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革命，李克農一家經歷了多少苦難？老父妻兒樁樁事，皆讓人流淚
1956年6月，開國上將李克農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故鄉蕪湖。
在鐵山賓館落下腳後，一天，李克農突然問身邊的交際處處長徐錫麟：「蕪湖還有油炸臭幹子賣嗎？」
徐錫麟知道首長想念家鄉的味道，連連點頭說：「有。我這就叫人上街買去。」
李克農擺了擺手，以追憶的口吻對徐錫麟說：「蕪湖的臭幹子歷來著名，吃這個東西，最好三兩人結伴，晚上圍著攤子，蹲在地上，借著一盞油燈，捧著一碗臭幹子，蘸著濃濃的辣椒，邊吃邊淌汗，那才夠味。買到賓館裏來吃，就失去那個味道了。」
說著，李克農要徐錫麟帶路，到街上找臭幹子攤子去。
這是違反高級幹部保衛規定的，徐錫麟面露難色，卻又不忍阻止。
見部下為難，李克農只好作罷，他善解人意地對徐錫麟說：「好，好，不為難你，我現在就回房間休息，不去了。」
故鄉的月光是那樣的皎潔，鄉愁是那樣的無聲而濃烈。
回到房間，在視窗站了一會兒，李克農趁著警衛去打水的機會，一個人悄悄地走出了鐵山賓館。
警衛打水回來見首長不在，連忙去問徐錫麟，看見首長沒有？
徐錫麟說，首長不是已經回房間休息了嗎？
於是，一行人開始在賓館上下尋找，但一直不見李克農的蹤影。警衛一邊責備自己的失職，一邊擔憂首長的安全，嘴裏連連地問：「首長到哪裏去了？首長到哪裏去了？」
這時候，徐錫麟忽然想起來了，他說：「首長該不會獨自上街去買臭幹子吃吧？或者是去馬家巷1號了？那個地方過去是首長的家。」
聽到徐錫麟這麽說，一行人立刻跑出鐵山賓館，沿著勞動路、北京路、吉祥街，一路找過去。
找到鶴兒山下，一行人終於在馬家巷1號的門前發現了李克農。此時的李克農，就是一位樸素而滄桑的老人，他立在那裏，在夜風中凝視著老宅，久久地，久久地，一言不發。
警衛問，首長想家，為什麽不進去？
徐錫麟眼睛濕潤了，他告訴身邊人，解放後首長家還欠著革命債，後來這老宅子就拿去抵債了，首長在蕪湖已經沒有家了。
聽到這個說法，所有人都沈默在了夜風裏······
滄海桑田。
1899年9月15日，李克農出生在蕪湖吉祥街（舊時叫雞窩街）馬家巷1號一戶小職員家庭。李父李哲卿是個傳統本分的老實人，早先在蕪湖海關、常關當差，辛亥革命時丟了飯碗，後來又勉強在北洋稅收機關找了個飯碗，家中的日子看上去雖然小康，但維系起來卻也是艱難、心酸的。
李哲卿尊孝道，不忘本。長子出生後，李哲卿遵照養父李培芳的意思，將兒子取名叫克農，但為了不忘原籍巢縣的血緣關系，他又按照巢縣李氏輩份給長子另取了一個名字，叫澤田。
不管是克農，還是澤田，李家祖父兩代人都是希望這個孩子將來能夠耕讀傳家的。
然而，在那樣一個動蕩的亂世，耕田吃飯難，讀書致仕的路更是已經斷絕了。讀書人若想有所作為，必須心持追求光明的信念，敢於奮鬥。李克農覺悟得比較早，十八歲前，他一直在蕪湖刻苦讀書，十八歲從聖雅閣中學畢業後，他便出門遠行，到北京找了一份【通俗周刊】的發行工作。
這是一份能接觸到新思潮的工作，可惜沒幹多久，京城就因為張勛復辟陷入了混亂。無奈之下，李克農只好遵從父命，回到蕪湖，先成家，再立業。
父親為李克農定下的這門親事，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嫁入李家的女子名叫趙瑛，與李克農同齡，都是十八歲。趙瑛是蕪湖照相館老板趙筱舫的獨生女兒，與舊時深居閨中、無才便是有德的女子不同，趙瑛從小便在父親的支持下讀書，她九歲入教會學校，十二歲讀公立女學，十四歲進第二女子師範學校。在那個年代，這樣的新女性是不多見的，更難得的是，追求時代新風並沒有讓趙瑛失掉中國傳統女性的美德，在蕪湖，她是遠近聞名的孝女，嫁到李家後，街坊鄰裏無不稱贊她知書達禮、懂得持家。
