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後，在被問及當年中央紅軍為什麽要進行長征時，周恩來非常直接地回答道：「萬裏長征，就因為在江西打敗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後擋不住了，不得不結束江西。」
導致紅軍進行長征的最直接原因就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而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毛主席失去對紅軍的指揮權有直接關系。
1.寧都會議
在中原大戰後，蔣介石騰出手來，糾集10萬大軍，對江西蘇區進行圍剿，但是從進行的三次圍剿，一次比一次兵多，但是均被兵力、裝備和物資都處於劣勢的紅軍打敗，領導三次反圍剿勝利的就是毛主席。
毛主席運用靈活多變的戰術，避實擊虛、誘敵深入，在運動中將敵人各個擊破，取得了三次反圍剿鬥爭的偉大勝利。
毛主席首次存取蘇聯的時候，史達林對毛主席說過，「勝利者有不受指責的權利！」
然而，寧都會議上，這位指揮紅軍取得了巨大勝利的領導者，卻備受指責，甚至被剝奪了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離開了紅軍的軍事指揮崗位。
毛主席照片
毛主席在三次反圍剿中采用的戰略戰術，被認為是完全錯誤的，是「純粹防禦路線」，是「遊擊主義」，是「專以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
在寧都會議上，只有王稼祥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認為毛主席同誌的思想主張是符合紅軍和蘇區實際情況的，毛主席提出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已經被實踐證明為行之有效的。
毛主席的指揮決策也一再被證明是正確的，紅軍和蘇區之能有今日，是與毛主席同誌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
但是與會的大多數人都同意中央局領導層的決定，周恩來在最後做了努力，希望能夠把毛主席留在前線，做個助理。
周恩來明白，毛主席是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他本人也特別樂意做軍事指揮工作，留在前方，會對戰爭有所貢獻。
毛主席多麽睿智的人，他看清會議其實早就已經做出了決定，於是掩蓋著內心的痛苦，站起來說：「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繼續留在前方是不合適的。我現在身體不好，痰中帶著血絲，時常低燒。我向中央請一個時期的病假。至於回不回前方，我服從組織決定。」
毛主席說完，看了看大家，滿懷惆悵，緩緩走出會場。
就這樣，毛主席離開了他傾註了全部心血和希望的紅軍，這一幕為日後紅軍和中央蘇區的悲劇埋下了種子。
寧都，剛在1年前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寧都起義」，1年後又發生了對中國革命影響重大的「寧都會議」，寧都這個地方，好像註定就是不平凡的。
2.蔣介石變換戰術
在組織第四次圍剿失敗後，蔣介石專門研究了毛主席在反圍剿中采用的兵法戰術，並在南昌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專門研究第五次圍剿的戰略戰術問題。
在會議即將結束的時候，一個叫柳維垣的行營參謀突然說出驚人之語：「我以為，對紅軍的四次作戰，無論在戰略上或是在戰術上，我方的處置都是失敗的。」
此語一出，舉座皆驚，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四次圍剿都是蔣介石親自指揮的，說戰略和戰術上的處置失敗，就是說蔣介石指揮不當。
其實這是參加會議的軍事將領們所知道的事實，但是能在會議上把它說出來，當眾打蔣介石的臉，還是需要不小的勇氣的，要知道，蔣介石可不是什麽大度的人，眾人都替柳維垣捏了一把汗。
沒想到蔣介石聽到後先是一驚，並沒有暴跳如雷，做出拉出去亂槍打死的命令，反而略顯尷尬地說道：「好！說下去。這次討論會，我就希望大家都能說出心裏想的。」
估計柳維垣也沒有想到蔣介石會如此反應，於是大膽地分析了歷次圍剿失敗的原因，然後提出了一個新的戰術——堡壘戰術。
柳維垣認為，整個蘇區不過5萬平方公裏，如果采用堡壘戰，利用碉堡當做進攻和防禦的手段，穩步推進，紅軍所擅長的運動戰、遊擊戰等，在堡壘戰中就失去了優勢。按照這種戰法，每天推進2裏地，不出1年，就能把整個蘇區全部吃完。
柳維垣提出的戰法並不是新鮮的玩意兒，屬於早就存在的戰術，但是用在這個地方，卻顯得十分的恰當。
蔣介石大喜過望，覺得這個建議很好，當即拍板決定采用堡壘戰術這個「笨辦法」，來應對紅軍靈活的戰術。
蔣介石可能還不知道，和他對壘的已經不是毛主席了，此刻中央紅軍的實際軍事指揮，是共產國際派來的高級軍事顧問，德國人奧托·勃勞恩，也就是中國人熟悉的李德。這個李德，將給紅軍帶來歷史上最大的失敗。
3.博古與李德
由於顧順章的叛變，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受到了極大的震動，王明去了蘇聯，周恩來、張國燾等去了蘇區。
26歲的博古也到達了中央蘇區，他是王明指定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總負責人，到達蘇區後，博古很快就成為了中央蘇區的最高首長。
