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5年11月,中科院院長郭沫若按照周總理的指示,請剛剛回國的錢學森到東北參觀。
建國之初,東北地區是中國最集中的工業生產基地,全國最大的煤礦、汽車制造廠、煉鋼廠、煉油廠基本上都在這裏。
所以,黨中央希望錢學森能夠到東北實地去看一看,評估一下,以中國當時的工業實力以及技術基礎,究竟能不能研究出飛彈來。
當錢學森抵達哈爾濱後,他忽然想到自己有兩位老朋友,此時正在哈爾濱的一所軍事院校裏當教授,於是提出要到這所學校看一看。
而錢老所說的 「軍事院校」 ,正是前幾年才剛剛建成的 「哈軍工」 。
參觀結束後,錢學森對哈軍工的教學條件感覺非常滿意,但唯獨一點,他認為有待解決,那就是外國專家太多了。
那麽,外國專家過多到底有何弊端呢?
當得知錢學森想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參觀的時候,黑龍江省委的領導一下子做不了主。
畢竟哈軍工不像一般的大學,這所院校是一所軍事院校,裏面的很多實驗裝置在當時都屬於軍事機密。
除了中央領導之外,任何人都不具備隨意到這裏視察的權利。
於是黑龍江省委趕緊給北京送去了一份報告,請示中央是否批準錢學森的請求。
作為哈軍工的校長,陳賡大將自然第一時間得知了這一訊息。
他一聽錢學森要來學院參觀,當即便放下了手頭的工作,連夜從北京趕到了哈爾濱。
第二天一大早,陳賡與學院的其他領導一同站在學院的大門口,迎接前來參觀的錢學森。
錢學森剛一下車,就見到一位戴著眼鏡的軍官和顏悅色地向自己走來,這人熱情地和自己握了握手,之後笑著說道:
「歡迎錢先生到我校參觀!錢先生,我是陳賡。」
早在來的路上,錢學森就聽說,這所學院的院長是開國大將陳賡。
由於工作原因,陳賡平日都是在北京的總參謀部工作,所以當錢學森見到他親自來迎接自己時大為吃驚。
他萬萬沒有想到,這位事務繁忙的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竟會為了迎接自己,連夜從北京趕回來。
陳賡一手為錢學森引著路,一面對他說道:
「在先生來之前,我已經讓學校將所有實驗室、裝置陳列室全都開啟了,先生您盡管去看。」
「不是說,裏面的裝置,有很多都是機密嗎?」錢學森不解地問道。
陳賡聞言朗聲一笑,接著又說:
「我們的這些裝置,有很多都是在北韓戰場上繳獲回來的戰利品。我們確實設立過一些保密條例,但那些只不過是為了不讓美國人打探出我們底細而想出來的障眼法,只為向美帝國主義裝些蒜。」
在陳賡等學院領導的指引下,錢學森來到了哈軍工的教學區域,剛一下車,一座座高大宏偉的教學樓便映入眼簾。
此時,一直站在錢學森身旁的哈軍工副院長劉居英少將,細致地向他介紹道:
「錢先生您看,這邊是空軍工程系,那邊是海軍工程系。」
說著,劉居英又把手指向了不遠處的那座建築,說:
「遠處的裝甲兵工程系,還有新建成的體育館。」
錢學森看了看,由衷地贊嘆道:
「真氣派啊!就是在美國,也很少見到這麽氣派的建築呀!」
當天晚上,陳賡等人特意準備了一桌酒宴,招待錢學森。
酒桌上,陳賡借著向錢學森請教火箭知識的機會,問出了一個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想問的問題——
「中國到底能不能搞出飛彈?」
一聽這話,錢學森的臉色立刻變得嚴肅了起來,提高了嗓門,大聲說道:
「中國人怎麽不行?外國人能搞得出來,難道中國人就不能搞?難不成,中國人比他們矮上一截?」
1935年錢學森就來到了美國求學,師從當時的空氣動力學家狄奧多·馮·卡門,是建立噴漆推進實驗室的主要人員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參與了不少美國政府的機密計畫。
可即便如此,美國政府仍然在二戰結束後懷疑起了錢學森的身份。
盡管錢學森的朋友、同事、親人都力證他的 「清白」 ,可美國政府仍然判他 「有罪」 ,並最終將他驅逐。
在他看來,美國政府的種種汙蔑就是對自己和中國最大的侮辱。
所以,從踏上返回祖國的輪船的那一刻開始,錢學森就一直憋著一口氣,勢要為祖國做出一番大事業來,好揚眉吐氣。
回到北京後,陳賡問身邊的工作人員:錢先生對哈軍工是否還有什麽建議或看法?
