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桂系作為李宗仁、白崇禧主導的廣西地方軍政集團，是國民黨統治時期持續時間最久、影響極為廣泛的地方政治勢力。1936年「兩廣事變」爆發，粵系、桂系聯合反蔣，牽涉的是怎樣的地緣政治與利益沖突？國民政府在這一時期統合西南的策略有何特點？桂系最終轉向與蔣合作，背後又是怎樣的生存邏輯變化？
2024年5月17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史學論壇邀請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賀江楓作題為【桂系與一九三〇年代西南政局】的講座。講座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皇甫秋實副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林超超副研究員，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等數十位師生參與講座。本文系演講整理稿，末附部份問答的簡要記錄，以饗讀者。
講座現場
主持人： 賀江楓老師長期從事近代上海勞工研究，去年社科文獻出版社剛剛出版了賀老師的新作【跨越階層差異：上海工人的組織與生存（1945-1949）】，廣受學界好評。最近，賀老師的研究興趣出現了轉向，從上海勞工問題轉向抗戰史、華北區域史再到民國時期地方實力派。新桂系是國民黨統治時期維系時間最長、影響面非常廣泛的一個地方實力派系。目前賀老師聚焦於新桂系的研究，接下來有請賀老師為我們講授他的新近研究：【桂系與一九三〇年代西南政局】。
賀江楓： 首先十分感謝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感謝皇甫老師能給我這樣一個機會來向各位學習交流。本次講座主要依據去年我發表的兩篇論文（【財政困局下桂系的生存邏輯(1931—1936)】、【地緣政治與利益沖突：桂系與兩廣事變】），聚焦新桂系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政治活動。1936年6月的兩廣事變，學界已有很多精深研究，參與事變的當事人也留有很多回憶錄。例如李宗仁的回憶錄曾提及兩廣事變的經過。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宣稱自己為了防止陳濟棠在事變中做出過激行為而不得已加入。似乎在李氏敘事中，兩廣事變的發動者是陳濟棠而非桂系政要。
李宗仁
白崇禧
陳濟棠
隨著各類日記、檔案文獻的開放，使得我們能夠重新去探討兩廣事變背後的桂系以及一九三〇年代西南政局。我將從幾個方面展開講授本次講座的題目。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
黃旭初：【黃旭初回憶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離合】，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年
一、桂系與西南政局
地方實力派作為以地域為基礎的地方軍政集團，大致可分為三種型別：外向擴張型、內向保守型以及流動型。外向擴張型的地方實力派往往不滿足於現有的統治區域，希望向外擴張來拓展統治區域，實作汲取外在的軍事資源、政治資源、經濟資源。他們透過擴充地盤實作自身的軍事政治力量的擴充套件。比如桂系、宋哲元的29軍屬於外向擴張型。內向保守型則是趨向強化自身對地方社會的統治，一方面抵禦外來的控制以及中央對當地的滲透，另一方面則強化對內部的控制。四川軍閥、西北三馬、滇系軍閥都是這種型別。流動型軍閥最大的特點便是有軍隊、沒地盤，故而這些軍閥一般會選擇依存某一方，比如石友三就是在各方政治勢力之間來回變換。
