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5年1月16日，貴州遵義正值隆冬，位於老城子尹路96號的柏輝章官邸內，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的擴大會議，正緊張而激烈地進行著。
屋外寒風凜冽，屋內唇槍舌劍，就在眾人為前進路線爭論不休時，響亮聲音震徹會場：
「如果你們繼續這樣領導，我們就不能跟著走下去了」。
只見，時任紅軍總司令的朱德，不復往日裏謙遜穩重的形象，他右手拍著桌子，每個字都仿佛有著千鈞的重量。
會議桌上，周總理、張聞天、王稼祥等人紛紛點頭表示贊同。
那麽，朱德為何大發雷霆？遵義會議召開的背後，又有著怎樣的背景？
放棄遊擊戰術
自井岡山上「朱毛會師」以後，紅軍的發展進入到嶄新的階段。
到1930年時，工農紅軍總人數已達到10萬多人，還以中央蘇區為中心，在十多個省份開辟出根據地，紅軍已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革命力量。
正因如此，1930年10月，蔣介石糾集了10萬國軍精銳，試圖以「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術，對中央蘇區的紅軍造成打擊。
面對來襲的國民黨軍隊，我軍沒有膽怯，而是堅定地予以回擊，第一次反「圍剿」由此拉開了帷幕。
毛主席依托著湘贛邊界復雜的地形，另辟蹊徑，總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遊擊戰戰術。
並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將國民黨大軍打得抱頭鼠竄、落荒而逃。
累計殲敵1.3萬余人，蔣介石野心勃勃的第一次「圍剿」，正式宣告破碎。
從此，毛主席的軍事領導能力，得到了全軍上下的進一步認可。
此後兩年間，蔣介石出動了更多兵力，先後發動了第二到第四次「圍剿」，但在毛主席的指揮下，都無疾而終，紅軍的士氣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
1933年9月起，蔣介石已經氣急敗壞，他調集百萬大軍，采取「堡壘主義」新戰略，掀起了第五次「圍剿」。
然而，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蒙蔽了當時中央臨時領導人王明、博古等人。
王明
他們放棄了遊擊戰和運動戰，轉而采用陣地戰，打算和國民黨軍隊硬碰硬。
這使得紅軍陷入被動局面，歷經一年的鏖戰，雖然給國民黨造成了巨大殺傷，但中央蘇區大部份被侵占。
這也意味著，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踏上長征之旅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後，朱德的心情十分沈重，在作戰間隙，手中的煙經常一根接著一根。
想當年，朱德年紀輕輕已經在滇軍中紮穩腳跟，一度擔任雲南陸軍憲兵司令官，但為了革命理想，他放棄了令人羨慕的職務。
踏遍祖國大地，找尋共產主義的足跡，甚至遠赴莫斯科，與周總理會面，最終以36歲的「高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從南昌起義到井岡山的偉大會師，朱德在紅軍中的地位是眾所周知的。
然而，長征開始之初，博古、李德等人甚至沒有通知朱德。
博古一直是王明錯誤思想的擁躉，自然不必多說，而李德則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
抵達中央蘇區時，博古便大興土木，殷勤地建了一所100平方的「獨立房子」，供李德起居、指揮使用。
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李德便罔顧中國的現實，下達了諸多不切實際的命令，造成了前線戰士的大量傷亡。
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進行戰略轉移，長征由此開始。
此時，軍隊領導權仍在博古、李德等人手中，做出長征決議時，他們甚至沒有讓時任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的朱德參與。
據朱德回憶：
「一切準備工作都未透過我」。
不難想象，在博古、李德的領導下，長征初期的工作混亂而倉促。
在所謂的「西征」途中，博古堅持要紅軍帶上大量物資，什麽都不能落下。
於是，8萬多人的中央紅軍走得異常艱難，隊伍甚至長達上百公裏。
此時，毛主席和朱德都憂心忡忡。
李德等人的行為自然導致了嚴重後果，長征開始後，紅軍減員嚴重，尤其是在湘江戰役中。
雖突破了國民黨的封鎖線，但8萬多人的紅軍已銳減至3萬余人。
而頻頻失利也動搖了博古等人的領導，突破湘江後，毛主席改道貴州的建議得以透過。
強渡烏江後，疲憊的中央紅軍，終於在1935年1月7日抵達了黔北重鎮遵義。
遵義會議召開
1月8日下午，朱德致電各軍團、各縱隊，建立起遵義警備司令，12日，又召開了上萬人的群眾大會，闡明紅軍的革命主張。
在他的宣傳下，當地百姓反應熱烈，近5000名青年陸續報名參軍，紅軍的革命力量得以補充。
當然了，如何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教訓，為紅軍日後的發展指明方向，仍是當時的重中之重。
於是，在毛主席、朱德等人的建議下，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如期召開。
會議上，博古率先發言，談到長達一年之久的潰敗。
