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陳布雷曾是蔣介石的核心幕僚，他的人生和事業均展示了傳統文人與現代政治角色的復雜交織。盡管作為蔣介石的「筆桿子」，他的文才為國民黨的政策辯護，贏得了時代的贊譽；但個人信仰與職業選擇之間的沖突，也讓他處於道德和情感的兩難困境。陳布雷是否真的只是蔣介石的文筆，或者他的一生還有其他不為人知的故事？下面小史就帶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在1919年10月13日的一個秋日清晨，浙江慈溪縣官橋陳家迎來了一個新生命的誕生。女嬰的父親是陳布雷，他後來成為了蔣介石的重要顧問，以其慧筆被譽為「國民黨的筆桿子」。女嬰的母親楊品仙，出自當地知名的學術世家，她的父親楊遜齋曾經是陳布雷的老師。
盡管這場婚姻是由父母安排的，陳布雷和楊品仙的夫妻關系卻十分和諧。在他們的十年婚姻生活中，他們先後迎來了三個男孩和一個女孩。這位新生的女嬰，名為陳璉，是家中的第五個孩子，也是楊品仙在世的最後一個孩子。
陳璉出生僅九天後，其母楊品仙因產後並行癥高燒未能得到及時治療而去世。悲痛欲絕的陳布雷陷入了深深的憂郁之中，甚至一度將女嬰視為不祥之兆，認為是她導致了母親的死亡。
在一次情緒失控的瞬間，陳布雷幾乎做出了無法挽回的舉動，他試圖將嬰兒陳璉扔出窗外，就在這危急時刻，外婆的及時介入挽救了這個無辜的生命。小陳璉被藤架穩穩接住，她的生命奇跡般地得以延續。
從那時起陳璉由外婆撫養長大，在慈溪縣的寧靜生活中度過了她的童年。直到六歲那年，她才被帶到上海，與已經成為蔣介石幕僚的父親及繼母王允默重逢。在那個尊男輕女的年代，陳布雷雖然讓兒子們接受高等教育，但對於女兒的教育卻有所保留。他認為女兒只需受到足夠的教育以成為一名有教養的主婦即可。
陳布雷透過【商報】發表了一系列與孫中山理念相呼應的社論，批判了曹錕賄選、孫傳芳侵占浙江以及段祺瑞的軍閥統治，這些言論贏得了孫中山的公開稱贊：「商報乃真正的忠誠黨報，勝過國民黨自家出版的報紙。
周恩來也對陳布雷的文章表示贊賞，但同時希望他的文字能更廣泛地服務於中國人民，而不僅僅是某個人或團體。陳布雷對此深感認同，盡管他內心仍然對共產黨的廣泛性持有疑慮。
此外在「五卅」運動期間，【商報】的一些反帝愛國文章被共產黨機關刊物轉載，蕭楚女甚至致信陳布雷，贊揚其愛國精神，希望他為無產階級事業貢獻力量。這些肯定讓陳布雷在蔣介石的政治漩渦中感到了自己的局限性，盡管他深知自己深陷其中。
隨後陳布雷與王允默結婚，不久之後他們將陳璉接回上海。王允默是一個教育程度較高、思想開明的現代女性，她對陳璉格外關照，親自教導她讀書寫字，直到孩子可以去學校接受正規教育。王允默的教育對陳璉的成長至關重要，她幫助陳璉建立了良好的學習習慣，為她日後形成獨立個性和認真的工作態度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抗日戰爭的深入，陳布雷帶著女兒陳璉前往了重慶，中國的戰時臨時首都。在那裏陳璉於1939年7月，作為高中生在國立二中學習期間，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成為了中共北碚特別區委的一員。盡管陳布雷未曾得知女兒的政黨歸屬，他卻敏感地察覺到了陳璉日益明顯的政治傾向。
一天陳璉在父親位於美專街的住所向他告別，因為她已經成功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聯大繼續深造。陳布雷雖然對政治持保守態度，但還是忍不住表達了對女兒未來的擔憂。