新桂系作為李宗仁、白崇禧主導的廣西地方軍政集團，自北伐以來，以「小省強人」的姿態迅速崛起，其勢力控制區域不斷擴大，從廣西鎮南關延伸至華北地區。然而，桂系與蔣介石的矛盾也漸趨激化，1929年蔣桂戰爭爆發，最終以桂系遭遇重挫告終。1930年中原大戰期間，桂系聯合閻錫山、馮玉祥共同反蔣，傾師北上入湘，卻遭遇滇系軍閥龍雲、粵系軍閥陳濟棠東西夾擊，使得桂系再度陷入險境。與此同時，廣西因連年征戰，民生雕敝，社會經濟不堪重負，桂系生存環境可謂險象環生。桂系為扭轉內外交困局面，1930年10月全力將滇軍驅逐出境後，開始轉向加強廣西自身建設，再圖進取。
1931年2月蔣介石發動湯山事件，囚禁胡漢民。此舉引發粵籍軍政人物反彈。同年4月30日，蕭佛成、古應芬等四人聯名通電斥責蔣介石違法叛黨。陳濟棠因不滿蔣介石大幅削減軍餉補助，在古應芬等影響下，5 月5日公開通電起兵反蔣。令桂系感到意外的是，湯山事件讓粵桂從軍事對立迅速轉向團結合作，桂系生存環境因之發生重大變化。5月11日，李宗仁、白崇禧公開通電聲援陳濟棠，各派反蔣人士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與南京形成對峙局面。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胡漢民獲釋，寧粵雙方在滬展開和談，達成妥協，取消廣州國民政府，另行成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與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負責兩廣軍政事宜。胡漢民則南下長居香港，與陳濟棠、李宗仁等粵桂地方實力派合作，遙控指揮西南地方勢力，加以貴州王家烈、雲南龍雲遙相呼應，使得西南成為阻擾蔣介石實作國內政治統一不可忽視的因素。西南與南京政府長期對峙，不僅為桂系生存提供足夠的戰略緩沖空間，也使其獲得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
桂系有鑒於此，提出「建設廣西、復興中國」的建設綱領，主張實踐三民主義應采取「自衛、自治、自給」的「三自」政策，重點推行民團制度，將廣西各區壯丁分別編隊訓練，以充實自衛力量、推行政令。在軍事建設方面，桂系提出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征於募，將民團組織訓練、學校軍事訓練與征兵結合起來，廣西地方社會呈現出高度軍事化的態勢。在經濟建設領域，則著重推行自給政策，不僅獎勵私人投資，更強調政府直接投資、發展國家資本。然而，廣西僻處邊陲，地方貧瘠，財政來源極為有限，桂系依靠田賦等稅入難以維持地方政府有效運轉，加之桂系大肆推行地方建設，整軍備武、擴充兵源，對財政收入的需求急劇上升。例如1933年桂系軍隊各項開支超過2100萬元，占廣西省財政支出的40.24%。時任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坦言，「既不能效法四川預征若幹年的田賦，又不能增加其他的稅項，這真是個令人頭疼的問題」。為開拓餉源，桂系將目光轉向過境廣西的鴉片貿易。
