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同盟會內部的政制之爭
湖北方面的漢陽保衛戰快要失敗的時候，黃興說要帶著軍隊到南京去。
張振武痛罵了黃興，說是誰再說放棄武昌就砍他的腦袋。
黃興很沒有面子，第二天就離開武昌去了上海。他到上海後很受歡迎，一方面是同盟會的人歡迎他，另一方面立憲派的人很重視他，主要是宋教仁替他做了很多準備工作。
第二天攻占南京，準備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
當時的孫中山沒訊息，大家就選舉黃興出任大元帥。
武漢方面不同意，只好重新推選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代理大元帥之務。
武漢的將領說黃興是逃將，打敗仗後逃跑了。
南京的將領說攻占南京你沒有做任何事情。
張謇給黃興借了20萬，黃興猶豫了幾天沒有到南京去，就在這個時候孫中山突然來到了上海。
孫中山沒有回來之前，宋教仁在南京和日本的領事密談說，革命黨的意思是不讓袁世凱當總統，而是請黃興當總統。
但是黃興本人沒有底氣，孫中山回來了就只好讓孫中山擔任。
這個時候在制度建設方面又出現了分歧。
孫中山回來以後要當美國式的大總統。
宋教仁說要搞法國式的內閣制，總統只是一個名譽職位，由內閣總理掌握實權。
但孫中山的威望比宋教仁高，宋教仁的意見被排除。
據同盟會會員、江蘇代表袁希洛回憶，他與馬君武等人堅決主張總統制，堅決抵制宋教仁主張的責任內閣制。理由是想擔任第一任內閣總理的宋教仁年紀輕、聲望淺，而革命黨內部的蔡元培、王正廷、王寵惠，以及主動響應辛亥革命的程德全、張謇、湯壽潛等社會名流，不應該屈居宋教仁之下。所以那時候很多人排斥宋教仁。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送出了第一份內閣名單，其中黃興是內閣總理兼陸軍卿，宋教仁是內務卿。
孫中山把這個名單送出給各省代表大會後遭到否決，宋教仁連內務部長也沒有當上，隨後只好當了法制局長。
在宋教仁生前的1912年9月13日，於右任在【民立報】連載【答某君書】，其中專門介紹了宋教仁（漁父）在同盟會內部遭受排擠清算的情況：
「當南京政府時，本黨中一種人挾舊日之恨，拼命攻擊，聲言非驅逐宋某出同盟會不可。竟因反對宋君，廢去國務總理。」
由經可見宋教仁在同明會內部的危險處境。
七、袁世凱眾望所歸
辛亥革命期間，袁世凱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是最受歡迎的總統人選。
我們看看孫中山的態度。
早在孫中山回國之前，南北雙方的和談代表已經達成推舉袁世凱為第一任總統的秘密協定。
南方軍隊的黃興與北方軍隊的段祺瑞之間，也簽訂有推薦袁世凱出任大總統的秘密約定。
孫中山回來以後，各省代表會議派代表去見孫中山，孫中山說選總統就是選總統，幹嘛要選臨時大總統？
代表說現在已經有約定了，要選舉的話只能選舉你當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的當天就致電袁世凱尋求諒解：
「文雖暫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
張謇也在密電中向袁世凱保證說：
「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公，一切透過。」
辛亥年臘月二十五日也就是1912年2月12，清儀皇帝宣布退位。
孫中山只好按照事先的約定推薦袁世凱繼任總統，有人說孫中山風格很高，是主動讓位，其實不是這麽一回事。
現在出版了很多史料，孫中山一開始想把中國最大的鋼鐵煤炭公司漢治萍公司抵押給日本，要求日本人提供幾千萬的北伐軍費。
因為全國上下一致反對而沒有談成。
後又孫中山又秘密地把日本的前財政大臣請到中國充當財政顧問，說是中國的貨幣全部由日本人來印，但是你們日本人五天內要給我提供幾千萬軍費，這樣我才能組織北伐戰爭，不讓袁世凱接替我的臨時大總統。
結果日本元老不同意這個協定，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沒有軍費，幾十萬軍隊沒有軍餉，他實在沒有辦法，才按照約定讓位給袁世凱的。
2月15日，臨時參議院以十七省共十七票的結果，全票選舉袁世凱為臨時政府大總統。
