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我軍在中原戰場上由防守態勢轉向進攻態勢，劉、鄧大軍奉中央命令直紮大別山。然而，原計劃中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進軍過程卻因一起悲劇而出現波瀾，一名基層軍官因違反軍紀被執行槍決。當時，劉、鄧大軍司令部決定在鄂東黃岡暫時駐紮，全軍休整。黃岡當地的老百姓聽說解放軍駐紮在鎮上，紛紛選擇躲進附近的山林中，街道上只剩下寥寥幾個居民。解放軍士兵意識到老百姓對他們的誤解，開始清掃道路，準備休整。中午分時，鄧小平走出指揮部，發現街上的兩個打柴男子躲避著他，引起了他的憂慮。他意識到需要消除老百姓對解放軍的誤解。突然，一個解放軍走出一家店鋪，肩上掛著兩卷紙，手裏拿著毛筆，匆匆走向街口。鄧小平想叫住他，卻來不及，於是命令保衛科長查明情況。保衛科長得知後立即前去查證。得知事情緣由後，他準備向鄧小平報告，卻發現劉伯承和李達等首長也在場。
鄧小平讓他慢慢說，不要著急。張之軒和其他人稍微平靜下來後，他說：「我剛剛做了調查，那位街邊店鋪出來的軍人是一個副連長，而店鋪的老板好像已經逃跑了，店裏空無一人。副連長進了店鋪，拿了兩匹布和一捆粉條，然後就離開了。」鄧小平聽後怒氣沖天：「那不就是搶劫嗎？店鋪裏的老板都不在，這明顯是在當眾搶劫百姓財產！他還是副連長呢，難道沒有遵守‘三大紀律、八項註意’嗎？擅自拿走民眾財產就是搶劫，這是要槍斃的行為！他怎麽能這樣輕視法紀？如果我們解放軍都效仿他這樣做，百姓還會怎麽看待我們？我們還能稱得上是人民的軍隊嗎？」劉伯承接著問：「那個副連長是哪裏的？怎麽會做出這種事？」張之軒支支吾吾地說：「應該是直屬警衛團的人。」劉伯承震驚地說：「沒想到，這樣的人竟然在我們警衛團裏，真是丟人啊！」然後他轉向李達和張際春，「你們怎麽看待這個副連長？應該怎麽處理？
」李達和張際春的回答都強調要嚴肅處理，尤其是因為他是直屬警衛團出身，必須讓同誌們時刻保持警惕，絕不能姑息縱容。鄧小平作為政委，看到大家都要嚴肅處理這個副連長，於是商量了一下，立刻做出了決定：「之軒同誌，請你組織一支隊伍，今天下午在全體人員面前進行公開審判，按照紀律處理這個副連長。另外，派一些能言善辯的士兵去山上尋找躲起來的鄉親們，正好透過這次大會讓百姓看看我們解放軍和過去的國民黨有何不同！」然而，盡管命令已經釋出，張之軒卻沒有表示要行動，顯然有些難以啟齒，「首長，這個副連長說，中秋夜那天對不起劉、鄧兩位首長。」劉伯承聽了一楞，「是他？在中秋夜，劉伯承和鄧小平在指揮部周圍巡視時，發現一個哨兵裹著被子站崗。哨兵是來自警衛團三連的副連長，因感冒讓小戰士替他站崗，自己則被安排去看中秋晚會。副連長的關心讓劉伯承感到欣慰，但他也理解小戰士的為難。
不久後，這個副連長趙桂良犯了錯誤，現在他坐在禁閉室裏，一碗面條放在面前卻無心動口。張之軒詢問趙桂良是否有什麽想對首長反映的，趙桂良表示願意接受組織的處理，只希望能給同誌們一個教訓。同時，他希望組織能告訴他的老母親，他在戰場上犧牲了。整個故事充滿了人情溫暖和對家的眷戀。兩位領導對待副連長的問題也讓人感到心疼。在禁閉室內，一個年輕的士兵決定要冒險闖進來，張之軒意識到這是一個機會，他想要聽聽這位小戰士的看法。士兵說，「首長，我們被誤解了，那些布料是副連長想給我做一身棉衣，毛筆是為了給連裏使用，粉條……是因為劉司令瘦了好多……」 張之軒將這些新收集到的資訊整理後向鄧小平報告。在聽完整個前因後果後，鄧小平說，「無論如何，解放軍隊伍必須遵守紀律，可以滿足副連長的‘要求’，但具體處理方式還是要等待公判大會。
」 在下午的公判大會上，大部份人都是解放軍戰士，還有一些大膽的群眾也加入觀看。當李達宣布趙桂良被處決的命令後，會場頓時沸騰起來。突然，一個焦急的中年人沖進會場，「首長們，不能這樣做，我就是那個掌櫃，那些東西並不值多少錢，不能因此殺人啊。你們的軍紀怎麽會這麽嚴格！」 中年人的求情引起了其他群眾的呼籲，副政委張際春向大家解釋道，「我也不願意看到我們自己的同誌被處決，但解放軍的軍紀不容改變，犯錯就要承擔後果。」 隨後，張際春向劉、鄧匯報了情況，最終鄧小平做出了最終決定，「群眾都是善良的人。但這件事情影響很不好，不能處理不慎導致整個隊伍軍紀混亂，軍紀如同山嶽，必須按照判決執行。」 隨著張際春的離開，劉、鄧決定出去散散心，希望能夠遠離公判大會的痛苦。這些士兵都是優秀的戰士，可惜犯了八路軍的底線。劉、鄧一邊行走，一邊流淚。
事後，老百姓認識到解放軍和國民黨軍隊不同，他們並不是人民的敵人，反而是人民的子弟兵。這支軍隊舉止得體，展現出真正的人民解放軍的形象，這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引以為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