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有孤寡老人不進福利院，官員要被打六十大板。這聽起來簡直令人匪夷所思。在我們現代社會，養老院是一種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的公共服務機構，可憐的孤寡老人自然應該受到妥善的安置和照顧。然而在明代，官員竟然要為此受罰，罰款還如此重？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了這一看似荒謬的規定？朝廷又是出於何種考慮而頒布了這一法令？我們不禁對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和好奇心。明朝究竟是一個如何看待社會福利的王朝？它的養濟院制度又是怎樣的一種運作模式？讓我們一同沿著歷史的痕跡，一探明代獨特的福利政策的來龍去脈。
明朝建立前期:汲取前朝經驗，為福利機構鋪路
明太祖朱元璋頒布建立養濟院令，並非是出於突發奇想。事實上，中國的養老福利機構，早在先秦時代就已萌芽。【禮記】中記載了當時虞夏商周，都曾設立過上庠、下庠、序、學等收容老人的場所。可見尊老敬老的思想，植根於華夏文明的初衷之中。
到了漢代，君主重視頤養天年，中醫學說開始興盛。在戰火紛飛的南北朝時期，佛教文化傳入中原，倡導博愛精神，推動了＂六疾館＂和＂孤獨園＂這兩種公共慈善救濟機構的誕生。六疾館專收容貧病者，孤獨園則主要贍養老人。盡管兩館最終命運多舛，但仍為唐宋的福利事業埋下了種子。
進入唐代，佛教勃興，寺院主動擔負了社會救濟重任。悲田養病坊應運而生，收容無家可歸者和身染重疾者。武則天時期佛道兼修，悲田養病坊發展遍及京師和州縣。此後唐武宗為收復田產而發動了＂反佛運動＂，悲田養病坊亦遭重創。宰相李德裕為重振這一善政，建議皇帝另立類似機構。於是＂養病坊＂取代了＂悲田養病坊＂，沿襲其宗旨，但管理權收歸朝廷。
到了宋朝，統一王朝的強大經濟實力為福利事業的發展註入了新的動力。當時頗為知名的有＂福田院＂、＂居養院＂、＂安濟院＂和＂惠民藥局＂四種機構。其中安濟院專門收容傳染病患者，為防疫貢獻力量；惠民藥局則廣設診所為普通民眾提供低價醫藥服務，堪稱古代最早的官辦醫保機構。
元朝雖然推翻了宋室，但並未全盤推倒宋代的制度。惠民藥局這一善制得以保留並繼續推廣。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大明王朝之初，總結歸納了前朝福利機構的經驗和教訓，遂建立統一的全國性＂養濟院＂制度，這成為明代社會福利事業的頂梁柱。
朱元璋創立養濟院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制定養濟院政策，緣起他自幼貧困卻歷經艱辛的人生經歷。
朱元璋出身於安徽一個微薄之家，十歲喪父，十八歲離鄉去做蠻夷。在軍中受盡磨難，卻因勇敢機智，屢建奇功。後來卷入紅桿軍的農民起義，一路反戈從最底層百姓一步步打拼上位，最終建立明朝王朝。
由於親身經歷了農民生活的艱苦，朱元璋極為關註社會底層的處境。及至登基稱帝，他上下同懷安危，時常掛記那些無家可歸、無力自營的窮老百姓。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詔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專門收容孤寡老人及流民的＂養濟院＂。
這一詔令旨在為生活無著、無力謀生的老人提供庇護和照料，同時管束流浪人口，給予就業指導和生活救助。養濟院物件主要包括:孤兒寡婦、老年喪偶無子無靠後人、流落失所者等弱勢群體。