孫中山立即給袁世凱發去賀電：
「民國大定，選舉得人，敬賀。」
隨後，孫中山又在另一份電報中表示說：
「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有華盛頓一人，公為再現。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第一華盛頓。」
同年8月29日，應袁世凱邀請來到北京的孫中山，在致黃興電中進一步表示說：
「今日之中國，惟有交項城（袁世凱）治理。」
這些都是白紙黑字的東西，當年孫中山是承認袁世凱的地位的，袁世凱是眾望所歸的。
後來因為打仗翻了臉，就說人家是「竊國大盜」，這在事實上是說不通的。
前段時間我和駱寶善、張華騰教授參加一個電視節目，專門談論袁世凱。
我們的共識是：
袁世凱是愛國的，而且是最愛國最不壞的一個人，他在各個條約裏堅決捍衛國家利益。他也不是竊國大盜，「二十一條」裏面的賣國條款都被他取消了。
當然袁世凱肯定有缺點，比如恢復帝制。
至於袁世凱為什麽要當皇帝，駱寶善老師編袁世凱全集的過程中，收集了袁世凱早年的書信。
袁世凱一再強調說袁家的風水不好，多少代沒有一個人活過58歲。
他確實迷信這個，他當皇帝那年就是58歲。他想用當了皇帝來沖喜，一沖也許就活過58歲了。結果他沒有當上皇帝，剛好在58歲時死掉了。
當時許多人都是信命的，現在官場裏面也仍然是信命信風水的。
不光是袁世凱信命，宋教仁也信命。
宋教仁被暗殺有一半原因是他自己急著當總理。
在東京同盟會期間，譚人鳳專門請算命先生給宋教仁算命，算的是：
「30年太平宰輔好命相。」
當時中國人的平均年齡是60歲不到，所以宋教仁30歲就急著當內閣總理。
「太平宰輔」上面第一位的皇帝或者說是大總統的人選，在湖南人心目中自然就是黃興。
傅國湧在【主角與配角】一書說黃興多麽高尚，甘願當配角。
事實不是這樣的，提著腦袋幹革命的人，一個個都是野心家，黃興自己承認從上學讀書時候起就是一個勇奪第一的人。
他怎麽會甘願充當配角呢？
黃興的名字原來不是黃興，以前叫黃軫號慶午。
後來因為梁啟超1902年寫了一篇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梁啟超說60年後新中國慶祝50年大慶，聯合國會議在中國的首都南京召開，世博會在上海召開，當時的第二任大總統的名字叫黃克強字毅伯。
他是在第一任大總統光緒皇帝之後當上大總統的。
黃克強字毅伯其實就是梁啟超筆下的自傳人物。
黃興看到這本書後卻襲用了這個名字，改名為黃興字克強。
黃興改名字是想幹什麽呢？
顯然是和梁啟超一樣想當新中國的第二任大總統的。
宋教仁想當內閣總理，革命黨內部的許多人當然不服氣。
特別是像陳其美這樣的只會搞破壞、搞暗殺的人。
我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宋教仁案中的袁世凱】，結論是袁世凱根本不會殺宋教仁的。
宋教仁在日本時寫了一本書叫【間島問題】。間島就是現在的吉林延邊地區。這裏原來是滿族人的發源地，用風水上的話說就是龍脈之地。一直不允許漢族人去搞開發。甲午戰爭後清政府沒有力量控制這塊地方了，就有北韓人越境搞開發。日本人占領北韓之後就派人到間島設立派出所進行管理，中國政府就表示這裏是中國領土。
當時中國的外交大臣是袁世凱和那桐，宋教仁透過大使館把【間島問題】轉交給袁世凱和那桐，裏面有很多證據證明間島確實是中國領土。
袁世凱看了很高興，說要把這個人召回國來，給他一個五品官職。
這是革命黨宋教仁與袁世凱之間的一次愛國合作。
這個時候國民黨內部有人開始造謠，說是宋教仁要背叛革命投靠袁世凱。
宋教仁也害怕清政府把他這個革命黨人給抓起來。
於是，宋教仁就騙造謊言讓大使館給他一筆錢購買重要證據。
同時他又把【間島問題】這本書交給出版商出版。目的是從大使館和出版商那時詐騙一些錢，來還清自己從事革命活動欠下的債。
宋教仁死後從犯罪嫌疑人應桂馨家裏收出了與國務總理趙秉鈞的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之間的書信和電報，裏面所說的宋犯騙案，指的就是宋教仁因為【間島問題】詐騙錢財的事情。
應桂馨的意思是說，搞到宋教仁詐騙錢財的證據，就可以把他妖魔化，他就不能與趙秉鈞競爭總理了。
洪述祖相信了應桂馨的話，就以袁世凱和趙秉鈞的名義催應桂馨收集證據，結果根本就沒有這樣的證據。