「憐兒，你知道我一直反對將政治與家庭生活混為一談。你大哥陳遲曾有意向政治發展，我堅決反對。為什麽要讓年輕人的生活被政治泥潭所困擾呢？」陳布雷勸說道，希望她能從事技術或學術工作。
陳璉則堅定地回答：「父親，現在的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緊迫，我們每一個人都負有抗日救國的責任。」陳布雷點燃香煙，深深吸了一口，慢慢地說：「我年輕時也曾投身於愛國運動，參與過反清組織，護路拒款運動。我理解年輕人的熱情，但你必須記得，學識和能力同樣重要。
陳璉堅持己見：「但是國家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我們不站出來，誰來保護我們的家園？」陳布雷無奈地說：「參與抗日當然是對的，你的兄弟姐妹也都在各自的崗位上盡責。但我希望你遠離那些可能會與政府對立的激進行動。
陳璉不屈不撓地反擊：「看看國民政府的行為，我們的軍隊不斷撤退，高層卻在後方享樂，這難道就是所謂的抗日？」這番話讓陳布雷無言以對，只能轉過身去，煙霧中掩蓋了他的失望和憤怒。
這場父女之間的談話以沈默告終，陳布雷無言以對，只能嘆息。在1946年，陳布雷為避免女兒陳璉再陷政治漩渦，特意安排她前往中央大學繼續深造，隨後又在1946年畢業後將她派往北平一所中學任教。
與陳璉一同前往的，還有名叫袁永熙的貴州青年，他是陳璉在黨內的直接領導，也是她的秘密戀人。袁永熙是一位有著豐富革命基層經驗的共產黨員，早年曾活躍於學生運動，與陳璉在共同的鬥爭中漸生情愫，最終確立了彼此的感情。
陳布雷雖然對女兒的政治傾向心存憂慮，但透過秘密渠道調查了袁永熙的背景，未能發現他的共產黨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位左傾的青年知識分子。這讓陳布雷稍感安心，不再過多幹預兩人的感情發展。
1947年8月陳璉與袁永熙在北平舉辦了盛大的婚禮。由於陳布雷在國民黨中的影響力，婚禮邀請了許多北平的政治與社會名流，場面異常豪華，成為當時社會的焦點。
婚後不久陳璉與袁永熙即遭軍統保密局逮捕。在他們的住處，特務發現了一部用於通訊的可疑電台，加上叛徒的指證，兩人被懷疑為中共地下黨成員。事實上，他們確實一直在從事秘密的情報工作，作為中共在北平的重要情報節點。
面對這種局面，陳布雷不得不動用自己在國民黨內的所有影響力和資源。經過一番艱難的努力，他終於將兩人從南京的看守所中解救出來，並決定將他們緊緊地留在自己身邊，以免再次卷入政治沖突。
對於女兒及女婿的事故，陳布雷內心早有預感。在重慶時期他已經察覺到兩人的政治活動，並逐漸放任他們，只是沒有直接幹預。但他始終在暗中準備應對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不僅在國民黨內部建立了廣泛的聯系，甚至還與共產黨方面保持了某種程度的聯系。
由於陳布雷與周恩來過去的友誼，他在兩人遇險時首先想到了求助周恩來。在一次謹慎安排的夜晚，他終於有機會與周恩來密談，討論如何保護自己的女兒和女婿。周恩來給予了他堅定的保證，承諾會私下幫助。
1947年9月24日，剛度過蜜月的陳璉和袁永熙被特務機關以共產黨嫌疑為由逮捕入獄。初期由於缺乏直接證據證明陳璉涉及共產黨的地下活動，特務未敢將她正式關押。然而他們施以詭計，企圖誘使陳璉出賣丈夫袁永熙以換取自由。
面對種種誘惑與威脅，陳璉毫不動搖堅守原則，拒絕出賣同誌展現出了極高的政治堅定性和個人品格。她的堅持最終使特務無從下手，不得不將她與袁永熙一同轉移到南京，交由國防部的保密局進一步處理。
