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古代音樂史研究歷來為考古學領域所關註，由於出土材料的稀缺難以實作新突破。柏鄉小裏村和臨城石匣溝新石器遺址出土的陶塤古樂器，為課題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新材料。它原始的文化形態和思想建構，以及在早期文明行程中的作用和影響並與巫術文化的連綴關系，透過新材料的梳理和補充獲得了新觀點，也為人們認識當地古樂發展史拓寬了新視野 。
2 010年初夏，為配合當地生產建設，邢台市文物管理處對柏鄉縣小裏村東古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遺址中出土了一件「陶塤」古代樂器令人耳目一新（圖1）。
圖1 柏鄉小裏出土(仰韶後崗一期)
2014 年夏秋之交，為配合石邢公路建設工程，在臨城縣石匣溝遺址的考古發掘中,又出土了陶塤和「陶哨」兩種古樂器（圖2、3）。
圖2 臨城石匣溝出土(先商時期)
圖3 臨城石匣溝出土(仰韶後崗一期)
作為這兩個發掘工地的執行領隊長倍感幸運，同時也引發了我們對這一地區原始音樂起源的關註和思考。
陶塤，是中國遠古時期的一種吹奏樂器，目前中國考古發現時代最早的有浙江河姆渡遺址、西安半坡遺址、西安姜寨遺址、鄭州大河村遺址（圖4、5、6、7）和柏鄉小裏村遺址。
圖4 浙江河姆渡出土(新石器)
圖5 鄭州大河村出土(仰韶文化)
圖6 西安半坡出土(仰韶文化)
圖7 西安姜寨出土(仰韶文化)
上述五處新石器文化遺存，除河姆渡遺址屬長江流域之外，其他均在黃河流域地區。按照考古學文化型別分期和碳十四測年編序，河姆渡遺址略早於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時期，距今約7000年左右。柏鄉小裏遺址文化性質屬仰韶文化時期後岡一期文化系統，經碳十四測年距今6220±90年（經樹輪校正年代）。它們是中國新石器時期兩個不同區域、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文化序列的歷史文化遺存。從音樂發展史的角度看兩河文明的發展成就，對兩地古樂發展史研究均有著不同的價值和意義。臨城石匣遺址雖未經考古測年，但與柏鄉小裏遺址的文化性質一致，同屬後岡一期文化型別，在時間段上二者亦相當或接近，應當同時而論。
對陶塤的用途過去有學者主張「玩具」說，提出新石器時代的陶塤僅是兒童玩具，用於啟蒙與初教，不能歸類樂屬。另有觀點認為，新石器陶塤是古人用來模仿動物吼叫的仿聲捕獵誘殺工具，沒有音樂元素在裏面。這兩種觀點的理論註腳，均是依據陶塤的外在形制和發出的單一聲部而做出的概念性推理。柏鄉小裏遺址出土的陶塤有一個吹孔，兩個音孔，經試吹能發出三個不同的聲音，音色清醇，音域寬厚，聲部明顯，音階變化突出，具有一定表現力。它的音程雖還達不到八個高度，但已具有初級發展階段的樂器功能，故上述兩種否定塤樂的觀點值得商榷。小裏遺址陶塤與陶鼓相佐出土在同一窖穴內（JX3），這種遺存現象不是偶然與巧合，應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客觀反映。兩種古樂器的共存表明，這時音樂不僅已經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而且具備了多器編配的使用條件，不排除這時已有鼓、塤混搭使用的可能。這枚陶塤質地細膩色澤紅艷完好無失真，周身飾滿指甲紋，器型制作周正紋飾規範排列有序，彰顯出強烈的唯美思想意識傾向和刻意追求的精神狀態，妥妥的一件古代藝術品。它出土時位於窖穴上部的正中位置，器物頂部朝上平放，周圍填土純凈並伴有工具夯壓痕跡。這種埋藏形式顯然是正襟擺放，非隨意丟棄，具有很強目的性和針對性。從出土環境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其賦予了很高的關註程度。根據陶塤的演變規律，時代較早的只有一個吹孔沒有音孔(或一個音孔），吹奏時只能發出一個單音，吹不出音符的變化。隨著時代的遞進，逐漸演變為一個吹孔及多個變化不等的音孔，吹出的音符亦隨之不斷增多，表現能力亦逐步加強和提高。臨城石匣溝遺址的陶塤出土在先商時期的地層堆積中，且只有一個吹孔和一個音孔，經試吹只能發出一個聲音，吹不出音符的變化，顯示出初級的文化形態。