強1948年脫離軍統，程潛是出了大力氣的，當時文強已經預感到，戴笠死後，軍統一分為三，無論投靠哪一派，自己都難免殺身之禍，於是就求助了父輩兒的程潛，程潛給軍統的毛人鳳、唐縱都寫了信，兩人看在程頌公的面子上，這才放了文強。
臨別時，毛人鳳還假惺惺的對文強說：
「你要離開？我們這裏分成三塊了，還不曉得鹿死誰手。你也不參加到這裏頭來占一份？你這個人很難得，很自愛，我們不像你，你的面寬。你到哪裏去都有人歡迎你。我們是跟戴笠起來的，靠著他，他又死了，沒路走啊。「
程潛對這位故人之子一直很關照，甚至還想單獨拉出一個軍來，讓文強當軍長。
可在收到杜聿明的信以後，文強還是義無反顧的走了，程潛拉都拉不住：
「你這次去了，要小心當俘虜啊！」
文強沒聽出程潛話裏的意思，就這麽一溜煙跑到了徐州。
時隔多年以後，文強對自己離開程潛一事感到萬分後悔：
「到了程老前輩旗下，我以為我走脫了，結果可能是命運註定，還是走不脫。」
1949年8月，程潛、陳明仁領導了長沙起義，成為了共和國的功臣，而文強那時已成為階下囚。
文強與杜聿明，其實本無深厚的交情，雖然都是黃埔同學，但兩人不同期，一直到抗戰勝利後，文強在軍統東北辦事處時，才與杜聿明有了接觸，在文強看來，杜聿明簡直就是國民黨將領之中的「清流」。
杜聿明雖然也有一些手段，但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一個純粹的軍人，說話也很坦蕩，特別是聽說文強也是黃埔畢業後，杜聿明同他親近了不少，有感於杜聿明的為人，文強才到的徐州。
只是一到徐州，文強的命運就已經被註定。
杜聿明是1948年11月10日回的徐州，當時的徐州整體局勢已經糜爛不堪，盡管杜聿明仍提出了不少解決辦法，但卻沒一個能奏效。1948年12月3日，杜聿明按照計劃從徐州撤出，向永城方向撤退，結果被老蔣一封信，又掉轉頭去救黃維，結果被華東野戰軍包圍在陳官莊。
那段淒風苦雨的日子，文強一直到晚年還記憶深刻。
1948年12月20日至23日，文強在日記中寫道：
「大雨如註，北風加緊，余仰望天空，欲哭無淚。空投既不可能，而大軍多有三四日未食者，騾馬殺戮一空，民糧搜刮殆盡，連草根樹皮亦不可得。每遇各軍將領，莫不搖頭無語，意誌沮喪。我軍已臨不戰自潰之嚴重關頭。天候如此，軍心如此，誠不知將如何渡此難關耳。天候放晴，空投凡六十余架次，空投場饑軍搶糧，怒不畏法，故秩序大亂，將成無政府之狀。此種怪現象，乃於被圍困時始能見之。」
當時，空投的糧食、彈藥等補給都是由文強負責的，不過也許是因為包圍圈太小，幾次空投下來的補給都到了解放軍陣地上，文強每天收到的空投補給，大約只占全部數量的三分之一。
文強報告給杜聿明：
「是不是空投司令有什麽問題？」
杜聿明搖頭：
「這個空投司令在滇緬路還跟我去打日本，看不出這個人有什麽問題。」
在等空投的那段日子，文強每天都跑去看天氣，還安慰自己是天氣原因，一直到後來被俘以後，這個空投司令穿著一身解放軍的軍服走進來看他們，倆人這才恍然大悟。
二
1959年12月，杜聿明獲首批特赦，還特意拉著文強的手感謝：
「你這個副參謀長救了我的命，否則我特赦不了。」
杜聿明口中提到的這件往事，還是當年淮海戰役時期發生的一件事兒。
1948年12月，杜聿明率領大軍從徐州倉皇撤離，行至安徽、河南的交界處孟集時，指揮部二處處長跑過來專門報告文強：
「孟集後面有一座小山，小山上面有個寶塔，發現寶塔裏面有火光，恐怕那裏埋伏有解放軍，咱們該怎麽辦？」
有意思的是，當時國民黨軍中，各個部隊指揮部的二處都是由軍統特務構成的，盡管文強當時已經脫離了軍統，但這幫軍統特務對文強這位前輩，基本上還是充滿了尊重。
文強那時正為大軍撤離一事憂心忡忡，耳聞手下來報這樣一件小事兒，氣就不打一處來：
「你身為處長，這種簡單的小事也來請示我？你派個特務連去看看不就行了？」
具體的過程文強沒過問，他只記得這個處長後來調了一個營的兵力，包圍了這個塔，一通狂轟濫炸，從裏面逮了七個武工隊的遊擊隊員。
眼見計劃失敗，這七名武工隊員毫不畏懼，當著所有人的面坦承：
