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文 到中國去的馬尼拉大帆船
麥哲倫亡去，西班牙人一次又一次卷土重來。
與葡萄牙人穿越馬六甲海峽來到中國不同，西班牙人則從墨西哥跨越太平洋而來，他們是先到達並占領墨西哥，之後才來到菲律賓。西班牙對墨西哥的征服，是在16世紀初。
1519年埃爾南·科爾特斯率西班牙軍登陸墨西哥。1521年，僅以兩年時間，他就征服了阿茲特克帝國，這一年，環球航海第一人——麥哲倫也航達菲律賓，見證了地圓說，卻被土人砍了腦袋，而腦袋是圓的這一點，則不需要證明。
麥哲倫是航海家而非軍事家，是探險者而非征服者，但他在菲律賓卻做了科爾特斯在墨西哥做的同樣的事情，以航海家來做軍事，以探險者來搞征服，這就難免錯位了。
科爾特斯不求地圓說，但為海權論，專門做其擅長的事——軍事，從古巴到墨西哥，從加勒比海到墨西哥灣，一路殺伐，遇神殺神，遇國滅國，其於西班牙，猶如葡萄牙之有達·Gamma，皆為大航海時代以來最強征服者，但影響卻差遠了。
麥哲倫死，大航海時代結束。歷史的行程，也就到了海權時代，科爾特斯成為海權時代到來的第一位國家英雄。
科爾特斯雖然贏了，但他贏在世界歷史的邊緣地帶，而非贏在了如麥金德所說的對世界歷史起決定作用的「世界島」上，所以，他還不能像達·Gamma那樣標誌一個他的時代。盡管他在墨西哥的成就，有助於西班牙成為海權時代的第一個海權帝國，但其歷史地位，卻被國運左右了。在美國主導世界之前，整個美洲，尚未進入世界歷史的主流，談起對世界歷史的影響，當然也就提不到他了。
當美國主導世界時，西班牙又成了失敗的國家，被英國、荷蘭打敗後，接著又被美國打敗，不但在歐洲，而且在美洲、在西班牙都失敗了，這樣一來，他那點成就便更沒人提，也不值一提。一個失敗的國家，其國家英雄又有什麽好說的。
不過，那時候的西班牙人倒也沒忘哥倫布大航海的初心，「到中國去」，依然還是歐洲人不斷進取的宿命。
如何將西班牙人在美洲的進展，帶到世界歷史的行程中去？有一條必由之路，他們知道，那就是「到中國去」。
在麥哲倫死了40多年後，西班牙重新開機麥哲倫航線。1565年，米格爾·羅培茲·德·萊加斯皮再次遠征菲律賓。1564年，他受命於新西班牙總督路易士·德·貝拉斯科，前往菲律賓拓殖，於1565年4月抵達宿務島，與當地首領立約，建立第一個居民點，同時，他發現了從菲律賓到墨西哥的新航線，1571年占領馬尼拉，建都菲律賓，從此，馬尼拉大帆船起航。
這是一條太平洋往返航線，起航從馬尼拉出發，由西向東，循北緯40-42度間海域航行，返程則循東北信風和北赤道洋流，沿北緯10-13度海域返航，經由關島而至馬尼拉。以此確立太平洋跨洋貿易東部航線，使之與葡萄牙人開辟的跨洋貿易西部航線——裏斯本至澳門、澳門至長崎連起來，就形成了一條以中國為中心的、由西班牙主導的環球貿易航線。
這條環球航線如漩渦，渦卷中國，要將中國卷入由西方人主導的世界歷史行程。但中國體量太大，不僅經濟體量大，文明體量更大，依靠傳統航海動力和傳統歐洲重商主義的馬尼拉大帆船，顯然卷不動，相反，它被中國的巨大體量吸入其中，不但為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提供了一個「白銀時代」，且為中華文明的傳播，提供了一條東學東漸的新航路，超越日本，通往新大陸。