洪述祖最後急了，就出主意說幹脆把宋教仁殺掉算了。
像這樣的宋犯騙案，趙秉鈞可能不太明白真實情況，袁世凱肯定是完全明白的。
宋教仁幫助國家要回了像台灣島那麽大的間島地區，他拿這本書騙幾千塊錢又算得了什麽呢？
像這樣的騙案怎麽可能醜化宋教仁呢？
要是洪述祖把這件事情匯報給袁世凱，袁世凱無論如何是不會答應的。
這件事自始自終是不可能經過袁世凱的，袁世凱與宋教仁是沒有直接關系的。
八、
違法立法的「臨時約法」
1912年1月28日上午，臨時參議院在南京正式成立，此前代理參議院職權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自行解散。
1月30日，孫中山咨文臨時參議院：
「查臨時政府現已成立，而民國組織之法尚未制訂，應請貴院迅為編定頒布，以固民國之基。茲據法制局局長宋教仁呈擬【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草案】五十五條前來，合並咨送貴院，以資參敘。」
臨時參議院第二天退回了孫中山的咨文，給出的是自由矛盾的兩條理由：
其一，「組織法」既為組織臨時政府之用，便不能包括「人權」等憲法內容，因而主張另訂一部法律，取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其二，「憲法發案權應歸國會獨有。而國會未召集以前，本院為惟一立法機關。故臨時組織法應由本院編定。今遽由法制局纂擬，未免逾越許可權。」
這兩條歸結起來就是要排斥宋教仁，凡是宋教仁說的都不予承認。
這在法律上就叫「因人立法」和「對人立法」。
這樣的表現是完全違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現代法理的。
像這樣從根本上違背民主憲政的現代法理的參議院，肯定是制訂不出真正意義上的憲法條文的。
接下來，臨時參議院開始制訂臨時約法。
2月6日，由參議員景耀月、馬君武、王有蘭、呂誌伊、張一鶚參與起草的【大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草案】，送出給由張繼等九人組成的特別審查會予以審查，之後又交付王有蘭、王正廷、趙士北等九人組成的法律審查會修改。
據【參議院議事錄】記載，該草案於2月7日列入議程。
2月9日下午，「主席請贊成增設責任內閣者起立表決，多數可決」，從而以臨時動議的方式，把該草案中的總統制改變成為專門限制袁世凱的責任內閣制。
也就是說，臨時約法起初是按照總統制的思路制訂各項條款的。
等到袁世凱要接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臨時參議院為了對付袁世凱，就臨時把總統掌握實際權力的總統制，改成了總統沒有權力，由內閣總理掌握實際權力的內閣制。
也就是按照宋教仁當初想對付孫中山的辦法來對付袁世凱。
後來還有一個事情也是專門對付袁世凱的。
孫中山說臨時政府地點要在南京，袁世凱必須到南京來當大總統。
袁世凱當然不可能離開自己的地盤，到革命黨的地盤上來當一個空殼的大總統。
許多參議員出於各種考慮也不同意孫中山的主張。
2月14日，谷鐘秀、李肇甫等議員在審議孫中山的辭職咨文時建議，臨時參議院以記名投票方式重新表決臨時政府地點。表決結果，28票中有20票主北京，5票主南京，2票主武昌，1票主天津。
這次投票在程式上完全合法，孫中山、黃興聞訊後卻大為惱怒。
孫中山召集議員中的同盟會會員黃復生、李伯申、鄧家彥等人加以勸解。
黃興連咨請再議也嫌麻煩，幹脆威脅說他用武力來解決這件事情：
「政府決不為此委曲之手續，議院自動的翻案，盡於今日，否則吾將以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去。」
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上總是強調袁世凱怎麽破壞民主選舉，其實袁世凱幹的所有不好的事情，孫中山和黃興在南京臨時政府期間都幹過的。
我講的內容太多，本來應該我講一些故事的，現在看來是沒有時間了。
最後我總結一個結論。
我這些年寫文章時一直強調人文與制度的關系，人與文化是更近的一種無形的關系，制度是一種有形的剛性的東西。
我一直認為制度是人造的，不應該動不動就把某件事情的原因說成是制度不好。有好人才會有好的制度，有好的制度會培養造就更多的好人，兩者之間是相輔相成、互為因果。但是第一位的決定性因素還是人。
