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言九林
一
河南開封人 鄭渾 ，在曹操時代做過下蔡長與邵陵令。
他到任後，發現一件慘事：當地「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百姓們不肯從事耕作，生了孩子養不活，遂普遍選擇不生孩子。
為了改變這種社會現象，鄭渾采取的辦法是：
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
派人搶奪百姓們打魚捕獵的工具，強迫他們耕種紡織，強迫他們開挖稻田，制定嚴厲的律條來懲罰殺子行為。百姓們畏懼懲罰，於是「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1]
下蔡的大致，位置相當於今天安徽鳳台縣一帶，屬淮北平原，本是傳統農耕區。當地百姓放棄收成更高也更穩定的農耕紡織，轉行去打魚捕獵，最可能的原因是 官府在稅賦方面的盤剝太重，使得農耕紡織帶來的收益，反小於收益穩定性更差的打魚捕獵。
曹操統治時代的征稅政策，也確實可以催生這種變化。
建安二年，曹操「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2] ；建安九年，曹操下令「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3] 。與漢代的舊征稅政策相比，新規定有兩點變化：
（1）以前按田地具體收成搞「十五稅一」或「三十稅一」。新政策改為按田地畝數固定征稅。不管田地收成如何，上交官府的稅額固定。
（2）以前按人頭向未成年人征收口錢，向成年人征收算錢。新政策改為向每戶征收實物，不管該戶百姓家中有多少人丁，皆須統一向官府繳納兩匹絹與兩斤綿。
征稅政策如此變動的用心很明顯。一是降低官府征稅的行政成本，二是確保官府的財政可以旱澇保收。
這兩點很容易理解。首先，核查農田收成與人丁增減，本身就是行政成本。其次，曹操活躍於亂世，亂世裏有種種不確定因素，比如兵禍、盜匪與流民，皆可能對耕作收成和人丁多寡造成巨大影響——如荀攸、郭嘉等人給曹操獻策「決泗、沂水以灌（下邳） 城」[4] ，便必然對該地區的農耕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頻繁征發勞役也會導致百姓無法遵循天時耕作，導致減產乃至無收。官府如果在征稅時考慮這些不確定因素，便要增加行政成本並減少財政收入。反之， 按畝數固定征田稅，按戶數固定征人頭稅，便相當於將亂世裏的種種不確定因素造成的損失轉嫁給了民眾，以確保官府依靠低行政成本來獲取高財政收入。 人頭稅不再收錢，改收絹和綿這樣的實物，也是同樣的邏輯。亂世之中錢不再值錢，實物的價值上升，所以官府只收實物。
總而言之，曹操此番稅制改革的核心訴求，是將影響財政收入的所有負面因素皆轉嫁給民眾，以確保自己可以汲取到足夠的物力來支撐其頻繁征戰。
新稅制既然完全是官本位意誌的產物，自然意味著被征稅的底層百姓，日子將變得更為艱難。這一點，當時之人便已道出。曹操建安二年出台新征稅政策時，時任長廣太守的何夔發表過不同意見。他說：
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敕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5]
大意是：自天下大亂以來，百姓流離失所，如今雖稍稍安定，但時日尚淺。新制定的征稅政策很嚴厲，百姓完不成就要被嚴懲。長廣郡（大概在今天山東的青島、萊陽與海陽一帶） 下屬六縣，百姓們還在餓肚子，若全盤按照新征稅政策來搞，恐怕會有活不下去的百姓要起來抗拒。按照律法，抗拒者會被誅殺，這實在與【易經】倡導的「觀民設教」（教化百姓須先體察民情） 不符。
在何夔的努力下，長廣郡得到了優待，曹操特批準許該郡有三年緩沖期。其他州郡沒有緩沖期，必須立即執行新稅制，百姓生存境況的惡化可想而知。
下蔡百姓拋棄土地轉行從事漁獵，原因或許便在這裏[6] 。 從事漁獵可以勉強養活自己，卻不足以支持生兒育女，於是就有了鄭渾所見到的「率皆不舉」。
鄭渾其實也明白，百姓選擇漁獵而非耕作，是一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無奈之舉。要扭轉這種現象，僅僅以暴力手段毀掉百姓的漁獵工具，以嚴刑峻法去懲治百姓的殺子行為是不夠的，還得「兼開稻田」[7] 讓百姓們能夠活下去。之後，便有了百姓給生養下來的孩子取名「以鄭為字」的老套戲碼——與漢代的「男女皆以宋為名」、「賈子賈女」相似， 「以鄭為字」裏既有對鄭渾的感激，也有用帶「鄭」字的姓名來提醒鄭渾須對這批孩子負責的用意。
鄭渾這樣的人不多。
所以曹魏集團治下的百姓「不舉子」現象，終曹操之世始終未能得到改善。隨曹操北征的陳琳（卒於建安二十二年） ，留下了「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8]（生了男孩千萬別養活，生了女孩餵她吃肉脯） 這般沈痛的詩句。建安二十五年，禦史大夫王朗又上疏勸諫剛剛繼任魏王的曹丕，希望他對百姓能夠好一點。其中有四項主張與生育問題直接相關：