自1858年開始實施鴉片貿易合法化政策，鴉片種植迅速在國內各地泛濫，以西南諸省為甚，貴州種煙之區約占全省2/3，雲南產煙之盛更是倍於他省。正因如此，20世紀30年代初期的西南各省，不僅財政高度依賴鴉片特稅，並且在鴉片種植、運輸、銷售的過程中，粵桂滇黔亦逐步形成利益共同體。雲貴作為西南地區的主要鴉片產地，地方軍政開支對鴉片特稅具有較高依賴性。雲南滇系軍閥龍雲全面壟斷鴉片種植與銷售，用以擴充軍力，故而在與粵桂政治合作中常居於主動地位，且態度變化不定。至於貴州，則因猶國才與王家烈的混戰而長期陷於混亂局面，雙方為獲得軍事優勢，競相向粵桂讓渡部份鴉片稅收利益，以換取其政治支持，粵桂坐收漁翁之利。其中王家烈便與桂系許諾以鴉片轉道廣西過境換取桂系的支持。在西南地區，粵桂逐漸形成互相依存之勢，經兩省反復商議後，就鴉片征稅問題達成共識，施行粵桂禁煙聯絡辦法，決定對運往兩廣的鴉片統一征稅，按比例分成，分出部份利益給廣西。廣西因該省地理環境、禁煙政策導致不適合大規模種植鴉片，又因滇黔煙土轉桂輸粵數量巨大，禁煙罰金已成桂系財政收入之大宗。相較於田賦等傳統收入，禁煙罰金不僅稅源鞏固、更具保障，並且征稅物件主要為過境廣西的鴉片行商，即便加稅也不會對本省民眾產生額外的經濟負擔，故禁煙罰金在廣西財政結構中日益顯要。1933年，廣西財政收入約5091萬元，其中禁煙罰金高達1806萬元，占比達35.48%。而桂系所籌辦的地方民團資金主要借助過境鴉片額外征稅籌措。
對於桂系而言，一九三〇年代前期的生存邏輯重在尋求與粵、滇、黔西南諸省的政治合作，以維持西南半獨立的割據局面，當面對南京國民政府強勢擠壓之時，能夠獲得必要的戰略緩沖空間；並且試圖確保禁煙罰金的穩定可控，為軍政建設提供源源不斷的財政資源。但是鴉片運輸路線的選擇權受制於滇黔，稅率決定權操之於粵，亦是不爭的事實，故而桂系尋求西南政治合作與保障禁煙罰金之間又呈不可分離之勢。
二、國民政府統合西南的策略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雖完成形式統一，但以桂系為代表的地方軍政集團的存在，仍舊是蔣介石實作地方政治整合必須克服的嚴峻挑戰。即便1930年中原大戰期間，蔣介石在張學良的支持下，成功擊敗晉系、桂系、西北軍，然而各派新軍閥在地方經營多年，滅而不絕。在蔣看來，整理政治、統合地方實力派、鞏固基本勢力，成為此時執政的核心要務。
面對地方勢力的挑戰，蔣介石雖可透過軍事手段暫時予以壓制，但受客觀政治環境以及自身力量的限制，如果不透過輸誠改編、調離防區等方式將之分化瓦解，就難以徹底消滅地方實力派的軍事力量。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國人反對內戰、要求團結一致的呼聲高漲，依靠軍事解決地方勢力的方式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蔣介石逐步轉變策略，尋求其他手段駕馭各地方勢力。相較於軍事解決，蔣介石更青睞利用各地方實力派之間的利益沖突與派系矛盾，使之彼此鉗制、相互制衡，從而坐收漁翁之利。粵桂之間自1929年李濟深被蔣介石扣留於湯山後，迅即陷入分裂，甚至爆發兩次粵桂戰爭。然而待至1931年粵桂拋棄前嫌、聯合反蔣，蔣介石依靠粵桂地方實力派彼此鉗制的政治策略也就無從實作了。盡管此後蔣介石多次嘗試拆分粵桂，使之相互制衡，但粵桂對此極為警惕，頗多防範，因而效果不彰。隨著南京國民政府施行稅收及幣制改革、整頓國內公債，使得蔣介石積累了遠較各地方實力派更為雄厚的財政資源。而地方實力派在國民政府不斷滲透與擠壓之下財枯力竭。財政經濟措施逐步成為蔣介石整合地方勢力不可或缺的手段。例如透過各項經濟制度改革將多種地方稅置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在擠壓地方生存空間的同時，使得南京與地方控制的財政資源處於更加不平衡的狀態。另一方面，蔣介石以財政補助換取地方實力派的忠誠且憑借財政補助多寡對其形成制約。西南諸省對鴉片特稅高度依賴的財政結構，讓蔣介石意識到可透過鴉片統制手段整合西南地方勢力。