為了確保詔旨得到貫徹執行，朱元璋還在【大明律】中明文規定，只要在官員巡查時發現尚未被安置進養濟院的孤寡老人，該官員就將面臨＂杖六十＂的嚴懲。這一罰款之重，足見明太祖對此政策的高度重視。
朱元璋為何如此看重養濟院？這與他對＂統一天下，惠及黎民百姓＂的抱負不無關系。他渴望將國家建設成一個人人享有溫飽的大同社會，先富幫助後富，因而向最貧困的弱老同胞伸出援手，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的溫飽問題，就成為當務之急。
更重要的是，養濟院把這些流浪失所者統一管理起來，避免他們無家可歸而遊蕩各地，影響社會治安。同時也為無力自營者提供庇護和生活保障，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矛盾，為新政權贏得人心。
大明律中懲處失職官員的嚴厲條款，也折射出統治者對於法制建設的重視程度。朱元璋意識到，任何政策都必須要有法律作保障，並有相應懲處機制，才能真正落到實處，防止官員徇私舞弊。
盡管如此，明朝初年國力尚未恢復，除了京師之外，其他地區暫時無力興建養濟院。直至明成祖時期經濟狀況好轉，才在全國範圍內推廣了這一制度。
成祖時期養濟院發展壯大
明成祖朱棣即位後，順應時代發展的需求，大力推廣和完善了祖宗遺留下來的養濟院制度。
當時明朝已進入了統一發展的穩定時期，加之朱棄承繼祖訓，勤勉節儉，國家財力漸趨充裕。在這種有利條件下，朝廷遂著手在全國範圍內興建一系列養濟院。
首先，成祖下令在各省會城市普遍建立養濟院，將其作為一項政治任務，層層落實。很快，除京師所在的南京、北平等重鎮之外，江南富庶的揚州、蘇州、杭州、南京，直隸內陸地區的開封、平涼，以及東北的遼陽等地，相繼都建起了規模可觀的養濟院。
朝廷不僅在人口稠密的內地興建，就連邊遠鄉野也沒有放松力度。比如新疆的伊犁、喀什噶爾就分別設有伊犁養濟院和安西養濟院。蒙古高原上的機構達斡爾部的府院範圍內，亦設有一座養濟院。即便是島嶼地區，朝廷也盡可能予以覆蓋，如在澎湖列島就有養濟院存在。
除了遍布疆土各地，成祖時期的養濟院在規模和設施上也有了長足進步。以京師所在的南京為例，當時南京城內就有四座養濟院，分別設在秦淮河畔、桃源巷、夷堅門內和虎岡之上，可容納數千人。其中以夷堅門內的院落規模最大，占地達三萬余畝，共有數百間房屋。
朝廷專門撥付了巨額經費作為養濟院的營運基金，並規定了明確的收容物件和標準。不僅安置了失去賴以為生的孤寡老人，也收容了無家可歸的孤兒。對於那些身殘誌堅、尚有一技之長者，養濟院還為他們安排了力所能及的手工活計，如編織蓑衣、制作草鞋等，以解決生活所需。
為了確保善政不被腐化，朱棣還特意為養濟院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比如明確規定，孤兒寡婦可終身供養至逝世，年逾六旬的老人則依其身體狀況，視情況酌予救助。凡流浪失所的健康壯年，至多只能暫借院中歇腳三日，第四日必須離開。
可以說，朱棣時期的養濟院制度已初具規模，管理有章可循，覆蓋範圍廣闊。它們不僅從根本上解決了一大批弱勢人群的溫飽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減輕了社會矛盾和動亂，為建立一個安康有序的大明社會貢獻了力量。
養濟院管理困境與調整
隨著時間推移，明朝的養濟院制度雖初具規模，但在實際運作中也暴露出了一些突出的管理困境。
首當其沖的問題，就是騙取救濟人數激增。由於明朝中後期，戰亂頻仍、災禍陵夷，貧苦人口越來越多，加之有心人視養濟院為＂免費夥食＂的大鍋飯，借機漁利。於是有的人假冒孤寡老人，騙取官方發放的救濟糧食。有的則編造虛假身世，矯托成有房有人被趕出家門，混入養濟院蹭吃蹭喝。