只有像美國制憲會議的那些代表那樣，有契約平等的公正意識和全域眼光，才有可能制訂出比較健全的憲法條款和憲政制度，有了好的制度，壞人在這個制度下也會變成好人。
但是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國社會，依然沒有足夠多的以人為本、自我健全的好人，尤其是同盟會方面的革命黨人，誰都想用法律對付別人而放縱自己，這樣是無論如何也制訂不出健全的憲法條款和憲政制度的。
辛亥革命時美國憲法已經有了123年的歷史。
假如當時的中國人虛心一點，把美國的憲法拿過來按照國情修改一下就可以具體實施。
但是，不管是革命黨還是袁世凱都沒有做到這一點。
【臨時約法】本身就是違背基本法理的。
相比之下，袁世凱雖然也有越權犯規的地方，總體上說他一直是在臨時約法規定的制度框架裏面來做事的。
宋教仁被暗殺以後，孫中山等人連自己制訂的臨時約法都不肯遵守，竟然單方面違背約法規定而發動內戰，這是無論如何都不可原諒的。
100年過去，我們當然應該對辛亥革命的參與者以及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保持最低限度的溫情敬意，同時也要對於他們的歷史局限和歷史教訓保持最低限度的清醒反思。
我們對於孫中山、袁世凱、黃興這些人不能總是迷信和崇拜，而是要考慮如何超越他，如何透過我們這代人的自我健全和自我完善，透過這代人的虛心學習，制訂出像美國那樣的憲政制度，只有這樣我們這個國家才能真正走上現代化的文明道路。謝謝大家！
互動交流
主持人：謝謝張老師，聽張老師講的時候有一個感受：歷史敘事中可能塑造了一批英雄也塑造了一批混蛋，但在張老師講述中，你會發現真實的歷史，可能沒有那麽多的英雄，也沒有那麽多混蛋。接下來是提問時間。
網友1：作為張耀傑老師的粉絲，聽到張老師的演講我很受啟發，一個名人有一句名言，「翻開歷史裏面寫著6個字：欺 騙、遺忘、背叛」。
我在聽講座時聽了兩個關鍵字：一個是「約」，一個字是「法」。什麽叫「約」，我個人理解的是我想約一個漂亮的女孩得商量「我明天約你吃飯」，商量表現我的溫文爾雅。「約」是盧梭先生的社會契約、政府契約，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可以選擇一種議事規則和程式，這叫「約」，現在看到的「法」是在制度和武力保障下的規則，這兩個字我自己有一些體會。
剛才張老師在講座中反覆提到一千塊錢的概念，那當時一千塊錢（銀元或大洋）的購買力在現在是什麽樣的目標？
比如張老師提到孫中山從日本政府領幾千塊，其中用了一千塊錢請吃飯，現在的一千塊錢和幾千塊的購買力顯然已經不夠鬧革命了？那現在鬧革命的通貨膨脹是否很嚴重？一千塊錢的購買力相當於現在的多少？謝謝。
張耀傑：中國當時用的是大洋，日本用的是日元，日元和大洋的價值差不多，和現在相比大洋購買力至少相當於現在200塊錢，那個時候錢很少，真正的購買力是幾千大洋可以買一所大宅子。
我講的就是這個意思，我一直在強調一個觀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走的就是各不相同的兩條道路。
早在孔子宣講等級森嚴的農耕文明的【論語】時代，古希臘和古羅馬已經初步確立了工商文明的價值規範。
簡單說來，人類社會第一位的文明價值，是個人主體的意思自治和財產私有。第二位的文明價值，是發生交易行為的兩個人以及多個人之間的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第三位的文明價值，是在城邦社群的公共生活領域裏逐步完善的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協商的法律程式，或者說是三個人以上的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第四位的文明價值是國家政權層面上的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也就是以美國憲法為代表的憲政民主的制度建設。這種價值觀念是工商業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社會的產物。第五位的文明價值，是國與國之間的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的大同博愛。第六位的文明價值，是人與自然之間生態平衡的和諧相處。