早在1928年蔣介石創設兩湖特稅清理處，不斷強化對鴉片貿易的控制和稅收的汲取。1932年，蔣介石將兩湖特稅清理處改組為漢口禁煙督察處，後又成立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專門負責特稅業務的辦理。1934 年4月1日，蔣介石將漢口禁煙督察處升格為禁煙督察處，該處不受立法、行政、司法各機關法令限制，自行立法執法，實行鴉片統收統運。漢口作為鴉片集散貿易中心，川、滇、黔煙土在長江流域銷售均須透過該地行銷各省，在農民銀行金融措施配合下，禁煙督察處迅速將鴉片貿易行商納入鴉片統制體系。以鴉片統制為代表的財政經濟手段逐步成為國民政府鉗制西南諸省的重要砝碼。南京國民政府憑借其雄厚的軍政實力，透過實施統制政策，強行將鴉片貿易從生產到消費的大部份利潤轉移至自己手中，同時依靠鴉片統制不斷強化對地方勢力的壓制，並以稅率升降羈縻西南諸省軍閥。南京國民政府以禁煙為名實施的鴉片統制，使中央與地方的權力賽局愈發呈現不對等狀態。
三、黔局重組與桂系的生存困境
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進入貴州，蔣介石以「剿共」為名率軍順勢進入貴州，西南固有的地緣政治經濟格局被打破。白崇禧等人意識到中央軍若不離貴州，桂系生存將會面臨新的困境。孰料中央軍入黔後，王家烈地位朝不保夕，薛嶽在嚴防桂系進軍貴陽的同時，利用王率軍防守烏江、貴陽兵力空虛之機，徑往貴陽，搶先控制其統治中樞，貴州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而隨著中央政府強化對貴州的滲透、控制，桂系也逐步喪失西面的戰略緩沖空間。
國民黨中央軍成功控制黔局後，蔣介石於1935年2月13日致電薛嶽，令其設法統制黔土，改道川湘運銷，勿再入他省。與此同時，蔣介石任命龍雲擔任「剿匪」第二路軍總司令。同年3月龍雲向薛嶽表態效忠南京，承諾努力進行禁煙諸要政，自5月起實行統制專運。面對此形勢，謀取貴州實際控制權，成為桂系解決生存問題的重要選項。恰逢蔣介石向桂系提出合作意向，對於桂系而言，和蔣謀黔、改變生存環境就成為必須考慮的現實問題。為瓦解粵桂聯盟，蔣介石在掌控貴州後，強調先桂後粵，以黔制桂，逼桂就範。雙方於1935年3月31日開始談判，在多方舉措下，桂系開始考慮與中央緩和關系。同年8月，李宗仁召集桂系核心成員商討應對時局方案，最終決定與蔣合作，前提條件是桂系控制貴州，具體辦法包括：改組西南政務委員會；粵設一綏靖主任，桂黔設一綏靖主任；粵桂軍隊重新改編，番號與全國一致。為迫使粵系軍閥陳濟棠就範，蔣介石滿足桂系的訴求，由李宗仁出任滇黔桂綏靖主任、龍雲為副主任，試圖以貴州控制權與現實經濟利益為餌，分化西南，以桂制粵。經過與桂系關系密切的貴州省主席吳忠信從中轉圜撮合，蔣桂於11月達成初步共識：如若桂方對粵積極采取軍事行動，南京國民政府充分接濟桂方；即便桂消極自保，蔣介石亦將給李宗仁西南邊防名義，並予以物質上的補助。