這位工作人員告訴陳賡:
「錢學森先生對學校的管理以及實驗裝置都很滿意,唯獨一點,他覺得有必要改進。」
「哦?什麽地方?」
陳賡追問道。
「錢先生覺得,哈軍工聘請的蘇聯老師未免太多了些。他發現,學校裏的中國教師對蘇聯專家的依賴性很大,做什麽事情都要征求他們的意見。錢先生覺得,這種現象對科學研究非常不利,會讓我校的發展變得非常被動。」
陳賡覺得錢學森說得很有道理,同時他也為錢學森擁有強烈的民族氣節與自信而感到欣慰。
國家的崛起之路,離不開像錢學森這樣有骨氣、有誌氣的人才。
為了祖國的崛起,錢學森開始了他白手起家般的科研之路。
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幾乎毫不具備研發飛彈的基礎。
全國沒有一家工廠能夠生產出飛彈所需要的精密零件,全國沒有一處可供飛彈效能測試的風洞,全國沒有一處符合標準的飛彈發射基地,甚至全國連一本相關學科的教材都找不到。
殘酷的現實令錢學森肩上的壓力越來越大,他後來寫道:
「真是覺得做科學研究寸步難行,簡直急死人……我不知道在艱苦的環境中奮鬥、找出路,怎樣白手起家。」
沒有辦法,錢學森只能一步一個腳印,從最基礎的開始做起。
1956年1月5日,力學研究所在北京正式成立,錢學森擔任所長。
當時力學研究所的條件非常簡陋,總共四層的辦公樓裏僅設有一部電話,來電多時,錢學森免不了要樓上樓下地折騰幾回,非常疲憊。
而且研究所裏的可用裝置不多,唯一的一台電腦也還是手搖式的,這讓錢學森既苦惱又無奈。
但錢學森有著異乎尋常的自律,他是研究所裏最勤奮的人之一,每天早上7點30分準時到達辦公室,通常比其他人早到半個小時。
他常常奮筆疾書數小時之久,要不就是埋頭研讀技術專著,只有午飯和晚飯時才短暫離開一下。
回國僅僅幾個月,錢學森就成為國內最有聲望的科學家之一,扮演起科學界和政府高層人士之間的聯絡員。
當時的彭老總曾專門找來錢學森,一同討論短程定向飛彈的相關問題。
經過對東北這一段時間的考察,錢學森對中國的工業基礎、技術水平也大致有了一定的了解。
他結合實際,向彭老總保證:
「300到500千米的近程飛彈,其動力系統以及結構,有望在2年內解決。」
當時,錢學森還告訴彭老總,飛彈最關鍵的技術就是自控系統。
把飛彈往遠了 「扔」 其實並沒有什麽難度,難就難在,既要扔得遠,又要扔得準。
想要同時達到 「遠而準」 這兩個標準,優秀的自控系統必不可少,而這就是研發工作的重點、難點。
錢學森馬上向彭老總列舉了二戰時期的各種實際例子,比如:
德國當年就向倫敦發射了很多V-2飛彈,但大多數都沒能打到城裏,這就是自控系統不過關造成的。
彭老總對錢學森的話非常認同,當即交代給陳賡一項任務——讓錢學森給高級幹部們講講課,讓大家 「開開眼界」。
當時,參加錢學森演講課的,既有身著軍服的元帥、將軍,也有國務院的副總理、各部長。
這些身經百戰,一路從戰爭年代走來的老革命們,一聽說錢學森要講課,都興致勃勃地來當「學生」。
所以,錢學森的每一次演講課,幾乎都是座無虛席。
不久之後,錢學森就向中央遞交了一份倡議書,請求建立一所航空和飛彈研究所。
而這個研究所,就是後來成立的 「國防部第五研究院」 。