李克農真正的革命之路，正是從成家之後開始的。家對他而言從來不是負擔、累贅，而是他正道革命的精神源泉。
聯系到李克農後來所從事的工作，這一點顯得相當重要。與後來的對手戴笠等人不同，李克農智勇深沈，身上沒有邪氣，在隱秘戰線砥礪前行，他最終贏在邪不壓正，大道無敵。
1918年9月，李克農與昔日同窗好友阿英一起，加入了主要由蕪湖省立五中學生發起組織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安社。安社出版發行的【自由之花】，反對強權，反對禮教，反對專制，是當時安徽進步青年強有力的吶喊陣地。
李克農的第一個孩子女兒李寧，就是在這一年十月出生的。
1919年6月，五四狂飆席卷全國，經蕪湖省立五中學監高語罕和教師劉希平的介紹，李克農來到省府安慶，擔任【國民日報】副刊編輯，後因著文反對安徽督軍倪嗣沖提出的淮鹽每包附加二角五分的新稅法，被省議會議長控告入獄。
這一次，李克農坐了七天的牢，後經進步同仁向當局請願、抗議而獲釋。
回到蕪湖後，李克農和阿英經劉希平等人的介紹，同赴六安縣，阿英在六安省立第三農業學校教書，李克農在縣政府擔任一個科長。隨後的四年間，李克農在蟄伏中苦苦找尋著光明之路，而他的三個孩子女兒李冰、兒子李治、李力，也相繼來到人世。
1925年，對李克農而言是太陽升起的一年。
這一年，李克農和宮喬巖、錢杏村等人創辦了民生中學。第二年年底，經錢杏村介紹，李克農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3月，國民黨蕪湖縣黨部成立，李克農任宣傳委員，後奉中共蕪湖特支指示，又與阿英一道打入了蕪湖青幫。
李克農入黨，為革命事業積極奮鬥時，正值白色恐怖的前夜。
1927年4月18日，李克農進入國民黨蕪湖黨部尚沒有一個月，蕪湖的反革命清黨便開始了。這一天，國民黨安徽政務委員會主席兼三十七軍軍長陳調元向蕪湖發來了一份即刻緝拿李克農、宮喬巖、阿英等人的密電。接到密電，蕪湖偵緝處長劉文明、警察局長高東澄不敢怠慢，隨即布置圍捕行動。
李克農的警惕性很強，意識到危險後，他隨即帶領宮喬巖、阿英等人趁著夜色搭乘一條小船，秘密渡過長江，潛入了蕪湖對江裕溪口鎮附近的小王莊。
然而，蕪湖偵緝隊長崔由楨利用民生中學的耳目，很快探聽到李克農一行人的藏匿地點。要命的是，此時的李克農以為已經逃出了敵人的圍捕圈，並沒有再次轉移的計劃。
危急時刻，是身懷六甲的趙瑛奮不顧身救了丈夫一命。
4月20日這一天中午，趙瑛娘家一個在警察局作文案的遠房親戚在飯桌上聽說圍捕李克農等人的軍警已經集結完畢，單李克農一人的懸賞金額就高達五萬大洋，偵緝處長劉文明要求軍警多帶機關槍，一旦要犯拘捕逃跑，格殺勿論。
遠房親戚是個好人。聽到這個兇訊，他借故溜出來，趕忙通知了趙瑛。
據阿英在【流離】日記中記載：4月20日下午4點多鐘，連日來江城一帶的滂沱大雨漸漸止住。雨過天晴，西邊天空在傍晚時露出些許絳紅。早早地吃罷晚飯後，我和克農、喬巖等人在小王莊那戶人家的屋子裏談天，頗有點平安無事的氣氛。
突然「哐」的一聲，門猛地被撞開，緊接著「咚」的一聲，一個人沖進屋內，跌坐在地上。我們大吃一驚，定睛一看，闖入房間的人如落湯雞一般，渾身上下全是汙泥，成了一個活脫脫的泥人。
「克農！敵人馬上就到了，你們快走啊！」
後來，大家才知道，為了給丈夫報信，趙瑛不顧身懷有孕，雇了一條小劃船，冒著風雨過了長江。上岸後，看到敵人的追捕輪已接近裕溪口碼頭，為了救丈夫，她在泥深過尺的鄉間小道上拼命跑了八裏路，終於搶在敵人前頭將險情通報給了丈夫。
李克農最小的兒子李倫就是在這樣的白色恐怖中降生的，在娘胎裏，他就跟偉大的母親一起經歷著苦難。
這次脫險之後，李克農沒有退縮，利用民生中學校董事會主席的身份，他堅持與敵人周旋、鬥爭，完成中共安徽省臨委交派的任務。
