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工農紅軍正式開啟長征，當時的紅二十五軍在收到中央的命令以後，即刻從河南省羅山縣何家沖出發，向西北挺進，進行戰略轉移。
在眾多紅軍隊伍當中，紅二十五軍大概是處境最為艱苦的，當時的這支部隊遠離主力部隊，全軍統共只有2900余人，幾乎沒有重火力。
想要與主力紅軍匯合，紅二十五軍不但需要跨過三省、長達數百公裏的路程，同時還要躲避國民黨軍40個團，合計五萬余人的「圍剿」。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這支部隊，卻完成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成就，那就是建立了唯一一個在長征時期建立的革命根據地。
紅軍轉移留下的小部隊：從連到師
紅軍長征的目的，不單單是軍事戰略上的大轉移，更是為了能夠在全國範圍內，尋求可以落腳的根據地，發展壯大。
在當時國民黨大軍的圍剿之下，建立根據地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
當地群眾基礎、地形考量、附近國民黨駐軍實力強弱、乃至全軍戰略動向都是需要考慮的問題，稍有任何疏忽，都將白白流血，甚至給當地百姓帶來麻煩。
在長征開啟的最初一段時間裏，紅二十五軍曾經幾次試圖建立根據地，但均告失敗。
第一次，是在鄂豫之間的桐柏山區，這裏地形便利易守難攻，且遠離大城市，堪稱一處寶地。然而，這一想法最終還是被放棄了，理由是桐柏山臨近平漢鐵路，敵人調集重兵十分便利。
後來紅二十五軍又曾經想要在伏牛山區建立根據地，但令人意想不到是，這裏國民黨的統治觸手已經伸得很深了，當地眾多地主有著很強的反動傾向，其實力甚至不亞於紅軍正規軍，最終也只得無奈放棄。
直到1934年12月，紅25軍進入洛南縣時，才算確定了根據地的選址，那就是在豫陜邊界地區，建立了鄂豫陜根據地。
鄂豫陜根據地處於楊虎城將軍的統轄範圍，當時的楊虎城雖然還沒有和共產黨有過接觸，但是，此時的楊虎城一面迫於蔣介石壓力圍剿中央紅軍，一面還要防備中央軍，無暇顧及陜西南部，正因如此，紅25軍才決定，利用這個時機，建立鄂豫陜根據地。
紅二十五軍在確定根據地選址之後，很快便開始對當地國民黨軍隊、民團進行清掃。
透過運動戰的形式，紅二十五軍花了半年的時間控制了當地5座縣城，300多個村莊，站住了腳跟，穩定住了形勢。
在當地百姓的支持之下，紅25軍的人數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足足發展到近四千人的規模，並且還擁有地方部隊2000余人。
紅二十五軍在鄂豫陜根據地先後抵禦了國民黨軍兩次圍剿，然而，在1935年5月，部隊為了配合中央紅軍的北上，決定率主力部隊主動離開根據地開啟西征，與中央會師。
至於鄂豫陜根據地，最終只保留了遊擊部隊和一個連的紅軍，繼續在當地以遊擊戰的形式，繼續革命。一來掩護大部隊的撤退，二來堅守鄂豫陜根據地的革命成果。
紅二十五軍主力剛剛離開，國民黨陜西省綏靖公署便得到了訊息，集中三萬人的兵力，對鄂豫陜根據地清剿。
在國民黨大軍的圍攻之下，當時部隊損失極大，但在特委領導人鄭位三、陳先瑞、李隆貴等人的沈著指揮下，根據地還是奇跡般的保留了下來。
他們積極發動群眾、合編各地遊擊武裝統一指揮排程，憑借著靈活機動，揚長避短的方式，與國民黨軍隊展開周旋。
紅軍部隊在當地的群眾基礎是極好的，這一個連的戰士非但沒有垮台，甚至還越做越大，最終在當年10月6日，鄂豫陜根據地的武裝部隊得到合編，成立了紅74師，由陳先瑞任師長、李隆貴任政委。
紅74師最初成立之時，全師共計700余人，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全師下轄兩個戰鬥營、一個手槍團，甚至還建立了專門的警衛連、通訊排、看護排。
