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學學習成語寓言故事的時候，很多人都學到過【杞人憂天】這篇文章，而這篇文章的題目，也是人們生活中比較常用的成語。在絕大多數人看來，杞人憂天的意思就是對並不存在的事過分的擔心，很多時候與庸人自擾相對應，將過於具有憂患意識的人取笑為杞人。這種說法長期在社會上流傳，在人們的語言中形成共識，於是【杞人憂天】的成語也稱為嘲笑人的一種說法。然而翻閱史料後發現，這個成語並非那麽簡單，其本意也不是簡單的關於天塌地陷的討論。它的背後隱藏著春秋戰國之交的百家爭鳴，是發生的道家和儒家的一場辯論。
【杞人憂天】的故事大致意思是說，有個杞國人擔心天會塌下來，地也會塌陷，所以整日憂愁得睡不著覺。於是有人就出來勸說他，認為天是清氣構成，天上的日月星辰也是發光的瓦斯，就算塌下來也不會傷害到人。這人還說，地是土塊構成的，填充滿了宇宙四方，它已經是最底層了，沒有地方可塌。於是杞國人被對方說通了，也就不再擔心天塌地陷的大禍。這個故事流傳得非常廣，民間對這個成語的使用，也僅限於寓言故事表面的意思。其實這段故事並不完整，在原著【列子·天瑞】中，道家學者長廬子和列子還進行了一番討論。
從這兩人的討論來看，他們既是對宇宙觀的探討，也是對社會制度的一種猜想。長廬子和列子都是戰國初期的思想家，而且兩人對道家都有極為深刻的認識。長廬子被韓非子認為是集三晉文化之大成的學者，是戰國時期數一數二的雜家。他提出的宇宙觀至今仍然是華夏文化中宇宙觀的核心部份，而宇宙之詞的定義，就是長廬子提出的。列子的名氣比長廬子大得多，他是道家承前啟後的人物。他上承老子，下啟莊子，對道家文化和哲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時代，兩人都是學術層面頂級的大牛。
如果把【杞人憂天】的故事當作庸人自擾來理解，顯然是非常錯誤的，也是歪曲了這則寓言故事的本意。戰國初年兩個學術大牛，沒事坐下來討論一個庸人自擾的故事，說出去都覺得荒唐可笑。這兩位作為中華文化奠基式的人物，他們為什麽會討論這樣一個看似荒唐的故事呢？其實從各方面的史料來看，他們討論的看似杞國人擔心的天塌地陷的故事，實際上是對儒家提出的一些宇宙觀和社會制度的隔空辯論，尤其是對孔子及其弟子最為關註的禮崩樂壞問題的討論。實際上故事中的天塌地陷，隱喻的就是禮崩樂壞。
這個故事到底在什麽時候發生，具體發生的年代和人員，列子在自己的著作裏面並沒有說。他提到的杞國人卻是當時存在時間最長的一個諸侯國，其國祚超過了一千五百年。杞國存在的時間很早，在夏朝的時候就已經有了，與同為姒姓封國的繒國為鄰，國君皆為大禹後裔。夏朝滅亡後，王室的很多後裔也遷到了杞國，使這個國家成為夏朝遺民集中之所在。商王武丁的六十多位妃子中，就有一位來自於杞國，而當時杞國國君被封為伯爵。周朝取代商朝後，杞國接受了周朝的冊封，延續了夏朝王室的血脈。
從夏朝開始杞國延續存在了一千五百多年，直到戰國初年才被楚惠王所滅。自從夏朝滅亡後，這個國家多災多難，在眾多諸侯國的夾縫中生存，經常受到諸侯國的侵略和欺壓，多次被迫舉國遷移。杞國人就是在這樣危機重重的環境中生存，所以養成了極深重的憂患意識。杞人憂天的故事站在憂患極為深重的杞國人中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戰國其他諸侯國的人看來是極其荒謬的。但就長廬子和列子的討論來看，這既關系到天地宇宙的變化，也與社會變遷密不可分。但從那個時代的社會輿論來看，兩人影射儒家的意味極濃。
戰國初年是百家爭鳴非常激烈的時代，與道家探討天地宇宙與社會的關系不同，儒家探討的是社會變革和政治的關系。雙方對社會的變遷都有各自的認知，所以在社會理論的討論上出現了極大的分歧。儒家自孔子以來非常興盛，到了戰國初年出現了第一個巔峰期。
此時孔門弟子遍布各大諸侯國，孔子的學說也有部份被諸侯國所接受。儒家學說中當時最為盛行的便是禮崩樂壞的學說，這也是孔子與其弟子追求的人生理想。他們認為春秋時期諸侯國混戰，周王室衰落，導致了禮崩樂壞。而孔門弟子的責任就是恢復周禮，追求三代之治的社會大同。