但他只是將其原因歸咎於「敵強我弱」等客觀因素，對自己的指揮不當輕描淡寫，對路線的錯誤更是閉口不談。
於是，周總理坐不住了，在博古的主報告做完後，他緊接著給出了副報告，著重強調主觀方面的錯誤，將矛頭引向博古、李德二人。
張聞天
隨即，張聞天也加入討論，他的言辭更加犀利，直接對博古本人做出了批評。
張聞天的發言獲得了眾人的支持，毛主席也說出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
「這個錯誤，在整個戰爭中，歸納起來，表現在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第二階段是防禦中的保守主義，第三階段是退卻中的逃跑主義」。
毛主席一陣見血的發言，直指博古的要害，王稼祥、張聞天也表示要解散「三人團」，推舉毛主席擔任軍事指揮。
見情況不對，博古和李德集團中的人面面相覷，無奈之下，博古只好指了指手表，稱已經到了淩晨，不如先行散會。
朱德拍桌而起
第二天晚上，遵義會議繼續召開，不過，博古等人仍在負隅頑抗。
會議開始後，何克全便跳了出來，他罔顧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失利的事實。
反而表示毛主席沒有在蘇聯接受軍事教育，將話鋒引向毛主席，從而掩蓋博古、李德等人的問題。
對此，毛主席並未爭辯，只是神情自若地掃視著手中厚厚的會議資料。
然而，一聲巨響震驚了在場的所有人。
一向「寬厚仁和」的朱德突然拍桌而起，眼神中的憤怒，已經令博古和李德有些膽寒。
朱德沒有任何鋪墊，直接向李德發問：
「有什麽本錢，就打什麽仗，沒有本錢，打什麽洋仗？」
朱德的意思很明顯，李德總是將共產國際的指示奉為圭臬，絲毫不顧革命現狀，這才導致了紅軍的節節敗退。
時至今日，竟然還狐假虎威，以共產主義的理念指責毛主席，豈能不令人憤怒呢？
果然，朱德的質問戳中了博古和李德的痛處，他們二人雖然臉色鐵青，但卻說不出一句回擊的話，只能任由朱德批評。
而朱德也絲毫不給他們面子，繼續聲色俱厲地斥責臨時中央，並且著重指出他們對毛主席的態度，以及導致大量紅軍戰士犧牲的錯誤。
末了，朱德還是難掩胸中的憤懣，表示：
「如果繼續這樣領導，我們就不能跟著走下去了」。
作為紅軍的總司令，朱德這番話的力量不言而喻。
英國著名學者、【周恩來傳】作者迪克·威爾森曾回憶：
當時兩種態度「勢均力敵」，而朱德的表態，無疑在搖擺的天平一端加上了砝碼。
而這，也讓遵義會議的結果蓋棺定論。
毛主席的意見得到了廣泛支持，「三人團」隨即解散，毛主席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承擔起軍事指揮的重任。
關愛基層士兵
可以說，遵義會議是長征路上一個生死攸關的節點，也是紅軍歷史上極為重要的轉折點。
它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也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達到成熟。
而朱德在這一抉擇中的功績應當彪炳史冊。
而在確立毛主席的領導地位以後，紅軍重新采取遊擊戰戰術，在黔北、川南和昆明之間迂回。
歷經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等著名戰役戰鬥，終於擺脫了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追堵，取得了戰略戰役的階段性勝利。
而之所以能達成這一成就，朱德在遵義會議中的力挽狂瀾，實在是不容忽視。
只不過，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卻是曲折的，在強渡大渡河以後，紅軍決定繼續北進，但前方面臨的，卻是極為惡劣的自然環境。
爬雪山、過草地途中，朱德再次展現出過人的領導能力。
在艱難的處境下，他對戰士們給予了大量關懷，經常把馬讓給傷員，自己則和普通士兵一起步行前進。
有時候，軍中糧食告急，朱德還會從自己本就不富裕的口糧中拿出一部份，堅持分給其他戰士食用。
正因如此，朱德在軍中極具號召力，回憶起那段經歷，楊得誌曾感慨地說道：
「朱德平時對人很好，有說有笑，從沒發過脾氣，我們都把他當父母看待」。
就這樣，中央紅軍歷經艱難險阻，終於完成了偉大的長征之旅。
1935年6月18日，主力部隊便抵達懋功地區，與紅四方面軍實作會師。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0月5日，張國燾不顧毛主席「北上抗日」的主張，堅持要「南下攻打成都」。
當時，朱德正與張國燾一起領導左路軍，在會上，張國燾軟硬兼施，想要迫使朱德改變想法。
沒想到，朱德卻毫不動搖，他斥責道：
「你的做法我不贊成，我要接受黨中央的領導，你封的‘委員’，我不要」。
之後又義正言辭道：
「天下紅軍是一家，‘朱毛’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你可以劈開我，也分不開‘朱毛’「。
考慮到朱德在軍中的巨大威望，張國燾不敢輕舉妄動，此後，朱德始終堅定的支持毛主席。
結語
「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高地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
新中國成立之後，朱德回憶起遵義會議驚心動魄的一幕，仍舊感慨不已，並賦下了這首氣勢磅礴的七絕。
如果說，遵義會議改變了中國歷史，那麽朱德毫無疑問是歷史的締造者之一。
後來，毛主席經常稱贊朱德是「人民的光榮」，可見，在毛主席心中，朱德當年的出言力挺，有著舉足輕重的分量。
朱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