在之後的日子裏，紅七十四師一面對敵作戰，一面積極的開展土地革命，透過「打土豪分田地」，用實際行動贏得了百姓的支持。
當時根據地裏，百姓參軍意願十分高漲，之後的兩年時間裏，紅七十四師就從最早的700人發展到了千余人的大部隊。
在極度惡劣的環境之下，這支部隊不但頑強的存活了下來，還積攢了力量，延續了鄂豫陜根據地的革命火種。
會師前夕，政委神秘失蹤
為了能夠剿滅紅七十四師，國民黨曾經先後發動過數次圍剿，但是最終都以失敗告終，紅七十四師儼然已經成為鄂豫陜交界處一支不可撼動的力量。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時，周恩來奔赴西安進行和談，在此期間，國民黨親日派軍隊已經聚集在靈寶一帶，隨時進軍西安發起戰爭。
為了能夠使得和談順利進行，周恩來還親自向紅七十四師師長陳先瑞、政委李隆貴寫信，請他們協同張學良部隊，一起保衛西安。
對於這一要求，紅七十四師自然當仁不讓，順利的完成了組織下達的任務，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順利結束以後，在失聯數年後，紅七十四師終於恢復了與延安的聯絡。
當時的鄂豫陜根據地是全國雖然只是支脈中的支脈，但是卻是全國少有的穩固根據地，正因如此，中央軍委對此評價極高，在1937年的二月份，作為鄂豫陜根據地主要領導人之一的李隆貴還來到了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李隆貴這次到來一是為了匯報鄂豫陜根據地的情況，第二是為了紅七十四師的北上做準備，此時的國共雙方已經展開了第二次合作，因此紅七十四師有了北上會師的條件，在這一過程中，國民黨軍隊不但不會對其騷擾，甚至還要主動為其保駕護航。
這是紅七十四師自成立以來第一次見到大部隊，當收到命令的這一刻，很多老兵在都留下了激動的眼淚，在付出無數鮮血生命後，他們多年來的努力拼搏，終於有了報酬。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這最後的歸途，一場意外卻發生了。
紅七十四師北上途中，原本的安排是由師政委李隆貴帶領先遣隊和輜重車開道，師長陳先瑞帶領主力部隊尾隨其後。
然而，當部隊行至半路時，政委李隆貴所率領的先頭部隊卻突然神秘消失。
原本師長陳先瑞已經事先政委李隆貴約定好了休息地點，可是，等到陳先瑞的大部隊抵達這裏時，卻驚訝的發現，原本應當已經抵達的李隆貴一行人卻不見蹤影，連帶消失的，還有大批的物資。
看到這一幕，師長陳先瑞十分著急，立馬排出了一個排的戰士四下尋找，然而，搜尋一夜之後，人們依然沒有找到任何蹤影。
李隆貴消失之前，大部隊沒有聽見任何槍聲，路途上也沒有任何戰鬥過得痕跡，陳先瑞不敢怠慢，一面向中央通報情況，一面命令大部隊四處搜查，可是，一連尋找了幾天，仍舊是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幾十號大活人就如同憑空蒸發一般。
最終，在萬般無奈之下，陳先瑞只得忍痛下令，部隊繼續前進……
李隆貴的神秘失蹤，歷史謎題
多年來，陳先瑞一直念掛著自己這位老搭檔、老戰友，但令他失望的是，從那以後，他便再未見過李隆貴，這位昔日的政委從此便徹底消失了，直至1996年陳先瑞去世，仍然沒有探知到關於李隆貴的任何下落。
關於李隆貴的失蹤，也成為了一個歷史謎題。
李隆貴的失蹤，是一件十分離奇的事情，關於其原因，至今仍然沒有定論。
李隆貴本身是一位老革命，幾乎沒有任何叛變的可能。
李隆貴自1927年便參加了黃麻起義，之後便一直在留在紅四方面軍工作，直到1931年才編入紅二十五軍。在這裏擔任班長，由於能力出眾，李隆貴後來逐漸升任，成為了紅二十五軍幹部班子中的一員，在此期間始終忠心耿耿，對黨和國家的事業保持絕對忠誠。