1927年11月29日，獲悉李克農已秘密返回蕪湖，國民黨蕪湖反動軍警再次闖到馬家巷1號。聽到動靜，李克農提前一步搭一塊彈板跑到街對面布店的樓上，逃過了敵人的圍捕。
反動軍警撲空後恐嚇李克農的兩個女兒，要她們說出父親的藏匿地點。李寧、李冰兩姐妹臨危不懼，只回答三個字，不曉得。
鑒於追捕李克農的風聲越來越緊，蕪湖已經失去生存活動的空間，1928年年初，黨組織指示李克農向上海轉移。
初到上海的那一段時間，李克農基本沒有社會職業，處境十分艱難，過的是「懸腦袋，餓肚皮」的生活，空肚子喝醬油、蔥花加白開水的「三鮮湯」是常有的事，但這些並不能消減李克農的革命鬥誌，在這段艱難困苦的日子裏，他和宣傳幹事潘漢年一道辦小報，編劇本，寫文章，始終用頭腦在工作，在戰鬥。
1929年冬天，李克農到上海一家電影公司活動，偶然邂逅了同為共產黨員的安徽老鄉胡底。胡底對李克農有著天然的信任，他告訴李克農，他的好友錢壯飛在去年考入了國民黨在上海開辦的無線電訓練班，很得CC系特務頭子徐恩曾的器重。錢壯飛是一名好同誌，但鬥爭經驗不足，眼下正希望得到黨的高層指示。
憑借敏銳的嗅覺，李克農意識到這是打入國民黨核心特務機關的好機會，與錢壯飛見面確認此事後，他立即透過江蘇省委向黨中央提議，可以利用國民黨無線電管理局正在招收新人的機會，打進國民黨特務機關，建立共產黨特別小組。
看到李克農的報告，周恩來當即作出指示：把它拿過來！
於是，中央特科在1929年12月決定，派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打入國民黨特務首腦機關，建立特別情報小組，由李克農任組長。
龍潭三傑是名不虛傳的。
透過考試，1929年年底，李克農輕松考進國民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起初擔任廣播新聞編輯一職，不久，經錢壯飛介紹，胡底也打了進去。此後，三人情報小組發揮各自特長，很快就在徐恩曾的眼皮子底下織起了一張情報大網，李克農以電務股股長的身份掌控著CC系無線電報務員，錢壯飛潛伏在徐恩曾身邊擔任機要秘書，胡底則在外圍，掌管著CC系在華北的情報機關——長城通訊社。
然而，紅色信仰指引下的革命工作從來都是艱苦的，並且需要犧牲奉獻精神的。
為了消除徐恩曾的猜疑心，贏得這個特務頭子的充分信任，剛在敵人內部站住腳，李克農便將妻子趙瑛、大兒子李治、小兒子李倫，接到了上海。
李克農這麽做，不是要接妻兒來上海享福，相反有些拿妻兒做人質，讓徐恩曾放心的意思。此外，為了進一步接近徐恩曾，搞到他手裏的密碼本，李克農還做了一件事，他將徐恩曾的外室接來家中一起居住，明面上的說法是這樣安全，便於徐恩曾幽會。
李克農的小兒子李倫回憶說，母親後來告訴他，我們在上海的家，炸彈就在身邊，沒有一天是輕松的。
除了時刻要小心謹慎，在上海那一年多，李家母子的生活並沒有因為李克農拿到了一份好薪水而得到改善，他們的日子依舊過得艱辛。趙瑛後來曾對孩子們說，當時我們的黨組織成立了一個濟難會，專門救濟困難的烈士家屬和被國民黨關押的共產黨員。你們父親在國民黨那邊的薪水，一部份要拿出來作活動經費，一部份要擠出來貼補濟難會的用度。媽媽的陪嫁首飾就是在那時候變賣殆盡的，身上僅有的一件大衣也是在當鋪典進贖出······
比起艱難，隨後的兇險更是讓李家人終身難忘。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隨即叛變。為了謀求更大的資本，顧順章表示自己掌握共產黨中央的全部情況，但一定要到南京面見蔣介石才能和盤托出，並特別說明徐恩曾身邊潛伏有共產黨，切莫走漏風聲。
於是，2月25日，國民黨武漢行營連發六封絕密電報給徐恩曾，並且標明「徐恩曾親譯」。
那天恰好是星期六，徐恩曾如同往常一樣從南京來到上海與外室幽會。在辦公室留守的機要秘書錢壯飛見到這六封絕密電報，想到事態必定嚴重，便冒險拆封，用早已掌握的徐恩曾密碼本破譯了這六封絕密電報。
