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對於國共兩黨皆具有重要意義。國民黨視之為政治宣傳的中心，占據延安即可掌握政治主動權；而中國共產黨則視之為紅色革命的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神聖不可侵犯的革命中心。
做出放棄延安的決定並非易事，我軍對這一決定的產生並非一蹴而就。
延安，這片紅色根據地，一直是國民黨眼中的肥肉。胡宗南，蔣介石的親信將領，雖然在抗日戰爭後期沒有在前線多作戰，但他卻負責了封鎖陜甘寧邊區和抵擋日軍西進的任務。
在那個時期，胡宗南沒有獲得太多的戰功，他的秘書熊向暉甚至指出，他想要攻打延安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自己的威望。
到了解放戰爭初期，胡宗南被任命為西安綏靖公署職務，擁有45萬多的兵力，多次向蔣介石提出要攻打延安。
胡宗南，蔣介石的心腹，1946年5月18日向蔣介石提出計劃，主張在當時尚未全面爆發的內戰中進攻延安。然而，蔣介石認為時機尚未成熟，無論在軍事還是政治上都沒有意義，並擔心會被國內外輿論指責，因此拒絕了這個計劃，決定將其推遲。
然而，內戰全面爆發後，國民軍不斷增加兵力，從7月到10月相繼奪取了華北、東北、華中等100多座城市，表面上取得了優勢。
此時，蔣介石被所謂的「勝利」沖昏了頭腦，決定在11月召開國民大會。胡宗南見此時機成熟，再次提出在11月進攻延安。
在接到中共中央關於保衛延安的決定後，11月9日的會議上，楊尚昆向大家傳達了中央的指示。他表示，由於胡宗南的進攻，延安已經制定出疏散人員的計劃，包括機關的家屬人員在內，大約有2000多人已經轉移到瓦窯堡。
左面為楊尚昆將軍，時任中央警衛司令員。11月1日到11月14日的這段期間內，毛澤東連發十幾份電報給賀龍等人。
11月10日，得知了胡宗南準備抽調四個旅進攻延安後，毛澤東立即向晉冀魯豫軍區第4縱隊的司令陳賡和政委謝富治發電報，電報中讓他們到呂梁後根據情況，如果胡宗南的部隊急進，那麽4縱隊也急進。
如果敵軍緩進，那麽他們就可以拿下呂梁的各個縣城，並等待命令開城。11月24日，胡宗南命令整編第1師從陜西禹門口東渡，回到晉西南。
毛澤東得知這一訊息後，再次向陳賡、謝富治等人致電，電報中強調務必在數日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占蒲縣、吉縣、鄉寧、大寧等五個縣城，並準備在蒲縣、鄉寧殲滅一整個師的敵人。
毛澤東會見西方記者時，談到了國民黨進攻延安的計劃和我軍的反擊。陳賡和謝富治成功率領第4縱隊攻陷了中陽等縣城，打退了敵人的進攻，但後來形勢的變化出乎意料。
1947年2月9日，胡宗南準備進攻的軍隊共有39個旅，總計23萬人。為了部署作戰計劃，蔣介石特地召見胡宗南，分別在下午和晚上都接見他，反復問了他關於這次進攻陜北有沒有把握的問題。
蔣介石和胡宗南對陜北和山東進行了重點進攻，而人民解放軍在陜北只有2萬多人。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撤離延安，這讓很多同誌感到困惑。
師哲為此找到了毛澤東，詢問他的看法。毛澤東明確表示，雖然撤離延安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但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力量，我們必須做出這個選擇。
胡宗南的秘書、地下黨員熊向暉等人也將這一重要情報傳遞給了中央。
毛澤東對地下黨員熊向暉說：「你們不能僅僅想著抵禦敵人的進攻，要知道蔣介石的思維方式很獨特，他認為只要占領延安，就是勝利的一方。