然而，龍雲聞悉桂系謀黔，表示滇黔不可分離，亦向蔣介石要求貴州綏靖權。蔣左右權衡，示意暫時擱置李宗仁滇黔桂綏靖主任的任命，桂系功敗垂成，對蔣疑忌日趨加深。除此之外，蔣介石一直暗中推行鴉片統制政策，重新規劃黔土運輸路線，將其置於禁煙督察處掌控之下。為加快黔土改道，擠壓桂系以鴉片過境稅為主體的財政收益，國民政府不斷提高黔土過境廣西的稅額。隨著貴陽至重慶公路完工，以及湖南至四川鐵路的規劃建設，黔土貿易改道至長江流域已成定局。1935年10月，蔣介石電令龍雲要求雲南從速落實鴉片統制政策，加速滇土改道黔省運銷外地的行程。黔、滇兩省煙土改道武漢，不再透過廣西，使得桂系財政急劇惡化。不僅如此，南京國民政府施行法幣改革，以中央、中國、交通三行鈔票為法幣，使廣西金融秩序迅速陷入紊亂。至1936年3月，廣西財政在中央政府打壓下已呈枯竭之勢，當月已虧空1000萬元。
四、粵桂合謀反蔣的籌劃
1936年1月，胡漢民自歐洲回國。蔣介石極力拉攏胡赴京合作。若蔣胡合作，桂系長期依靠的西南政務委員會等政治屏障就再無存在的合法性。同月22日，桂系要員白崇禧、劉斐等人商議認為勸阻胡漢民入京，確保胡與兩廣合作。在此局面下，西南具體做法有三：一是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以抗日救國號召國人；二是西南脫離南京政府，形成地方割據；三是臣服於蔣，與南京團結，一致對外。桂系與蔣矛盾激化，為保存地盤、維持地方分權，傾向於推動西南共同反蔣。
與此同時，陳濟棠因幣制改革受損、福建綏靖權、粵漢鐵路控制權等生存空間和現實利益沖突，與蔣介石的關系愈發惡化。粵桂與中央因派系糾葛、經濟利益、地緣政治多重因素互動疊加，矛盾迅速激化。1936年3月19日，李宗仁致電白崇禧，望其迅速趕赴廣州，強調此乃陳濟棠催促，共商反蔣計劃。經白崇禧、黃旭初等人共同研判陳氏反蔣決心後，決定應由廣西方面具體做法，整體而言就是政治上努力進取，軍事上攻勢防禦。孰料5月12日胡漢民突然離世，粵桂恐失憑借，更加速兩廣反蔣的步伐。與此同時，雲南龍雲、湖南何鍵態度曖昧，意欲相機而動。在兩廣看來，滇、湘與粵桂合作反蔣，不僅擴大西南聲勢，也可獲得更多戰略緩沖空間。此時日軍增兵華北，挑起事端。粵桂軍政要員認為可借蔣介石一貫的妥協政策舉起反蔣大旗。此外，日本駐廣州領事館武官臼田寬三積極鼓動粵桂合作反蔣，強調機不可失，利用西南與南京對立關系，迫使國民政府改變對日政策。臨近起事，陳濟棠猶豫不決，桂系抓緊策動陳濟棠反蔣。陳思考再三，認為此時聯合反蔣尚有勝算，決定與桂共同舉事，並向白崇禧表示「粵桂絕不分手」。
陳濟棠因現實利益沖突，再起反蔣之心並主動聯絡桂系提出反蔣，但瞻前顧後、猶豫再三，桂系對陳半信半疑，恰逢胡漢民突然離世，桂系政要李、白感到非反蔣無以自存，再三鼓動下，最終兩廣事變於1936年6月爆發。
五、反蔣計劃的頓挫與蔣桂合作的實作
兩廣事變爆發後，粵桂軍隊分頭向湖南進發，桂系積極策動何鍵公開反蔣。何鍵首鼠兩端，態度模棱兩可，而龍雲又態度圓滑，靜觀其變，最終羅霖率中央軍抵達衡陽，占取先機，何鍵完全倒向南京，兩廣期待的滇湘響應局面並未出現，遂於6月10日中止北上計劃。
事變爆發後，日本外務省認為兩廣事變是粵桂地方實力派利用國內日趨高漲的抗日情緒，以抗日為名的反蔣運動，實則影響此時日本政府與國民政府正在進行的談判，恐對整體侵華政策形成阻礙。日本陸軍部則認為兩廣事變影響擴大將會有重燃全中國民眾抗日運動的風險，與牽制南京政府這一原初目標背道而馳。故而，日本反對兩廣的抗日旗號。此外，英國駐華大使館為維護其在華南利益，提示英國企業目前與兩廣進行經濟或商業上的往來都將是危險行為，無意介入兩廣事變並有意與兩廣政府保持距離。