得知顧順章叛變，中央已陷入萬劫不復的險境，錢壯飛連夜叫女婿到上海向李克農報信。李克農得知情報，十分著急，因為這一天不是他與中央特科陳賡單線聯系的日子，當務之急，就是要找到陳賡。
滿世界地找陳賡，花去了寶貴的時間，幸運的是，李克農臨危不亂，最終還是找到了。得益於李克農及時送達的情報，4月28日，國民黨的大搜捕竹籃打水一場空。後來，據陳立夫回憶，「抓捕周恩來只差五分鐘，周化妝成女人走掉了。」
就在中央緊急撤離的時候，李克農的奔走並沒有結束，他想到了戰友錢壯飛家人以及胡底的安危，唯獨沒給自己留下回家帶領妻兒撤離的時間。
通知趙瑛母子的是一位交通員，當這名交通員找到趙瑛時，敵人已經在弄堂裏。趙瑛得知有險情，立即帶著兩個兒子從後門跑了出去。沒有接應的同誌，為了躲避敵人的追捕，此後的半個多月，趙瑛帶著九歲的李治、四歲的李倫，白天混在人雜的菜市場，夜裏就藏在菜市場的攤子底下，因為跑時來不及帶錢，到後來，娘仨一天只能買一個燒餅吃。
但趙瑛並沒有垮掉，她一直在想辦法尋找黨組織。
到哪裏才能找到自己的同誌呢？
趙瑛最後想到了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她帶著兩個兒子來到上海北四川路，這裏熟人關系多，運氣好的話，也許能碰到自己的同誌。
老天報酬了趙瑛的機敏。一天，眼尖的大兒子李治一眼便看到了在北四川路上活動的宮喬巖。
聽到有人喊「宮伯伯」，宮喬巖走過來，立即將李家母子認了出來。
看著已沒有人樣的小李倫，宮喬巖眼中噙滿了淚水，他扶著李倫的頭對趙瑛說：「這伢4歲就跟著我們在白色恐怖中受苦。」
李倫後來回憶說，多少年，母親從未對我們說起過這件事，直到去世前才告訴我們，母子三人當年在上海的菜市場受了怎樣的苦。
幸運地找到宮伯伯後，趙瑛和孩子們當即被安頓在北四川路的一家民宅內，之後宮喬巖立即將訊息報告了中共中央。
這時，已經是5月的中旬了。
李克農得知母子平安的好訊息，在周恩來面前哭了。
1931年5月下旬的一個黃昏，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在黃浦江邊，李克農終於見到了妻兒。但這次短暫的相聚卻是漫長離別的開始，李克農告訴妻子，他要到蘇區去，因為白色恐怖，路上困難很多，婦女小孩不便同行，現在只能請她攜兩子回蕪湖老家去。
聽到丈夫這樣說，趙瑛沒有抱怨，沒有流淚，只默默地點頭。
去蘇區那一路，李克農走的苦，但更苦的是他蕪湖老家的親人。
因為李克農暴露了身份，正遭國民黨當局的通緝，隨後的幾年，蕪湖李家一直處在水深火熱、艱難困苦的境地。老父親李哲卿因為兒子的問題，飯碗徹底砸掉了，馬家巷1號的生活每況愈下，只得靠不斷借債和趙瑛當小學教員的微薄薪水來維持。
反動軍警前來搜查迫害是常有的事。
債主上門索債也是常有的事。
趙瑛是偉大的妻子，也是偉大的母親，她不僅始終堅強自立，而且早早地將這個道理教給了孩子們。
1933年，窘困的生活幾乎使李家陷入了斷炊的境地，孩子們上學也成了問題。趙瑛把三個大孩子李寧、李冰、李治召到膝下，用凝重的口吻教育他們，你們也慢慢長大了，不要依靠家庭了，要學會獨立地建立自己的生活，有機會在學校學習固然好，但不是唯一的，有些大學問家就是自學成才的，只要自己努力辛勤地勞動，總會獲得豐碩的成果。
就這樣，李寧去教育機構當職員，李冰去醫院當護理，李治去照相館當學徒，姐弟三人一起走向社會，早早地開始為生活奔波起來。
仰著頭面對生活，生活愈是艱難，李家上下愈是思念牽掛不知身在何處的李克農。那一時期，從老父親李哲卿到識字的兒女，李家人集體養成了讀報的習慣，他們希望從報上找到紅軍的訊息，進而推測出李克農的下落。
李克農到達江西瑞金，已是1932年的春天。在蘇區，李克農先是被任弼分時配到江西保衛分局任執行部長。這期間，李克農根據省委負責人李富春的指示，來往於江西石城、廣昌、雩都、興國、平安寨等地，慎重細致地審查了大批積壓的反革命嫌疑犯問題，糾正了一批整錯了的所謂AB團、社會民主黨、改組派、托派等案件，讓大批受冤枉的同誌重見了天日。