博古成了最高首長，但是有一個現實問題擺在眼前，那就是博古不懂軍事。雖然他馬列理論讀得滾瓜爛熟，但是對於行軍打仗，卻是一竅不通。
天幸共產國際「雪中送炭」，送來了一位高級軍事人才李德，令博古喜出望外。
李德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又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高材生，一肚子學問，又有街壘戰的實戰經驗，此刻被派到蘇區來，不是「雪中送炭」又是什麽？
李德的到來仿佛讓博古看到了勝利的曙光，他把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全部給了李德，把李德安排到一個獨立的房子裏，李德就在這間房子裏，按照並不準確的地圖來指揮第五次反圍剿。
李德一到蘇區，就把之前反圍剿的戰略戰術原則嗤之以鼻，拋到一邊，認為那不過是「遊擊主義」、「逃跑主義」，把他過去的那點兒可憐的「街壘戰」經驗搬來了，把從蘇聯學來的那套東西原封不動地搬到了中國反「圍剿」的戰場上。
中國有句成語叫「紙上談兵」，用在李德身上最恰當不過。事實證明，李德的到來並非「雪中送炭」，對於紅軍而言，是一場災難的開始。
李德
蔣介石被後人嘲笑為「微操大師」，而我們的李德也是未遑多讓，在指揮紅軍作戰上，做到了事無巨細，甚至連陣地上一門火炮、一挺機槍的位置都標記的一清二楚。
李德再將這些做好標記的地圖交給前線的指揮員。前線的指揮員只能根據李德的規定去部署戰鬥，不管是哪一級指揮員，都無權擅自改動，哪怕是變動一下一門火炮、一挺機槍的位置都不行。
紅軍在李德的指揮下，采用堡壘對堡壘，短促突擊等戰術，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李德的指揮，說白了就是以己之短，對敵之長，豈有不敗之理。
4.毛主席的建議
要說蔣介石第五次采用的堡壘戰術，真的就沒有破解之道嗎？如果是毛主席來指揮第五次反圍剿，會不會有不同的結果？
答案是肯定的，毛主席當時被排除在外，不讓他涉及軍事指揮，但是他卻一直關註著戰場的態勢，並在關鍵時刻提出建議，一個能扭轉乾坤的建議。
正在第五次反圍剿陷入被動之時，福建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在福州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與蔣介石統治集團決裂，掉轉槍口向蔣介石開火。
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毛主席敏銳地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立即向中共臨時中央建議：以紅軍主力「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毛主席不愧為一個偉大的戰略家，他的眼光註重全域，根本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前三次反圍剿中就反復利用這種戰術，在多年以後對胡宗南的作戰中，也采用了這種戰術。
毛主席風趣地稱這種戰術叫「換防」，國民黨軍要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來，紅軍就讓給他，紅軍到江浙一帶去打遊擊，重新開辟新的根據地。
當然了，國民黨軍是不會同意紅軍到蘇浙地區的，必定回防其根本重地，紅軍就由戰略防禦變成戰略進攻，國民黨軍則變成戰略防禦了，攻守形勢一旦移行，國民黨軍的堡壘戰術就失去了作用，而紅軍則可以發揮特長，在運動中大量殲滅國民黨軍的有生力量，打破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必定能夠恢復。
但是，博古、李德等人拒絕采納毛主席的這一正確建議。他們既怕紅軍轉向國民黨統治區而遺失中央革命根據地，不敢舉行本來有利的向國民黨軍後方的進攻，又沒能援助福建的19路軍，錯失了扭轉第五次反圍剿鬥爭最後的機會。
5.被迫走上長征路
一切幾成定局的時候，李德想起了毛主席的建議，突然靈光一現，決定派出敵人後方去，不僅可以牽制一部份敵人，當然愈多愈好，而且可以起到緩解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壓力。
於是由紅七軍團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在尋淮州和粟裕的帶領下出發了，其目的是為了吸引圍剿蘇區的敵軍，緩解蘇區的軍事壓力。
但是此時為時已晚，況且派出去的只有區區4000人，裝備簡陋，兩個人都分不到一支槍，根本就不能起到大的作用。
紅七軍團經過艱苦的戰鬥，最後只剩下粟裕帶領的500多人，鉆進浙江南部山區，開始了艱苦的三年遊擊戰爭，並堅持到了國共第二次合作，並在以後的淮海戰場上大放異彩。
在一連串的軍事失利後，中央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開始了堪稱史詩的偉大長征，在長征開始前，博古和李德不打算帶上毛主席，是周恩來極力爭取，兩人才勉強同意帶上毛主席。
歷史又一次證明，正是這個決定，才徹底改變了紅軍的命運，讓紅軍在之後的日子裏，擺脫蔣介石的追擊，變被動為主動，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