「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9]
第一項主張，是希望百姓在適當的年齡結得起婚。
第二項是希望讓懷孕的女效能夠安心養胎。漢代傳統，讓女性安心養胎的核心福利，是不征發她們的丈夫去服兵役與勞役，自懷孕起一年內不上門征收人頭稅[10] 。
第三項講的是要讓百姓養得起孩子。具體手段王朗也說得很明白，是「復」，也就是盡量免除百姓的稅賦與勞役負擔[11] 。
第四項講的是要耐心等孩子長大成人，然後再征發驅使他們，不要抓尚未發育完全的孩子來當兵服勞役。
王朗在奏疏裏給曹丕提這些建議，意味著在曹魏治下，百姓結不起婚、懷不起孕、生不起孩子、未成年便要被官府奴役的情況，不但存在且頗為常見，是一種需要引起重視的社會現象。
二
曹魏如此，孫吳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左右，將軍駱統上疏孫權，希望孫吳政權對下轄人口急驟減少的情況引起重視。
駱統說，江東現在「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郡縣全空了，田地全荒了，百姓也沒了，能征到的全是殘疾人與老人，很少征到壯丁。他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孫吳政權下當兵太慘，「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活著得不到溫飽，死了屍骨無法回鄉，所以百姓們「戀本畏遠，同之於死」，將當兵視為死亡的同義詞。遇上征兵，略有積蓄者無不「傾居行賂，不顧窮盡」，不惜將家產掏空來賄賂征兵的官吏；性格輕剽之人則與人結黨，遁入險阻之地成為化外之民，不再服從孫吳政權的統治。於是最後征到的，都是些「羸謹居家重累者」，即身體瘦弱、家庭羈絆沈重、無錢行賄也無處可逃的老實人。如此不斷惡性迴圈，導致的結果是百姓們「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在官府無休止的汲取與征發下，普遍選擇了放棄努力耕作，甘願墜入窮困。[12]
最要命的是，百姓們不願意再生養孩子了：
「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13]
孫吳治下的百姓放棄努力自甘貧困，與曹魏治下的百姓放棄農耕退回漁獵，其實是一回事。孫吳治下的百姓資產不到一定程度便不肯養生下來的孩子，貧苦的屯田兵也選擇拋棄自己的孩子，與曹魏治下的百姓不願生養孩子，也是一回事。
都是避秦無計下的兩害相權取其輕。
末了，駱統對孫權說：上天讓孩子生下來，父母卻將其殺死，恐怕會「幹逆和氣，感動陰陽」，引起不好的天人感應。殿下你開創基業建立國家，是要代代傳承的無窮之業，強鄰與大敵無法輕易消滅，疆場戍守也不是在幾個月內便能結束，如今「兵民減耗，後生不育」，人口存量越來越少，人口增量也在消失，實在不是持久之道。駱統希望孫權聽從諫言，「深圖遠計，育殘余之民」，將眼光放長遠一點，讓百姓多一點喘息的機會。[14]
史書稱孫權讀了駱統的文章頗有感觸，「深加意焉」，開始特別留心百姓的生育問題。
其實情況並無改變。長沙走馬樓出土吳簡中的戶籍資料顯示， 孫權稱帝十余年後的長沙郡百姓仍不願生育子女 ，主要表現是吏民之妻生育子女的平均年齡高達30歲[15] ，遠遠高於當時女性的平均結婚年齡——據於振波對這批戶籍資料的研究統計，「15歲應當是當時女子結婚的基本年齡，只有極少數女子在不滿15歲時結婚，20歲以上的未婚女子也不多」[16] 。生育年齡高出結婚年齡如此之多，唯一的解釋便是當時的孫吳百姓，為了減輕生存負擔，普遍推遲了自己的生育時間。在避孕技術有限的時代裏，推遲生育過程，大機率意味著存在隱秘的殺子行為。
三
魏吳兩國的情況如此，蜀漢有無殺子之風？【三國誌·蜀書】中未見記載。這很可能是蜀國「國不置史，註記無官」[17] 所致。
好在【晉書】裏保存了一段難得的資料：公元263年司馬昭派軍隊滅蜀後，任命王濬為巴郡太守。王濬到任後發現：
「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
這種生子不養的風氣，顯然是蜀漢時代的遺留。
王濬采取的措施，與鄭渾大體相似，「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18] ，制定了嚴厲的懲罰政策，減輕了百姓的勞役，讓生育子女的家庭可以休息喘息。
按【晉書·地理誌】的記載，巴郡當時「統縣四，戶三千三百」[19] 。戶口數如此稀少，王濬卻能「全活者數千人」。兩項數據對比，大體可以推知蜀漢末年巴郡百姓的生存環境，已經惡劣到了何種程度。這種惡劣的生存環境，無疑正是蜀漢政權的無節制榨取所致。兩害相權取其輕，巴郡百姓為了自己能夠活下去，只好選擇殺害自己的孩子。
註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