之後，李克農奉命返回瑞金，這時候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正在組建黨委領導下的肅反機關——國家政治保衛局，李克農被任命為該局執行部長。
隨後，李克農又先後擔任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工作部部長等職務，在他的領導下，紅一方面軍所屬的一、三、五、七、九五個軍團的政治保衛分局迅速建立起來。
1933年的冬天，對家人無比思念的李克農終於從瑞金輾轉寫了一封信回家。李家小兒子李倫清晰地記得，信送到馬家巷1號時，天已經黑了。母親將他從床上叫醒，臉上充滿著神秘而欣喜的神色，低聲地告訴他，孩子，爸爸來信了！他在那邊很好，爸爸特別想念你，很想叫你寫一封信給他。
聽到這個訊息，年僅六歲的李倫立即精神抖擻地從床上爬起來，給親愛的爸爸寫了一封簡訊。李倫告訴遠方的爸爸，他已經上學了，只是人家都有鉛筆，都有紙，他沒有。他最大的願望就是能有一支新鉛筆、一張沒有寫過字的白紙。
李克農看到小兒子的這封信，當場掉下了眼淚。
1934年10月，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裏長征開始了。在長征中，李克農率領偵察部隊沿途進行地面偵察並擔任中央縱隊駐地的衛戍司令，就這樣，家信剛寫了一封就中斷了。從報紙上知道了紅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李家人既欣慰又擔憂，他們不知道李克農走到了哪裏？是否還活著？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後，作為周恩來的助手，李克農被中央任命為中央聯絡局局長，開始針對東北軍、西北軍做統戰工作。
李倫後來回憶說，父親擅長文藝，胸懷深沈真摯的情感。當時，聯絡局還負責國民黨被俘軍官和士兵的教育工作，父親曾親自編導了一部話劇【你走錯了路】，講的是一個國民黨團長被俘之後，如何覺悟，掉轉槍口去打日本的故事。那些被俘人員看了話劇後深受感動，其中一位東北軍團長高福源，曾是張學良身邊的親信，經過教育後，決心要回到東北軍去匯報紅軍主張，勸說張學良與紅軍共同抗日。
後來，正是在高福源的引薦下，李克農單槍匹馬親赴洛川與張學良見面，正式建立了紅軍與東北軍之間的聯系，拉開了聯合抗戰的序幕。
因為與東北軍建立了良好的關系，1936年11月，馬家巷1號終於又收到了李克農的家信。這封家信是從西安寄來的，信封上是東北軍的軍用緘。
李家大兒子李治對這封家書尤為記憶深刻。李治後來回憶說，父親的這封家信寫得特別長，最後一句話至今清晰地記得——「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思念家人之情，你們可以想象到。」
1936年6月，斯諾存取陜甘寧邊區，李克農負責保衛工作。10月中旬的一天，在四個多月的采訪生活結束，斯諾即將告別陜北蘇區的時候，許多人來送行，並且都說了臨別贈言。李克農顯得很真實，也很幽默，他當著眾人的面對斯諾說；「給我把老婆送來吧！」
送行的隊伍頓時爆發出一陣哄笑聲。
送別斯諾後，李克農在這一年的11月又給馬家巷1號寫了一封特別的家書。在這封家書中，李克農告訴老父妻兒，他一切還好，現在國共就要合作了，他在「胡公」下面工作，時機成熟，他很有可能要回來看看。
後來，李家人才知道，胡公指的是周恩來，一個月後，李克農就隨周恩來趕到西安，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奔走去了。