大帆船啟航時，適逢隆慶（明朝第十二位皇帝明穆宗年號）開關，解放海禁，設「洋市」於月港——漳州河入海口，因其港道「環繞如偃月」，故稱「月港」，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說：「閩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自馬尼拉開港以後，就成了閩人出洋的一個好去處，有大帆船在那裏等他們，等候來自中國沿海港口的平底帆船。
就這樣，在西班牙人與中國人的來往中，馬尼拉如「半壁生海日」一般，從歷史的地平線上冒出頭來，成為了世界近代史的一個地標，從月港到馬尼拉、再到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這條航線就成為了一條歷史大動脈，脈動著全球化的歷史行程。
我們今日試號此脈，已知其脈象為絲銀——中國絲與西班牙銀，沿此脈執行，自1565年始，至1815年終，大帆船每兩年一往返，年均一、二艘，載重約300噸，渡洋至中國。
大帆船在馬尼拉建造，建造者多為中國工匠，由西班牙人僱用。據說，它是當時最先進的船只，從馬尼拉啟航，滿載亞洲商品，前往墨西哥，抵達阿卡普爾科，再轉運各地。
一開始，放任自流，自由貿易。20年後，從1593年起，西班牙開始限制貿易，限船往來，年僅2艘，限重約300噸，此非有錢不賺，亦非因中國產能太大，而是由於其經濟體量不夠，產業規模太小，對中國產能一時難以容納，難以消化。
為實作其利益最大化，必須打壓中國制造。故以限制貿易，對市場經濟實施超經濟強制——削中國產能之足，適西班牙經濟之履。在重商主義追求中，采取抑商措施；在自由貿易的沖動中，盡量采取控制貿易逆差的方式。
好在其壟斷了航線，想怎麽限就怎麽限，而大明王朝對此不知不覺，未明就裏，就被其掐住了貿易的咽喉。
所以，較之全球化貿易的另一端——葡萄牙那一線，不但其市場經濟的程度相去甚遠，而且其貿易量也差得遠。
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將這兩條航線上往來帆船數量及其噸位稍作比較就知道，行駛在馬來海面的中國帆船，據英國人約翰·克勞佛【印度半島史】記載，大約是每年26只，總噸位是17100噸。相比之下，按馬尼拉大帆船被限制到每年不過兩艘、噸位不超300噸計，250年來，全部船只約500艘，合計噸位約1.5萬噸，將每年都加起來，其總噸位還不及中國帆船下南洋一年的噸位。
當然，這是就其限制貿易而言的，實際情形究竟如何，還有待深入考察。一般來說，限制必有走私，限制有多大，走私的敞口就有多大，貿易可以壟斷，需求不能壟斷，西班牙人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以及中國人對白銀的需求，不是權力能壟斷的。
全球化的兩種近代語境
西班牙限制貿易的方式，與清朝以「一口通商」來壟斷中外貿易的方式類似，都反映了權力支配經濟的王權內容。更有甚者，西班牙與葡萄牙分庭抗禮，為了劃分海域，瓜分海權，還在大航海初期，兩國就拉著教皇劃定了一條「教皇子午線」，也稱「教皇分界線」。
1493年——哥倫布啟航的第二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就頒發了多份詔書，設立了一系列想象中的界線。這些界線，位於大西洋上，用以劃分葡、西兩國海外殖民的勢力範圍。
最初，教皇子午線位於維德角群島以西100裏格（League），將世界分為兩部份，西班牙獲得了線東的所有新發現土地的權益，而葡萄牙獲得了線西的權益。次年，兩國又簽訂了【托爾德西裏亞斯條約】，重定分界線於370裏格以西，大致透過亞速爾群島和維德角群島中間，使得更多的大西洋中部和東部地區歸葡萄牙所有。這條分界線，對後來的殖民擴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基本上確定了葡萄牙在非洲和亞洲的殖民地範圍，以及西班牙在美洲的領土。