但其實他占領延安的同時，也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師哲對此感到困惑，詢問毛澤東為什麽。毛澤東解釋道：「雖然撤離延安的計劃已經確定，但是否在陜北停留還是東渡黃河的問題仍然需要盡快解決。」
曾任毛主席俄文轉譯的師哲師哲曾在3月1日美軍駐延安觀察組撤離後不久，發現延安遭受了蔣介石大規模的轟炸。
3月12日和17日，國民黨綏靖公署指揮所主任裴昌會指揮了兩個整編師，約14萬人向延安發動進攻。國民黨的飛機從鄭州、西安、太原出發，延安城陷入火海。
3月18日，延安的群眾和機關已經疏散，炮火聲在遠處回蕩。這天晚上，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決定離開延安。
「胡宗南占領延安後，毛澤東產生了留在陜北的想法。3月19日，胡宗南攻陷延安，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我軍撤出延安的工作指示。
指示中提到，雖然我軍失去延安是損失，但國內外的民主人士不會對我們失去信心。我們能將胡宗南的部隊吸引在陜甘寧地區並加以消滅，這對於其他解放區消滅和打擊敵人，恢復失地非常有利。
就在胡宗南攻占延安的第二天，陜北廣播電視台釋出了一條關於這次保衛延安的聲明，著重於破壞其突然襲擊，保證首腦機關轉移，現在這個計劃已經全部完成。
但蔣介石企圖在3月10日前抵達延安的計劃已經打破。中共中央機關現在完好無失真，而且還要留在陜北，指導愛國自衛戰爭。」
延安會後，任弼時、朱德等人向晉綏軍區的賀龍和李井泉傳達了中央關於全部轉移到晉綏的決定。3月25日，毛澤東等人在子長縣的王家坪會合，討論黨中央接下來的部署和方向。
3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在王家坪召開會議，決定中共主要領導人留在陜北，由於時間緊張，誰去誰留的問題尚未商討。
3月29日早上，毛主席再次召開會議，闡述了留在延安的重要性，隨後大家轉移到棗林子溝，連夜開會。
在這場中共五大會議上，毛澤東與任弼時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任弼時堅定地表示，他和黨中央不能離開陜北，否則胡宗南會調派更多的軍隊到其他戰場，增加其他解放區的壓力。
他決定留在陜北牽制胡宗南，讓其他地區能夠安心地進行戰鬥。 對於在陜北增加部隊的問題，毛澤東表示反對。
他認為陜甘寧邊區的地盤狹小，敵我雙方已經存在幾十萬的部隊，群眾已經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再增加援助，只會讓群眾更加痛苦。
因此，不能再調派部隊到陜北。 那麽，為什麽黨中央要留在陜北呢？據楊尚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透露，毛澤東曾經用生動形象的語言解釋過這個問題。
他解釋說：「我們就像一棵大樹，根深紮在陜北的土地上，如果拔起來，就再也無法紮根。我們必須留在陜北，就像大樹必須留在土地上一樣，這是我們堅定的信念和決心。」
毛澤東在延安關於任弼時的看法。早在胡宗南進攻之前，任弼時就在日記中提出：「蔣介石和胡宗南決心在邊區圍殲我軍主力和首腦，我之方針是吸引敵人在邊區，使其分散疲勞而聚殲，中央機關與人民共存亡。」
任弼時對戰局的看法得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同誌的支持。然而，出於安全考慮，大家都建議中央能夠轉移到黃河以東。
在經過深思熟慮後，大家決定，毛澤東、任弼時、周恩來仍然留在陜北，繼續主持中央和軍委的事務。第1大隊包括作戰、警衛、機要，是直屬大隊。