這件器物無論從表象裝飾和功能構造，遠不及小裏陶塤的進步程度。兩者類比似乎是一種文化倒置，出現了後期物質文明滯後於前期的錯位現象。造成這種物相演變前後顛倒，應是區域文化發展失衡或「單元」文化滯後的原因。這種差異，主要受制於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對外來文化傳播及接受能力的影響。險惡的山水地理環境，不僅是阻隔物質文明傳播的屏障，更是閉塞精神文明的天塹，這種現象在原始社會人類活動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石匣溝遺址的陶哨出土在後岡一期文化地層中，形體呈管狀，一頭開孔，另一頭封堵。長3.2厘米，口徑1.5厘米，泥質紅陶燒制。吹奏時氣流在管內的流程很短，所發出的音訊較高，聽起來聲音尖銳刺耳，顯示出簡單、稚嫩的構造與發聲方法。先商階段的陶塤，雖然只能發出一個聲音，但體積較大，腹腔渾圓空曠，吹奏時氣流在腹腔中婉轉回曲，所產生的音震頻率較低，聽起來聲音低垂委婉。兩者對比無論從形態、功能和構造原理上都有著明顯的遞進關系。從兩者之間的演進變化，可以看出「塤」的源頭應來自「哨」的靈感和啟迪，兩者之間的文化脈絡清晰有序。從考古學意義論之，這是文化本體與變體的關系，是一種物質形態存在方式的延伸和拓展，這種延伸與拓展包含了人類的思維前進演化在社會實踐中的遞進與創造。石匣溝遺址本身的文化構成是由後岡一期和先商兩個時段的文化堆積。從其遺址本身生成的個體小環境來看，陶塤的演變路徑是完全符合自身文化發展規律的，即由直管式陶哨發展到闊腔式陶塤。當然，從後岡一期到先商時期，中間還間隔著二千多年的歷史盲點，這種陶泥燒制的口吹式發聲器具的形態變化，在這段歷史盲區中應該還存在另外一個不同面貌的過渡型式。兩者（塤、哨）之間過渡期的文化彌合，將在今後的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得到補充或續寫。塤樂在中國古籍文獻記載中似乎更為後人所眷顧，【詩經·小雅】中就有「伯氏吹塤，伯氏吹箎」的文字記載。【樂書】中亦有「塤之為器，立秋之音」之說。【周禮·春官·小師】：「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鄭玄註：「……塤，燒土為之，大如雁卵。」鄭玄所描述的陶塤與現在考古發掘出土的陶塤形狀基本一致，均形如「雁卵」，「燒土為之」。塤由於自身構造其音色幽深、悲淒、哀婉、綿綿不絕，具有一種獨特的音樂品質。正是這種特殊音律，古人賦予了塤樂一種神聖、典雅、高貴的精神氣質。所以塤以及塤樂從漢代就進入了宮廷並被視為雅樂。從宮廷慶典到祭祀儀式，八音古制致尊獨享。目前，我們發現的仰韶文化中的陶塤例項並不是最初的原生形態，在其之前應該還有一個孕育締造過程，這一時段推測應在8000年前的「磁山文化」時期。雖然磁山文化遺址目前還沒有發現陶塤的雛形例項報告，但塤樂產生的文化背景應與農業的起源有著必然的關聯。從文化學意義上講，音樂的起源是與原始農耕文明、原始宗法文明而孿生的文化共同體，三者雖然在後時代有著各自獨立的發展去向，但磁山文化的原生農業基礎，是陶塤音樂最初的衍生溫床。陶塤，在仰韶後岡一期文化中，已經脫離了「兒童玩具」與「捕獵仿生」的最初概念並進入了發展初期階段，已經被人們賦予了音樂的理念。
陶塤，是人們作為一種精神需求而產生的音訊語言表達工具，它是在祭祀活動中配合肢體（舞蹈）語言而營造一個媾和氛圍，用來實作與神靈溝通和交流的作用。它是與原始宗法活動伴生的一個文化綜合體，承載了最古老的思想情愫和精神欲望，非現今意義上的娛樂工具。先秦之後，音樂的社會內容隨著「禮崩樂壞」時代的到來，才脫離了原本的文化意義，並逐步形成一套自身獨立的思想表達體系。在臨城石匣溝遺址後岡一期文化地層中還出土了一件與之相關的「骨牌飾」（圖8），
圖8 臨城石匣溝出土(仰韶後崗一期)
這種雕琢神秘形象的佩飾件就是這一時期宗法文化的顯著標誌。目前，盡管我們還不能徹底解讀這枚骨牌飾的表達內容，但其蘊含的巫學文化思想與崇拜理念是顯而易見的。它以「圖騰」的表現形式與祭祀音樂理念一道，共同反映出這一時期太行山地區人們的精神文化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