古羅馬和古希臘時期人家就有法律。制訂法律的前提是個人的意思自治和財產私有，以及交易雙方的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
古羅馬的「十二銅表法」裏面有一條很典型的法律條文：
一個人家的樹木不能超過20公尺，超過了就會影響鄰居家種的莊稼。
從這裏可以看出，每個人的意思自治的自由自主，本身就包含著承擔責任的自律意識。
中國社會從來不承認個人主權，總是強調個人要服從家庭，服從長輩、服從組織、服從國家，從來都不承認無論是個人與個人、個人與法人之間，都是有法可依、有約可循的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關系。
關於自由、平等、民主、憲政之類的價值觀念，也總是在一個平面上混為一談。
事實並不是這樣的。
意思自治的自由，其實是一個人的事。
兩個人之間發生關系時才談到平等。
三個人以上的公共領域裏才談得到民主。
在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層面上，需要的才是一套民主憲政的憲法和法律。
如果每個人都依附於別人，不意味自治，不獨立自主，那就談不上平等，農耕文明就是群體的集體勞動，不需要個人意識，更沒平等契約，人和人之間是按照身份等級排座位的。
一個社會沒有高度發達的工商文明，就永遠沒有契約，永遠沒有憲政法律。
中國之所以維持幾千年的專制，是因為歷代皇帝都不允許老百姓自由做生意。
儒家提倡的重義輕利，聽起來很美好，事實上是很邪惡的。
一個人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是很容易淪落為專制皇帝的馴服奴隸的。
網友3：很高興今天聽到您的講座，您最後總結的觀點我很願意接受，但您說由於人有局限性，人本身沒有這樣的東西所以未建立起來，那當時的革命人為什麽有那樣的局限性，與我們的文化有什麽樣的內在聯系？
國人為什麽到現在沒有建立起很好的文明制度、法律制度，到底是人出了問題還是文化出了問題，這是我一直所困惑的。
張耀傑：文化是人造的東西，而且是人類社會中沒有明確國界的共同財富。
每個人都自覺地承擔自己的一份責任，這個國家才會逐步健全起來。在地球村的時代裏，一個有誌氣的年輕人，完全沒有必要總是把自己的前途命運與所謂的國家民族捆綁在一起。
網友3：你講的辛亥革命的歷史，跟我們的儒家文化有關系嗎？
張耀傑：肯定有，儒家文化從來不承認私有制，「天下為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是不承認個人的私有權利的。
一個國家不承認個人的自由人權和私有財產，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的民主憲政制度，就永遠不可能建立起來的。
網友3：那為什麽突然把孔子擡得很高？我們應該怎麽看待？
張耀傑：魯迅說過，不管怎麽造反的人，只要他當上了皇帝，他肯定是喜歡儒家並且要提倡儒家文化的。儒家文化總體上就是幫助統治者馴服老百姓的一種愚圈套，任何人充當了統治者，都喜歡自己高高在上地支配別人的。
從來沒有見過當官的不喜歡別人服從領導、老實聽話。
網友4：老師您好！您講座中一直提到地域原因，黃興是湖南人，孫中山是廣州人，黎元洪是湖北人，您提到袁世凱是最愛國的而且是最不壞的，是否因為你是河南人的原因？
張耀傑：如果你在網上搜尋一下的話，我是批評最惡毒的一個人。我一直覺得全世界的任何人種，都沒有像我這樣的壞，這也是我一直堅持提倡自我健全和自我完善的一個主要原因。我沒有因為袁世凱是河南人而偏向他，我研究袁世凱是近幾年的事。有很多人有嚴重的地域鄉土觀念，我自己只有反地域鄉土的觀念。
網友5：在當時，如果沒有走革命這條路，走君主立憲的話，對以後的發展是否就比革命好？
張耀傑：當時有一個程式正義的問題。南北和談時唐紹儀提出的建議是開國民會議，由國民會議決定是采取君主制還是共和帛。
那時候是把君主與共和對立起來，其實君主制也是可以共和的。
宋教仁就寫過文章說，英國的君主立憲現在已經是共和了。
在民主憲政的前提下，共和與虛君的君主制是完全可以相容的，當時的溥儀皇帝只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國人稍微大度一些，完全可以把他當作虛君共起來的。