「我們知道你們要在這裏宿營，所以準備晚上把你們都幹掉！」
對於敗逃中的國民黨軍，這件事情可謂不小，畢竟都被遊擊隊滲透到指揮部的後山上來了，這還了得，但這件事情一開始並沒有驚動杜聿明。
一直到當天晚上，情況發生了變化。
原來就在半夜的時候，幾個電話兵在軍營查線，彼此聯系都是互相喊叫「來了，來了」，偏巧白天發現武工隊員一事，讓哨兵整個神經都繃得很緊，一聽有人喊來了，還以為是解放軍打過來了，立馬就開槍示警，倉皇之間卻把自家的坦克兵、輜重兵打死了不少。
當時國民黨軍負責警戒的特務連連長杜寶惠，此人是杜聿明侄孫兒，驚慌失措之下，也指揮部隊開了火，看到人影竄動就開槍，還幾次打電話給邱清泉，要他火速派兵增援。
就這麽吵吵嚷嚷了一個晚上，到第二天才發現，原來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杜聿明一個晚上沒睡好覺，白天就聽到了這麽一個訊息，氣得不打一處來，對自己侄孫兒他沒好下手，卻打聽到抓了七個武工隊隊員，於是揮了揮手下了令：
「把這幾個人都拉出去斃了。」
軍法處長以及二處處長聽到這個訊息，自然要向文強報告，不料文強一聽說，堅決反對杜聿明的做法：
「你們糊裏糊塗的，判斷不對呀如果他們要炸掉我們的指揮部，這個罪就大了。可是他們並沒有得手，法律上叫做‘犯罪未遂’，就是有罪，也要減刑，不能殺，要殺也只能殺為首的一個，把那七個人都殺掉？哪有這樣的法律啊？」
就這樣，在文強掩護下，七個武工隊員逃出生天，當時他們幾個人被俘以後，文強一直好吃好喝招待他們，當時軍法處長天天催促他們要執行刑罰，二處處長與文強商量後，故意給邱清泉部隊的人安排了任務，將這七個人派了出去，等於說就悄無聲息的把她們給放了。
杜聿明被俘以後，在功德林接受改造學習，到1959年特赦時，罪名上有兩項沒說情，一條是淮海戰役時放毒氣，還有一條就是殺害了七名武工隊隊員。
關鍵時候是文強站出來，替杜聿明說明了實情，放毒氣一事實際上放的是辣椒水，而關於那七名武工隊員的事兒，文強也是到此時才交待給杜聿明：
「今天到了這個時候我才告訴你，那七個人被我放掉了，一個也沒有死。已經過了十年了，如果這七個人還在，恐怕都升官了。「
特赦審查組後來按照文強的說辭，還真的找到了這七個人，兩下一印證，罪名也就無從談起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強對杜聿明算是有救命之恩也不為過。
三
淮海戰役結束後，杜聿明、文強先後被俘，一開始是被關在一起的，只是彼此不知道實情。
1949年9月，文強被關在濟南城中一個解放軍圖書館裏，一個警衛戰士告訴他：
「你們的頭頭今日坐吉普車到團部，與起義將領陳明仁、李明灝兩將軍去見面，是毛主席批準的。你是他的參謀長，所以我告知你。」
文強這才知道，杜聿明是和他關在一起的。
杜聿明最初被俘以後，態度上一開始很不配合，而且身患多種結核病，大有一死了之的想法。
1954年夏，文強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見到了杜聿明，大集中三天後，兩人在院子裏放風，當時杜聿明靜靜地望著文強，文強知道，他這是有話要說，於是主動上前打了個招呼：
「老哥的身體能熬到今天實屬不易。」
杜聿明則是冷笑著回答了一句：
「你問我的健康嗎？是活一天算一天。我所想到的是一個死字，只有一死才能報答校長培植的大恩。我被俘後抱大石猛擊頭顱不死，腎臟炎、脊髓炎重病當死不死，留此殘生何益。」
不過，就連文強也沒有想到，杜聿明後來思想轉變會這麽快。
又隔了一天，杜聿明找到文強，又對他說：
「我很奇怪，陳子良（陳明仁將軍的別號）這位鐵牛一般的硬骨頭漢子……我之感到奇怪的地方，是深知他對校長之忠、反共之堅，在黃埔學生中是首屈一指的戰將，為何會在長沙起義投降？難道他的起義投降是假的嗎？」
文強聽杜聿明聊起陳明仁，又想起程潛在他臨走時說得那番話，也頗為感慨：