1937年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馬家巷1號的宅門被「咚咚咚」地敲響了，與親人分別六年後，李克農終於回家了。
但這樣幸福的時候，卻依舊讓人感到心酸。聽到這樣的敲門聲，老父親李哲卿以為債主又來要債了，便連忙叫長孫女李寧去開門，自己則痛苦地朝樓上爬。
李寧開門後，不願意看，只是說，我爹爹不在家，請你改天再來吧。
哪知道來人根本不聽，直接就闖了進來，一邊闖一邊朝樓梯的方向喊，爹！是我，我是你兒克農啊！
聽到喊話，老父親李哲卿從樓梯上轉過身來，看到自己的兒，不禁悲喜交加，老淚縱橫。
李克農告訴家人，此次他的目的地是上海，從西安出發，搭乘的是國民黨的專用飛機。飛機是來西安接參加國共談判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張沖到南京的。由於時間緊迫，他只能在家待一個小時，等到籌辦起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就來接他們。
任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主任的那幾個月，李克農采辦物資，積極救人，爭分奪秒做了許多事。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南京危在旦夕。李克農奉命率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向武漢撤離。這一次，李克農終於有條件將家人接起，一道走了。
但二女兒李冰因為舍不得丟下高級護校的學業，向父親提出來，她想化名留下來，繼續完成學業。
李克農雖然擔心女兒的安全，但還是支持了女兒的想法。
1938年3月，李克農一家人到達武漢後，按照組織安排，老父親李哲卿、妻子趙瑛、最小的兒子李倫留在了武漢，李家另外三個孩子李寧、李治、李力則由周恩來的警衛龍飛虎護送到西安，然後再轉赴延安。
臨行前，李克農對遠行的三個孩子說：「我們已經沒有家了，黨就是你們的家。你們無論到哪裏去，都要以黨為家，忠誠黨的事業。你們要學點真本領，要做實實在在的人，不能油滑，也不能像賣狗皮膏藥的那樣搞花架子。」
在武漢工作半年多，1938年11月中旬，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李克農趕赴桂林建立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在桂林，李克農一手抓情報，一手抓統戰，在此期間，他說出的幾句名言，李家的兒女們始終銘記在心。
「站在外面罵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敵壘去影響他們，才是你應盡的本分。」
「和菩薩要打交道，和惡鬼也要打交道。我知道你們怕臟，革命的統戰工作，戴白手套行嗎？」
對於父親究竟有多厲害？李家的兒女們也是從這時候開始逐漸清楚的，尤其是二女兒李冰。
1940年8月，李冰剛畢業不久，真實身份就暴露了，但就在特務前來抓她的前夜，兩個陌生人匆匆地找到她，將她救走，然後交給宮喬巖一路護送到了桂林。
李冰起初有些困惑，隨同父親從桂林撤退到延安後，毛主席解開了她的困惑。
在請李克農一家吃飯時，毛主席問二十歲的李冰，知道你爸爸是幹什麽的？
李冰一臉詫異地回答，我爸爸是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的主任啊。
毛主席笑呵呵地說，我告訴你，你爸爸是大特務，不過是共產黨的特務。
李冰這才明白過來，難怪自己剛有危險，父親就知道了，將自己從白區救了出來。