桂系寄希望於華北宋哲元、韓復榘的響應，均以無果告終。粵桂經濟秩序、軍事物資在中央封鎖下愈發難以為繼。內外交困下，桂系轉而希望透過談判維持事變之前的格局狀態。7月8日，白崇禧致電黃紹竑，態度軟化，意圖向蔣介石和解。然而，次日余漢謀率部倒向南京，陳濟棠兵敗如山倒。在廣東已被蔣介石控制的情況下，桂系決定與蔣言和。23日，李、白致電蔣介石，願意接受廣西綏靖正副主任任命。蔣卻突然改調李宗仁為軍委會常委、白崇禧為浙江主席，意圖激怒李、白。桂系退無可退，邀請李濟深商議，決定宣布自治，脫離南京國民政府。為增加勝算，桂系不僅積極與國內各地方實力派聯系，以壯聲勢，還希望透過李濟深聯絡共產國際尋求蘇聯的援助。此時，張學良與中共已就抗日統一戰線達成共識，並委派參謀解如川去廣西，希望聯合抗日。此外，四川劉湘態度積極，於8月19日開始與桂系直接秘密通電，並達成合作協定。後因張學良提出發動反蔣行動尚需1-3個月時間，而劉湘始終不肯出頭反蔣，桂系密謀與川湘、東北軍合作組建抗日政府的計劃遂告流產。
鑒於廣西財政困難，難以長久支撐，桂系政要決定與蔣言和。9月4日李宗仁召集桂系核心人物就和談條件磋商，最終決定：廣西黨政依舊；中央向桂系提供巨額財政補貼，軍隊撤退至相當地點後，即通電就新職。 蔣介石應允，蔣桂合作達成，與中央對立數年的西南政權也告終結。
余論
桂系作為國民黨統治時期持續時間最久、影響極為廣泛的地方政治勢力，一方面它擁有其他地方實力派類似的特征，另一方面它仍有不同於其他地方實力派的鮮明特質：一是有問鼎中央權力的意願與政治行動能力；二是極為重視團體的純潔性、穩定性和團結性；三是桂系部份將領對國際局勢、時代潮流有一定的認識。他們看到民族主義興起之下，抗日潮流不可阻擋。
桂系生存邏輯的轉變，從聯合西南以自保轉向與蔣合作換取生存所需的財政資源和地盤。南京國民政府雖以財經措施撬動西南政局促使桂系政治態度轉變，但蔣介石面對鴉片貿易的巨額財政收益以及鴉片統制所實作的中央政府權力擴張與強化，深陷其中。蔣向外承諾的分期禁絕煙毒政策根本無從落實，對鴉片特稅的需求反而與日俱增。廣西的政治與經濟結構仍舊如昔，桂系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並未受到根本改造，雖然因現實困境被迫向中央臣服，倘若中央政局出現劇烈變動或無力向廣西提供足夠財政補貼之時，又或桂系自身控制的區域與財賦力量轉趨強大後，雙方再次走向對立也就難以避免。本次報告也是為後續研究抗戰時期桂系的發展做一個鋪墊。今天的報告就到這裏，謝謝大家！
講座現場
主持人： 非常感謝賀老師的精彩報告。我們之前對於桂系在兩廣事變當中的角色還是覺得比較模糊，但透過剛才這種條分縷析，兩廣事變中桂系的角色開始變得清晰起來。我們透過賀老師的報告了解到，其實在1930年中原大戰之後，桂系一度陷入絕境，但是到1931年湯山事件之後，相當於絕處逢生了。在寧粵對峙的局面之下，桂系聯合西南諸省爭取到自己的生存空間。新的轉折點出現在1935年，隨著中央政府控制貴州，桂系的生存環境再度發生變化。我覺得對我們有很大啟發的地方是多角度觀察中央政府削弱地方實力派的舉措，有軍事的策略，然後有政治的分化，又有經濟的鉗制。特別是經濟方面可能以往關註的比較少。從前學界可能更趨向就經濟談經濟，關註民國時期財政改革、法幣改革、粵漢鐵路的打通、鴉片統制的經濟效益。賀老師則是將這些舉措置入當時的國內政局下進行討論，的確是以一種新視角切入，也有更加深入的研究。
此外，我們會發現賀老師的視野非常開闊。他並不是就桂系談桂系，而是把桂系與周邊的地方實力派一同討論，比如討論桂系和粵系的關系，桂系和滇系、黔系之間的關系，桂系和湘系的關系，甚至和華北的地方實力派的關系，然後和東北軍的關系。在國際層面，我們就可以看到桂系嘗試從日本方面獲得援助，然後後面又轉向了和蘇聯方面尋求援助。我覺得這樣的研究視野真的是特別的開闊，這些都給我們很多啟發。我們之後也非常期待賀老師繼續研究抗戰時期的桂系和中共方面的關系，並期待您的新研究問世，供大家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