即使按照國民會議的程式正義，最終決定不要君主的話，至少也保證了程式正義的合法性。
但是當上總統的孫中山說不需要開什麽國民會議了。
同樣急著當總統的袁世凱，也沒有堅持這種程式正義。
假如袁世凱確實願意保留一個虛君皇帝，他是完全可以推遲幾個月的時間組織國民會議的。
事實上是兩邊的人都想奪大位，連年僅30歲的宋教仁，也急著實作他的「三十年太平宰輔的好命相」。
如果從辛亥革命一開始就把程式正義給奠定了，半個多世紀的內戰內亂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網友6：孫中山本身是一個職業革命家，每次都有一個非常明確的革命目標，有籌集軍費的過程，偶然的是共進會在武昌首義成功，您提到孫中山在1924年得到蘇聯的資助，成立一個新政府，整個憲政是失敗了，那這個失敗是否就因為外部勢力幹涉而不是本身的歷程出現了問題？
張耀傑：外部幹涉一直有，但做事的人，比如孫中山、蔣介石還是中國人，不是說外部一幹涉就會失敗。
如果國民黨真地是救國救民、大公無私，而不是爭取一個黨的專制權力的話，他們是沒有必要接受蘇聯人的金錢和武器。蘇聯人最早透過李大釗爭取的是吳佩孚和陳炯明，吳佩孚和陳炯明都表示堅決拒絕。他們的理由很簡單，我們中國人的事情用不著你蘇聯人幹涉內政瞎操心的。
主持人：我建議不要找單一原因，這個問題不是單一原因所能解釋的。
網友7：我特別贊成您的觀點，一個制度是一些好人制定的，建立好的制度會有更多的好人，但為什麽土壤沒有產生重要的人？如果是土壤問題，將來能培養出來嗎？
張耀傑：這個問題歷史已經解答了。
網友8：您好，我聽您的講座收獲很大但也很痛苦，因為跟我們所學的知識不一樣。1911年發生的一場辛亥革命，但在辛亥革命早幾年的長沙起義、黃花崗起義都失敗了，革命黨人在發動起義和武裝暴動以前，他們對革命是否有一個整體的、完整的、系統的稱呼？第二，在革命起來和發展的過程中，革命肯定是武裝鬥爭過程，走軍事化的道路，既然是武裝革命就要集權，更專制，革命成功後，那轉向憲政民主、獨裁專政的道路要分開？
張耀傑：前面我重點講了孫中山的約法意識，他在理論上很明白，很有見解，很有世界眼光，同盟會成立之初他就想到了。軍隊當然需要集權，要征糧，但要約法，比如打下一個縣，跟縣裏簽一個約法，老百姓給我供應軍糧時是要甲乙雙方平等協商的。
孫中山的約法思想很先進，但是他自己就從來沒有遵守過。
道理很簡單，不需要講，別人不明白，孫中山是明白的，關鍵是做與不做的問題。
當年蔣經國願意放棄特權，台灣社會就平穩地實作了轉型。
道理好講，但做的時候就很難辦，誰都可以救窮人，可在從自己口袋裏拿出錢來，大多數的人是舍不得的。
沒有強大的外在力量，尤其是剛性制度的力量，是不可能強制地取締特權階層的。
不要光埋怨掌權者，關鍵是我們這些人有沒有勇氣堅持在平等契約和契約平等的前提下與當權者進行平等對話。
現在的大學教授，要爭取的是科長處長的小官位和幾十萬幾百萬的課題費，只要給了錢給了官，他們就很乖巧地替其月台背書說話的。
主持人：因時間關系不再提問，之後再交流。
張老師講了非常深刻的話題，回應剛才的提問，這樣的土壤可能生不出好人來。
我自己思考，背後原因還是信仰的問題，沒有對一個抽象的東西超驗的東西的敬畏,我們很難有對程式正義的遵從和耐心。
上周袁偉時老師做講座時，華東政法大學童之偉教授評點說憲政的失敗是當政的和在野的皆缺乏理性的緣故。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不是說每個人主張自己的理性，就能走向憲政。
而是心存敬畏，對一種超驗力量的敬畏才有可能遵從程式、契約與法律的約束。
我認為我們要對某些人的理性保持警惕。
回到今天張老師的話題，他引出了很深層次的東西，為什麽你會覺得那麽痛苦，你會發現歷史上沒有完人，沒有英雄，如果真有完人那肯定是編的，被造出來的，是哄大家的。
在今天也沒有完人，他們也毛病百出，包括自己本人，但很多人在做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推動社會進步、開放，希望國家越來越好，社會是由這些力量組成的，如果心存敬畏，少一點私心，就會有一個新的天地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