就這樣，在教皇主持下，葡、西兩國將全球海域一分為二，劃定各自海權範圍，未征求任何一國意見，但求神權認可，以為搞定了教皇，就能瓜分地球，以此不惜冒犯了全世界。
可僅此還不夠，還要進一步統一起來，於是，一個歷史的蘋果墜落。1578年，葡王塞巴斯蒂昂一世在北非戰死，因無子嗣，王室議決，由叔祖恩瑞克還俗，任阿維什王朝國王。然因其亦無子嗣，故欲娶妻，又因其主教身份，需教宗恩允，其時，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因與哈布斯堡王室關系良好，故不肯解除其誓言而允其娶妻，以此，其在位也就是個過渡。
王位繼承人問題還得解決，其合適人選當時有三位：曼紐爾一世第六子杜艾爾特王子之次女布拉幹薩公爵夫人卡塔裏娜，曼紐爾一世次子路易士之私生子克拉托修道院院長安東尼奧，還有曼紐爾一世外孫時任西班牙國王的腓力二世。
可卡塔裏娜是個女人，其夫名聲不好，卻是腓力二世的擁躉，若按當時習俗，嫡傳繼承人應為杜艾爾特王子已故長女瑪莉亞的長子拉努喬·法爾內塞，但其父親帕爾馬國公爵也是腓力二世的支持者。而安東尼奧則是私生子出身，在與腓力二世的競爭中，不論文鬥，還是武鬥，都處於不利地位，但他也有社會基礎，那就是當時貴族傾向於腓力二世，但下層民眾卻擁護國家獨立，若以腓力一身二任，那就意味著獨立泡湯。
茲事體大，王位繼承關乎國運，是做小——保持國家獨立，還是做大——與西班牙一體化，實作伊比利亞全球化？為此，恩瑞克一世召開宮廷會議，邀請王位候選人或其代表前來參加，並要求他們宣誓，服從會議透過的決議。
腓力二世卻拒絕邀請，宣稱其繼位無可爭議。
1579年，宮廷會議召開，兩名候選人，卡塔裏娜自動結束，只有安東尼奧打平民牌，為此，恩瑞克一世令他離開。1580年，紅衣主教恩瑞克逝世，其遺囑未提及王位，只任命了一個由五人聯合執政的班子，在新國王產生之前暫時代行國王權力。
腓力二世趁機發動西葡戰爭，攻入葡萄牙，擊敗安東尼奧，王位之爭就此結束。其結果，形成西葡帝國，開啟如【世界的四個部份：一部全球化歷史】所說的「伊比利亞全球化」。
對於「伊比利亞全球化」，當時流行一種形象的說法，叫做「經由菲利普二世之王土，可以走遍世界」，也有人說，這句話出自十七世紀西班牙詩人維加。
對於「王土世界」說，我們並不陌生，這仿佛就是兩千多年前中國歷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近代西洋的回音，也可以說是東方君主制天下觀，對西方天主教君主制普世性的一個引領，當然，我們還可以說是「伊比利亞全球化」重新開機了中國詩經時代的「現代性」，古代王權所憧憬的一個政治文化圖景——「王土」，被菲利普二世開啟的「伊比利亞全球化」浪潮變現。
不過，在接踵而來的英、荷人的語境中，「王土世界」說不再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日不落帝國」。語境不同，含義有別。「王土世界」說，仍以君權神授，重在王權和神權。西葡帝國的出現，是王權與神權的一次合作，透過將教皇子午線劃定的兩國的海權和海域合二為一，而把「世界的四個部份」——歐洲、非洲、亞洲、美洲統一起來，形成一個天主教君主制的世界王國。
然而「日不落帝國」的說法，重心已變，並非王權和神權，而是變為國權。國權之中，雖然包含了王權和神權，但民權已然不斷成長，從【自由大憲章】提出「王權有限、法律至上」的原則，到【權利法案】對個人自由與國民權利的確立，期間四百余年，隨著教權結束政權，王權亦從君主專制退到君主立憲。