這起事件引起了蔣介石的關註。經過深入調查，蔣介石確認此事與陳布雷無關，但他的女兒和女婿因涉嫌「共黨活動」被關押南京，這無疑給一直以忠誠國民黨自居的陳布雷帶來了極大的政治壓力和公開羞辱。
權衡再三後，陳布雷決定直接向蔣介石求助，寄出了一封表明態度的簡簡訊件：承認女兒和女婿因「共黨嫌疑」被捕，表示願意接受任何法律裁決，表明自己將不再為女兒辯解。
1948年初，陳璉終於被釋放，回到父親在南京的官邸稍作休息後，回到了慈溪的故鄉。幾個月後，袁永熙也獲釋，兩人的重逢在陳布雷的公館進行，陳布雷為女婿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接風洗塵宴會，場面溫馨而莊重。
1948年7月，陳璉的第一個孩子不幸夭折。身體恢復後，她按照組織的安排，回到南京繼續與父親同住，同時在國立轉譯館擔任資料員。袁永熙則在國民黨政府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任職。他們夫妻倆利用各自的職務便利，為共產黨組織搜集和傳遞了大量珍貴的情報和資料，為革命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自1948年以來，陳布雷一直身體虛弱，鮮少外出。然而在10月底的某天，他堅決地要求帶上女兒陳璉及其夫婿前往南京瞻仰中山陵。當時陳璉對此感到非常意外，直至後來才逐漸意識到，從那次行程起，父親可能已在心中醞釀著終結自己生命的念頭。
11月淮海戰役如火如荼地展開，人民解放軍的浩大隊伍直逼國民黨的政治核心南京。面對解放軍的強勁攻勢，陳布雷感到無比的失望和心痛。他曾堅信那裝備精良的800萬國民黨軍隊能夠抵抗，但事實卻是他們迅速敗退，幾乎未形成有效抵抗。
1948年11月13日，一名衛兵在陳公館外長時間未見陳布雷出現，遂進屋檢視。結果發現，陳布雷已在自己的臥室中無生命跡象，床頭的安眠藥瓶空空如也。令人痛心的是這一天正是陳璉29歲的生日。
關於陳布雷自殺的原因，至今眾說紛紜。一些人認為他無法忍受長期的疾病折磨，而另一些人猜測，是因為女兒與自己的政治立場相左，讓他感到內心的煎熬。然而，最具說服力的解釋可能是他對國民黨的極度失望。隨著國共內戰的持續，陳布雷目睹了國民黨對平民的暴行，這讓他對國民黨是否能為中國帶來真正的新生產生了懷疑。
在自殺前不久的一次會議上，陳布雷向蔣介石建議，希望能夠動員四大家族和宋美齡等人帶頭捐資救國，但此建議遭到蔣介石的激烈反駁。這次事件徹底擊碎了他對蔣介石的最後一絲希望，讓他深切感受到自己長久以來信仰的崩塌。
1949年初陳璉夫婦在上海地下黨的保護下順利抵達解放區，開始了全新的生活。即使在新的環境中，由於陳璉的復雜家庭背景，她和丈夫仍面臨不公正的對待。
1967年11月，困頓於生活重壓和心理困擾的陳璉最終選擇了自殺，結束了她坎坷的人生。歷經數十年，直到改革開放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陳璉因其革命歷程中的不懈努力與犧牲，終於得到了平反。
1979年3月21日，上海市委宣傳部為她舉行了一場莊重的骨灰安放儀式。在悼詞中，市委頌揚了她1947年被捕時的機智與堅定，她不僅保護了同誌的安全，更是堅守信念，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都未泄露任何黨的機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