紅25軍離開鄂豫陜根據地時期，由於叛徒的出賣，鄂豫陜根據地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是各自為戰，管理混亂的。就算是李隆貴真的想要叛逃，他也大可以趁著這個機會投奔國民黨。
然而，他卻始終沒有這麽做，在最為危險的時刻，他堅守在了一線，可以說，沒有他的挺身而出，就不會有事後的鄂豫陜根據地。
眼下，李隆貴剛剛去延安接受了學習教育，正有著大好的前途，在這一時間段脫離隊伍，從任何角度上來看，都並不是一個「劃算」的選擇。
其次，李隆貴也並沒有太多的機會，當時紅七十四師雖然分為兩部，但是兩部的相隔距離並不遠，最多也就只有幾裏，況且李隆貴的先頭部隊還帶著數車輜重，行進速度較慢，就算想要攜物資溜號，也不切實際，逃不出後續部隊的追逐。
從這兩個方面來看，李隆貴幾乎不可能發生叛逃，其隨行人員也不太可能發生嘩變反叛。
既然內因排出，那麽李隆貴是遭遇什麽意外了嗎？
這個問題也並不好說，首先，當時的共產黨和國民黨剛剛簽訂和平談判，雙方的軍隊正處於最為友好的狀態，不大可能直接開戰。
其次，就算開戰，李隆貴也是老兵了，帶人撐上一段時間，或者派人回去搬救兵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國民黨想要不動聲色的吃下這支部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1937年這一階段，也從來沒有說國民黨趁著停戰的機會逮捕共產黨將領的先例。
國民黨軍隊尚且如此，至於當地的匪患，那可能性就更小了，試問哪支匪患敢當著上千正規軍的面造次？土匪劫道的說法，亦不可信。
唯一能解釋李隆貴一部神秘消失的原因，大概便是李隆貴所在的紅軍部隊，遭遇了一場針對性極強，且預謀已久的埋伏。
李隆貴本身是鄂豫陜根據地的核心領導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他是當地國民黨特務的眼中釘，再加上其促進了西安事變，亦可以說是日本人的眼中釘。日本軍隊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是沒有進入過陜西的，可特務就不一定了，西安事變期間，就曾經有特務潛伏至中共代表團對面，想要伺機進行破壞。
李隆貴所在的部隊具有一個十分顯著的特征，他是在當時整個陜南地區，唯一一支共產黨名下，且包含高級軍官的小部隊。
陜南地區是國民黨統治的腹地，如果在這裏，一位共產黨高級軍官神秘失蹤，勢必會造成國共雙方關系的破裂，這也就說明，日本特務和國民黨親日派特務，都有著極大的作案動機。
如果對方事先做足準備，以誤導誘騙等手段加以輔助，未嘗不能做到將這支部隊徹底吃下並掩蓋行蹤。
雖然以上操作難度大，但是，這也是目前為止最為可能的猜想，只不過由於年代久遠，且當時，鄂豫陜根據地由於規模較小，黨史記錄少，基本不可能復查，李隆貴的失蹤，最終還是永遠成為了謎。
李隆貴的失蹤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多年以後，新中國成立。他的革命好友徐海東成為開國大將，搭檔陳先瑞成為開國中將。
按照其戰友的晉升軌跡來看，李隆貴這時也應當是一位將軍，然可惜的是，這一切永遠不會發生了。
但必須要確定的是，截止今天，依然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李隆貴存在叛逃行為，他的失蹤沒有給黨和軍隊造成嚴重損失，從1927年至1937年，李隆貴十年中為國家所做出的貢獻，仍舊值得我們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