由此可見，民權以議會的形式，在國權中逐步取得進展，據此而言，「日不落帝國」只是個全球化的國家樣式，論世界的統一性，亦非基於某個王權——由「世界之王」對全球的覆蓋，而是取決於跨越國界的市場經濟和超越主權的自由貿易。
以此帶來的「全球化」，就不是王國式的「王土世界」，而是跨國公司化的「全球市場」，而自由貿易的主場，也不在陸地，而在海洋。因為陸地，早已國家化，被主權分割了。只有海洋，還是自然存在，應由自然法主宰，可以自由安排。
從全球化退居「白銀時代」
於是，一篇檄文——【論海洋自由】橫空出世，挑戰教皇子午線，一舉刺破了「伊比利亞全球化」的大泡沫。
面對西葡帝國對海洋聲稱其統治權，該文作者格勞修斯指出，從歷史上看，這兩國從未擁有過海洋，也沒在海洋上留下財產，所以，教皇子午線有悖於自然法，是一條基於政教合一的王權和神權的、為了人為瓜分自然界而假想出來的分界線。
葡、西王權分贓，教皇的神權也參與進來，玩起了海權神授的把戲，對於如此違背自然的行為，焉能使其合法？船行海域，所過之處，不過浪花而已，哪有什麽財產的痕跡？哪來一星半點的法律權利？葡萄牙憑什麽禁止他國同東印度進行貿易？
荷蘭人吹響「海洋自由」的號角，以此吹破了「伊比利亞全球化」布局的泡沫，然而，西葡帝國對此不以為然。
葡萄牙不得不追隨腓力二世的戰略部署，加大了從印度往中國進取的力度，從西洋到東洋，向墨西哥—馬尼拉一線靠攏，將大東洋航線與大西洋航線連成一條「全球化」航線，不但對中國形成合圍之勢，而且形成了一個東洋與西洋夾擊的天下。但其葡屬東印度殖民地卻被荷蘭趁虛而入了。
盡管如此，在「伊比利亞全球化」中，最大的問題還是中國問題。對於英、荷崛起，葡、西可謂後知後覺，而在「到中國去」的歷史性的追求中，葡、西早已占得先機，尤其是其有關「世界王國」的拼圖，中國版圖當屬最重要的一塊。
當我們從【世界的四個部份：一部全球化歷史】的第一章中讀到「世界王國」時，就發現，作者格魯金斯基挖掘出來的史料，簡直就挖到西班牙人的心坎裏去了，他說，1566年，一位墨西哥貴族在給國王菲利普二世的拉丁語信件中，聲稱他「統治了中華新世界」。同年，另一位貴族也毫不猶豫地聲稱，西班牙已經擁有了「中國最大的、最好的一部份以及琉球群島和日本群島」。過了十幾年後，還有人在接著說，「這個大國成為我們西班牙國王征服的地區」。
現在我們都知道，他們說的都是願景，而非事實。情有可原的是，他們是從大東洋另一端的墨西哥探頭探腦地遙望，所知甚少，傳說居多。而在馬尼拉，就不能這樣看了，中國就在身旁，順風揚帆，很快就能到達，所以，要仔細地看——「凝視」。
西班牙人在馬尼拉「凝視」中國，他們究竟看到了什麽？而我們又如何得知？好在有個中文名叫「謨區查」的英國人，1947年，他在倫敦的一次拍賣中，發現一部手稿，他命名為【馬尼拉手稿】，其學術同人則以他的中文名命名曰【謨區查抄本】。
【抄本】總計612頁，文字314頁，手繪插畫97頁，空白197頁，抄本分為22個部份，其中5個部份標名作者，插畫者無名。有關明朝風物的內容，占了抄本的三分之二，計有插圖58幅，文字110段，其編撰者乃當時總督或其子，其書寫以西班牙文，為手寫體，所用紙張產自中國，裝訂方式為伊比利亞風格。
經謨區查確認，【抄本】插畫屬於明代中國繪畫，其中，有關神像的插畫，可能出自【封神演義】和【三國演義】等，每幅插畫上均有邊框和畫的名稱，而名稱則以廈門方言的羅馬體（Romanization）寫成，呈現中西合璧的風範。