在儒家重點經典的【禮】中記載了孔子所推崇的周禮的樣式，而他和弟子們對周禮的學習和理解集中起來便成為了【記】。兩者合二為一，這便是後世所推崇的儒家經典【禮記】的來源。【禮記】中對禮樂制度有著很詳細的分析和解讀，都是後世的編者收集春秋戰國時期孔門子弟的著作所編撰的。在這些著作中，禮樂被比喻成社會制度存在的根基，是國家存亡和發展的根本。【禮記·樂記】稱：「禮樂順天地之誠，達神明之德，隆興上下之神。」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和應天，作禮以配地。」
從【禮記】的記載中可以發現，孔門的儒家弟子將禮樂對應於天地，作為周朝國家穩固的基石。這種理論也為後世封建統治者所接受，所以禮法制度最終成為後世封建統治者統治國家的工具。對於儒家弟子而言，禮樂制度的崩壞，是國家淪陷的開始，所以禮崩樂壞的現象是必須要阻止的。他們以恢復周禮為己任，目的是恢復周朝最為強盛的時候，甚至要達到堯舜禹三代之治的輝煌。但是這種想法卻並不被所有的諸子百家所接受，至少從列子和長廬子的討論來看，他們都是認為恢復周禮是沒有必要的。
兩人的談話中似乎繼續了杞人憂天中對天塌地陷的討論，實際上這裏的天地已經不是現實的天地，而是延續了儒家以禮樂為天地的比喻。長廬子認為，對於禮樂制度的崩壞不用過於擔憂。它始終會崩壞的，不可能永遠維護下去。擔憂也僅僅是擔憂而已，並不會有什麽改變。而列子則更加的超脫，他認為擔憂完全是沒有必要的，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就像天地萬物的變化一樣，應該順其自然的對待。從這些討論中可以看出，道家對於社會變遷和禮樂崩壞並不持有反對態度，更不會維護禮樂制度，而是選擇了順其自然。
這種態度於道家一貫的道法自然是相吻合的，而整篇【列子·天瑞】也是在探討道法自然，【杞人憂天】只是其中的一小段而已。按照列子的思路，儒家弟子們強行恢復和維持禮樂制度實際上是違反道法自然原則的。他們一味的強求維護統治階級的宗法制度，最終是只能緣木求魚的。所以面對天塌地陷的危機，道家的理論是順應自然，順勢而為。既不用像杞國人那樣過分的擔心，但也不是什麽都不做。但做的方法一定是順天而行，如果不能順應天地，那還不如不做。這與儒家提出的維護周禮，其根本原則大為不同。
總的來說，在春秋戰國這個禮崩樂壞的時代，道家和儒家的人生哲學還是有根本性不同的。儒家主張恢復周王朝的統治秩序，而道家則主張順應諸侯國的發展。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對於各自的主張進行闡述和發展，成為了百家爭鳴時代重要的組成部份。就【杞人憂天】的故事本身而言，給人的啟示實際上是面對這種危難時不同的應對態度和策略。不管是道家的順應天地大趨勢，還是儒家的逆天而為，人定勝天，都是兩種不同的考量。具體的的操作其實是因人而異的，也是根據不同形勢和環境隨機應變的。
但不管怎麽說，儒家和道家都對應變禮樂崩壞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和想法，也對華夏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而將【杞人憂天】故事單純的解讀為庸人自擾，既不符合儒家的思路，也不符合道家的觀點，更像是自我麻痹的消極態度。這種解讀對於社會和學術都沒有任何好處，更是缺乏危機意識的表現。【孟子】裏說過，「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對於【杞人憂天】消極的解讀，就是「死於安樂」的典型表現。如果人類社會都變成了這種自我麻痹的狀態，那麽在災難降臨之時，最終得到了就一定是淪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