「我看陳子良的起義沒有半點假，從報紙報道中的情況來看，他必定是經過了激烈的思想鬥爭，才起義的。老哥！你將長沙和平起義的這件大事，只奇怪到子良一人的身上，而沒有奇怪到比子良更重要的元老程潛先生的名下呢？這位元老在長沙臨起義時還在說，‘我的骨頭燒成灰，始終都是不變的國民黨黨員。生是國民黨的人，死是國民黨的鬼’。像這麽頑石一般的元老都點頭了，倡導和平起義了，這其中必有大道理在，值得你我深思反省呀！」
兩人一番對話下來，杜聿明竟是連連點頭。
從這天以後，杜聿明的思想便一日千裏的變化著，就連文強也感到驚奇。
盡管文強從思想上，也曾有過反思，但他畢竟不如杜聿明，有些時候他也不免有些奇怪，他自認為已經改造的足夠好，卻始終沒有被列入特赦名單，就連沈醉也於1960年被特赦，難道自己還不如這個手上血債累累的人？
更讓文強氣憤的是，一次他在看 【文史資料選輯】時，看到了裏面自己一篇文章【淮海戰役期間徐州‘剿總’指揮部的混亂局面】，上面的姓名標示竟然是文彬。
文強立馬把杜聿明叫來，當著他的面痛罵了一頓，還把他手中的資料摔在一邊：
「誰讓你這麽寫的？」
杜聿明被罵的一頭霧水，他回到家後，拿著文強甩給他的【文史資料選輯】看了一遍，裏面有他寫的一篇【淮海戰役始末】的文章，杜聿明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發現並沒有什麽問題。
應該說這篇文章上，立場還是比較公允的，只是公正客觀的談了自己的看法，那麽文強到底是為什麽要生氣呢？
杜聿明第二次去找文強，文強的態度就緩和的多，但仍然是一副氣不打一處來的模樣。
「光亭兄，我向你打聽一個人？」
文強一句話，杜聿明很明顯楞了一下，但他還是問道：
「什麽人？」
「文彬。」
文強氣呼呼的說：
「就是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
杜聿明這下更不理解：
「 文彬？這是什麽人？副參謀長就是你念觀老弟（文強字念觀）啊。 」
文強氣得把手上的 【文史資料選輯】第21輯一下子摔在桌子上，怒氣沖沖的說：
「你自己好好看看，我寫的一篇【淮海戰役期間徐州‘剿總’指揮部的混亂局面】，編輯部倒是收錄了，可是把我的姓名標示改成文彬。我聽說，他們也征求了你的意見，你也同意這麽辦？」
一聽文強如此說，杜聿明立刻便明白了三分，蓋因當時文強還沒有特赦，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擔心會有什麽影響，因此在刊載這篇文章時，刻意改了文強的名字，杜聿明對此事也是了解過的。
杜聿明跟文強解釋了原因，但文強並不能理解，反而更加生氣：
「光亭兄，請你轉達我對編輯部的一句話，那這不是資料，這是笑料。有人要給我改名換姓，這都無所謂，這是我個人的事情。但文史，文史，這是歷史呀！這是關系到千秋萬代、子子孫孫的事情。」
顯然，文強多年未獲特赦，心裏本來就有怨氣，加上這次自己的文章被迫改名，而杜聿明的文章卻能正常出版，心裏的不痛快油然而生。自己就是寫了篇文章，難道就因為自己過去，連名字也不配擁有了？
不過，這件事情，杜聿明顯然沒有多少話語權。
事後杜聿明將文強的話轉告給了【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並提出兩點意見：
「第一，原則上不采用來自功德林的材料，第二，如果需要采用，須署作者真實姓名，並且征得作者的同意。」
文強之所以是在1975年3月最後一批被特赦，很大程度上和他的態度有很大關系，因為自始至終，他都沒有認為自己有錯，他所有的選擇都是迫不得已，一直到獲釋多年以後，他才真正理解了黨和國家對他的寬容。
杜聿明和文強晚年始終致力於國家統一事業，無疑是讓人欽佩的一點。
1981年4月，杜聿明舊疾復發，住在醫院，眼看已到了彌留之際，文強不顧年邁去探望，杜聿明還拉著他的手說了好一會兒話，叮囑他不要忘記祖國統一大業。
2001年10月22日，文強在北京病逝，享年94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