這個【抄本】，是西班牙文與中國畫的結合，是中國紙張同西方書籍的結合，並非「伊比利亞全球化」在馬尼拉就變味了，而是應了一句「無知者無畏」，什麽話都敢說。可一旦「知」了，就不敢亂說了，轉而與中國合作，一起「悶聲發大財」。待在馬尼拉才知道，中國不是墨西哥，中華帝國也不是阿茲特克帝國，其國土之廣，人民之眾，經濟體量之大，文明底蘊之深，不是區區西葡帝國吐幾個「世界王國」的「伊比利亞全球化」的泡沫就能搞定的，既然搞不定，那就參與，參與到中國的「白銀時代」去。
更何況「伊比利亞全球化」浪潮，很快就被英、荷兩國新一輪的全球化浪潮拍死在時代的沙灘上了，隨著腓力二世的「無敵艦隊」被英國擊敗及其不久去世，西葡帝國行將解體。
但馬尼拉大帆船還在行駛，西班牙仍享有大航海時代帶來的紅利。馬尼拉兩手抓，一手抓中國，一手抓墨西哥，抓出閩粵口岸至馬尼拉、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爾科港兩條航線，連線起來，形成閩粵—馬尼拉港—阿卡普爾科港的大東洋新航線。
那麽，這兩條航線，究竟為中國的「白銀時代」貢獻了多少白銀呢？按照布羅代爾在【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中的說法：「一位中國歷史學家最近認為，美洲1571-1821年間生產的白銀至少有半數被運到中國，一去而不復返。」
或問，這位「中國歷史學家」是誰？據查，名曰全漢昇，1970年，他發表【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一文指出，從馬尼拉流入中國的白銀，為墨西哥流入馬尼拉白銀總數的1/2，以此估算出1700-1830年間，輸入中國的美洲白銀約為6億元，折合約4.3億兩，每年往中國輸入的白銀約為330萬兩。
三百年來，期間雖有明清易代，但中國在對外貿易中，還是長期處於結構性的順差之中，經濟優勢極為明顯，以至於法蘭克在其著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透過對1500-1800年間全球經濟的考察，將歐洲國家在與中國貿易中存在的結構性的貿易逆差，戲稱之為「商業上的納貢」。他說，中國憑借其絲、瓷等方面的制造和出口，與任何國家貿易都是順差，所有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同中國人做生意，都得向中國人支付白銀，難以擺脫「商業上的納貢」。
由此，得出一個結論，三百年來，在經濟全球化中，東方一直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直到工業革命之前，放眼世界經濟中心，不在歐洲，而在亞洲，這樣說來，當然是基於中國。
以中國為中心，形成環繞全球的白銀漩流，席卷世界各地的經濟生活——「從波士頓到哈瓦那，從塞維利亞到安特衛普，從莫耳曼斯克到亞歷山卓，從君士坦丁堡到科羅曼德爾，從澳門到廣州，從長崎到馬尼拉，商人們都使用西班牙比索或裏亞爾作為標準的交換媒介」，法蘭克在他的【白銀帝國】裏如是說。
可要有多少白銀才能形成這樣的全球化旋流？
同樣「占世界白銀產量的一半」，較之全漢昇的估算，在法蘭克那裏竟然多了一倍，他認為，在1800年以前的250年中，中國大約獲得了6萬噸白銀。6萬噸白銀以銀兩計，約合19.2億兩，平均每年輸入中國的白銀，大約為768萬兩。
不但西班牙，就連中國明清兩朝，都被這巨大的白銀漩流漩暈了頭，當工業革命來臨時，還在暈眩中，難以清醒。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