「第五研究院」 建立之初,整個單位裏唯一一個懂得研發火箭的,只有身為院長的錢學森。
所以,錢學森立刻意識到了培訓的重要性,馬上安排工程學課程,為研究院裏的科研人員 「補課」 。
科研人員的理論知識得到充實之後,實踐操作又成了研究院的難題。
當時全中國都找不到一枚像樣的飛彈,而想要研制出飛彈,我們就必須找到一顆 「真家夥」 作為研發樣板,不管它到底有多麽落後。
為此,中國政府希望能從蘇聯那裏購得一枚飛彈,並在此後就此事展開了談判。
錢學森那時也是中方代表團的一員,曾多次隨團出訪蘇聯。
1957年10月,蘇聯賣給中國的兩枚R-2型飛彈被秘密運送到了第五研究院。
這款飛彈讓當時的科研人員,有機會接觸到現成的火箭系統,此後不久,中國飛彈的研發工作便進入到了實質階段。
從1958年4月開始,解放軍便從各個單位抽調技術人員,充實第五研究院的科研力量。
據統計,前後共有3000多名工作人員被抽調。
蘇聯專家集體撤離後,中國的飛彈研發事業一度陷入中斷。
盡管我們以為,憑借自己的力量可以實作自主研發飛彈的願望。
但很快錢學森就發現,即使是照著蘇聯的飛彈仿制一枚成品,其難度也是相當困難的。
單就一個火箭引擎,就需要有14家工廠參與制造,其中涉及的工序更是超過了上千種;
不僅如此,制造火箭的原材料,比如橡膠、鋁板、不銹鋼管等,第五研究院也很難獲得。
無奈之下,錢學森只能選擇 「進口+替代」 的方式解決原材料的問題,即:造不出來的選擇進口,稀缺材料選擇類似的替代。
最後,研究院制造出來的仿制蘇聯火箭中,大約有4成的材料被替代,也正是因為替代材料使用的過多,所以才會讓最後的成品有很多的缺陷。
但好在,這兩枚飛彈最後還是成功試射了。
兩枚國產R-2飛彈試射成功後,錢學森便帶頭開始中國第一款地對空彈道飛彈的研發。
後來,這款彈道飛彈被正式命名為 「東風」 。
1966年10月27日, 「東風2號」 攜帶著中國自主研發的首顆核彈,在發射基地升空,飛向了800公裏之外的茫茫沙漠。
「轟」 的一聲巨響,巨大的蘑菇雲出現在了羅布泊的上空,中國人從此有了屬於自己的核武器。
中國核彈實驗的成功令西方世界感到震驚,西方世界對中國的 「核訛詐」 就此成為過去。
此後,錢學森又主持了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 「東方紅1號」 的研發工作,為中國的航天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
與此同時,錢學森也為中國培養出了一大批航天科技人才。
當年 「東風2號」 飛彈試射失敗後,錢學森在一系列的技術會議上,督促這些科研人員 「殺出一條血路來」 。
根據學生們回憶,當時錢學森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
「美國人能做到的,我們中國人也一定能做到!我們中國人一點也不比美國人差!」
這種無與倫比的民族自信,感染著每一位中國航天的科研人員,激勵著他們一步一步邁向成功,並最終完成了中華民族的 「飛天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