當然，在李家兒女心中，父親李克農的厲害，最深沈厚重的還是他的忠誠與無私。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蔣介石一面調兵遣將準備發動內戰，一面連發三封電報，假意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
當時，李克農是社會部副部長，負責保衛工作。在他領導下的西北局社會部情報人員趁一次集會的機會，把國民黨駐延安代表處的密碼本搞到手，破譯了這個代表處與重慶來往的電報。從來往電報分析，重慶談判是蔣介石假和平的陰謀，毛主席此去有一定的危險。
李克農將分析匯報給中央，但毛主席為了揭露蔣介石的陰謀，變被動為主動，最終還是以偉人魄力做出了「去」的決定。
在機場送別毛主席時，李克農反復囑咐安全事項，忍不住掉下了英雄淚。
解放戰爭期間，李克農領導的中共隱蔽戰線的鬥爭成果斐然：及時準確地獲取國民黨內部情報，成功組織國民黨多起戰場起義和海軍、空軍、「兩航」起義，策動北平、湖南、川康、雲南等地的和平解放······為此，毛主席曾稱贊道：「解放戰爭中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
李克農的身體一直不好，從延安時期開始就一直有哮喘病、心臟病，別人勸他休息，他總是說，「我是毛驢，馱慣了東西，不馱還不舒服，能馱多少就多少。」新中國建立後，李克農肩上的擔子很重，當時的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專門負責中央首長的保健工作，一再勸告李克農住院治療，但李克農就是不聽，最後還是總理親筆批示「要克農同誌住院治療」，李克農這才去看病，短暫休息了一陣子。
1950年，李克農最小的兒子李倫結婚。在李倫的婚禮上，李克農還沒開始講，就控制不住哭了起來，他一邊流淚一邊對親友說：「我對不起趙瑛同誌，對不起孩子們，這個家我沒有管······」
1951年7月，中朝與美國協定在開城舉行停戰協定，毛主席親自點將，要求李克農坐鎮開城。李倫後來回憶說，父親當時哮喘病復發，心絞痛時有發作，擔心病重誤事，建議主席更換人選。然而主席沒有同意，對父親說，還是你去吧。父親便去了。
在北韓停戰的談判桌上，由於長時間的日夜操勞，李克農終因身體不支，暈倒在會場上。更讓李克農感到痛苦的是，1952年7月，一生支持他的老父親李哲卿故去了，作為孝子，他卻無法抽身回去為老父親料理後事，只能每天早上面向北京的方向給故去的老父親鞠躬。
老父親李哲卿故去前，始終不忘李家欠下的債，他一再說，這筆債不還，死不瞑目。
就這樣，李家蕪湖的老宅被拿去還債，沒有了。
1961年，與李克農風雨同舟幾十載的趙瑛因癌癥病逝在女兒李冰任院長的北京腫瘤醫院。去世前的一段時間，趙瑛鄭重地對醫生說：「我的病已無法治了，請不要浪費了，把這些藥留給其他患病的同誌用吧！」
趙瑛病逝後，李克農在兩人的一張合影上赫然寫下了一行字：「趙瑛同誌像。此像於1940年攝於廣西桂林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不幸趙瑛同誌於1961年病逝於北京腫瘤醫院，從此和我們永別了！！！回顧二十一年中，埋頭工作，辛勤勞動，扶老攜幼，苦了一生！特留此遺照，以表哀思。」
三個感嘆號，一筆重似一筆。
1957年，李克農午飯後往辦公室走，多年的哮喘讓他一直咳嗽，當他走到桌旁想要扶住桌面時卻一下摔倒，頭部正好砸在石階上，造成了腦溢血，昏迷了八天，才搶救過來。
隨後的幾年，李克農一直與記憶喪失，與多種疾病抗爭，稍有可能，就拖著病體投入到工作中，但革命征程讓他遭了太多的罪，愛妻病逝對他的打擊太大了，1962年2月9日，他倒下去，再也沒有醒來。
小兒子李倫說，父親去世的原因是腦軟化，腦子已成糊狀。
這是經歷了怎樣的苦難，又是怎樣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