一些地方官員為了攫取私利，也在統計數據時作了手腳。他們故意誇大養濟院實際收容的人口數量，然後憑虛報多領撥款。尤其是在一些偏遠地區，由於監管缺失，上繳的人數遠遠多於實際情況。甚至還有個別官員直接將養濟院中發放的救濟糧食據為己有，將無家可歸的弱老們遺棄在外。
這些現象嚴重影響了養濟院政策的執行效果，造成大量國家財力的浪費，於是朝廷遂決定采取一系列措施遏止這一亂象。
首先加強了對入院人員的審查。明朝中期以後，各地養濟院都設立了專門的審批處，嚴格覆核每一位入院者的身份。比如廣東地區，除了提供鄉賢、族長的身份證明外，還必須由三人以上作證才能獲準入院。一旦被發現有虛假造假行為，不僅會被立刻開革出院，其主謀更將受到嚴懲。
同時朝廷也加大了對養濟院賬務的查處力度。每年都會派遣專門的官員前往各地的養濟院巡視，核查賬目和實際收容人數，一經發現有瀆職行為，立即懲辦負責官員。
有趣的是，朝廷對於明知故犯的騙取救濟人員，雖然也會嚴懲，但並非不能網開一面。根據【大明律】的規定，如果有違法分子主動向官府申報自己的罪行，表現出悔過態度，就可以免去一切刑罰，重新獲得合法身份。據載，當時就有不少＂小偷小摸＂靠此免受牢獄之災。
對那些確實身無分文、生活艱苦者，明朝則采取＂以工代賑＂的辦法予以安置。比如在京師所在的南京，就大量聘用這些無家可歸的人在長幹河、秦淮河等大型工程中務工，給予一定的勞動報酬。
總的來說，雖然明朝的養濟院制度在實施過程中也曾出現過諸多管理困境，但當權者終究及時發現了問題並采取了一系列補救措施，有效防止了更大的弊端發生，保證了善政一直延續下去。這份務實作風令人欽佩。
養濟院的最終走向
明朝中後期，由於戰亂連綿、天災不斷，加上長期財政赤字，國力日漸衰微。在這種大環境下，曾經舉世矚目的養濟院制度也開始出現動搖。
當時最大的困難在於財政拮據，難以為養濟院提供足夠的經費。明朝前期的積累已在內憂外患中所剩無幾，由於大明王朝更叠節奏加快，每一任皇帝都無暇顧及養濟院的運轉。
朝廷被迫采取了一系列緊縮措施，養濟院也不例外。比如在嘉靖皇帝的統治時期，為了勒緊開支，朝廷取締了外省多數的養濟院，只保留京師原生的幾座大型電腦構，其余皆遣散或並入其他慈善事業中。
即便如此，存留下來的養濟院營運也捉襟見肘。不少機構出現了拖欠工餉、院中彌漫陰濕惡劣環境等窘況。一些遠離京師的偏遠地區，供養完全處於半停頓狀態。
僅有少數地方，如泰和、保定一帶，還勉強維持著一些規模。但也只能為當地孤寡老人提供簡陋的生活資助，蔭蔽無幾。
養濟院的衰落也給普通民眾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由於外來人口無法獲得妥善安置，不得不在城鄉間漂泊流離。街頭乞丐、赤貧者大量增加，給社會秩序帶來了極大的壓力。
不過在歷史的長河中，養濟院制度的精神文化內涵，仍為後世所傳承。明朝的一些地方顯貴和富商，紛紛在自己的封地和產業中模仿朝廷的做法，設立類似的慈善機構。比如廣東肇慶富戶鄭芝龍就在其祖宅附近建有一座＂怡庵＂，免費供給孤寡老人食宿。
到了清朝時期，此種＂家塾兼濟之舍＂更加普遍。盡管規模較小，但已形成一種民間的互助救濟氛圍，從根本上解決了一些遭遇困境者的溫飽問題。可以說，明代養濟院的理念已深深植根於國人的集體記憶之中，成為中華文明博愛傳統的重要一環。
雖然明朝後期，由於國力日衰，加之戰亂頻繁，養濟院制度最終走向沒落。但它在歷史長河中所展現出來的人文關懷，對於後世社會的正義觀念、道德觀念的形成，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