第2大隊負責偵察情報，第3大隊是電台分隊，第4大隊是新華社。中央警衛團一共有400人，其中包括1個騎兵連、3個步兵連，由任弼時領導，他化名為史林，擔任司令員。
陸定一化名為政委，擔任政委的直屬司令部指揮。周恩來也化名為胡必成，毛澤東化名為李德勝。
在撤離延安的途中，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朱德、董必武、劉少奇等人選擇了黃河東渡，而楊尚昆、葉劍英等人則留在晉西北，負責後方的工作。
然而，風波並未完全平息，6月7日，國民黨軍整編第29軍軍長劉戡帶著4個半旅向南面和西面的駐地劉家灣襲來。
當時，毛澤東、任弼時、周恩來、胡喬木等人住在兩孔半的一個陶窯中，任弼時住在右邊的半孔，毛澤東住在左邊的一孔。
得知敵軍襲來，第3支隊立即進行動員，繼續轉移。任弼時主張向東面轉移，他說到：「雖然中國共產黨現在的主力在隴東作戰，但遠水解不了近渴，暫時我們還不能派兵來挽救中央。
敵軍目前有4個半旅，我軍只有400多人，如果敵軍從西面過來，我們向西走，那後果可不堪設想。」
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三人站在王家灣前，分析當前局勢。任弼時說：「西面有劉戡的軍隊和馬鴻逵的8個騎兵團，向西走可能會被包圍，而且西面人煙稀少，糧食也成問題，向東走更穩妥些。」
毛澤東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這是敵軍設下的圈套，敵人知道彭德懷在隴東，想要我們向東轉移，然後從東面攔截我們，這樣他們就占據了上風。
周恩來看兩人爭執不下，決定向北走一段路，再向西北轉移。做出決定後，他們便離開王家灣，向北前進。但是，路上天色已晚，雨也越來越大，路上又滑又陡，大家都已經被雨淋濕了。
在前進的過程中，一頭騾子不慎掉下山崖，身上背的電台也一同遺失，將士們只能下山找回。6月9日，大家轉移到靖邊縣的小河村，準備做飯吃，架上電台，沒想到敵人追了上來，距離大家只有十幾公裏，大家立刻向西北轉移。
一行人撤到了天賜灣後，毛澤東觀察了形勢，認為如果敵軍上山，我們就立即離開；如果敵軍順著溝過來，我們就向反方向移動。
但他覺得敵軍可能還沒有發現我們，可能會很快退去。這裏正好是胡宗南和馬鴻逵的接合部，他們的矛盾很深，各自都想保存實力，所以我們正好可以坐收漁翁之利。
6月16日，3支隊從天賜灣回到了小河村，停留了一個多月後，中央機關大隊決定將代號改為第9支隊，然後從小河村向東出發。
為了迷惑胡宗南，讓他們的註意力集中在陜北，我們專門在白天行動。得知毛澤東等人還在陜北後，蔣介石召開了軍事會議，決定讓劉戡和董釗率軍來消滅我們。
劉戡8月16日，9支隊來到了神泉堡附近，劉戡等人還是一直緊追不舍，只用了半天時間，就能追上支隊，距離黃河也不遠了。
在如此緊急的時刻，任弼時又站出來，建議大家先過河，暫時避一避風頭。但是毛澤東依然堅決反對過河，只是讓西北軍的機關和受傷的同誌東渡黃河，暫時躲避風險。
之後，9支隊只能繼續向北前進。途中，周恩來因為過度疲勞而暈倒，經過大家的反復勸說，他最終被擡上了擔架。
8月17日，劉戡等人來到黃河附近，但一無所獲。最終只能兵分幾路，朝著佳縣、神泉堡等地方追擊，向黨中央的藏身之處逼近。
蔣介石等人來延安視察，危難之際，任弼時和周恩來等人指揮將士們架設浮橋，毛澤東則鎮定自若地批閱電報。木橋搭好後，周恩來親自試驗橋身穩固，才放心讓大家過去。
他先讓電台和檔過河，自己隨後過河。大家成功抵達後，大雨沖塌了剛剛搭建的橋。但由於群眾基礎好，他們能隨時獲得敵人的情報，化險為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