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精英群已經失去活力時，對於本國的文化，他們只是墨守成規；對於外來的文化，因為自己沒有信心，也就不能開放胸襟來接受新的挑戰。
明代，西方文化初入中國，有一批中國的學者，例如徐光啟、李之藻等人，願意和西方來的學者對話；又如，方以智更是從西方文化的啟示上發展出一些可以融合中西的想法。
在滿清時代，西方的影響卻逐漸淡化。
胸襟最開闊的康熙，自己也從西方傳教士學習西方數學，但是，也是康熙，為了大禮的爭議，實質上停止了西方的傳教活動。
這些西方教士從此只能在欽天監工作，因為相較於中國傳統天文學和中東傳來的阿拉伯天文學，西方的天文學畢竟更為精確。
政府限制教士們只能在首都附近活動，他們也沒有機會和中國的知識分子接觸來往。
馬戛爾尼欲開啟中國市場，卻無功而返
文化的閉關，恰是在清代「盛世」之時開始。
到了清末中國必須接受西方的文化時，從元明以來到清初的西方影響，都已經湮沒不彰。
不僅文化閉關，實際上所謂「盛世」，乃是文化活力的消沈。
整個清代，除了皇室宮殿、庭園以外，中國沒有大規模的公共工程。那些規模巨大的工程，主要的只有防止黃河泛濫的河工和保持漕運暢通的運河工程。
中國傳統上的築路、開河、國防工程等大型的公共建設都未見進行。
明末已經有相當不錯的海船制造技術，自從滿清接收台灣以後，中國再也不能制造遠洋的大船，其技術也停滯下來。
凡此現象，都顯示了，滿清政權只是以威權統治中國，從來沒想到要在原有的文化基礎上擴張和發展——這也許真的是結束的開始 （beginning of the end） 。
【萬法歸一圖】
經濟方面，一般人也稱康、雍、乾為「盛世」。
若以人口數位而論，明代本來已經有超過一億半的人口，經過明末大亂，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到一半。滿清開國時，人口大概只有八千萬上下，經過休養生息，康熙時代大概又過了一億。
康熙對於自己統治中國的成就非常自滿，康熙五十一年 （1712） 釋出詔書： 「盛世滋丁，永不加賦。」
從秦、漢開始，中國列朝國家的收入，一部份是人口稅，一部份是田畝稅，有時再加上絲帛，作為農余生產的產品。
經過康熙「永不加賦」的詔書，政府收入從此只有田賦為主，再加上特種稅「榷」和過路稅「關」。從國家財政的角度看，單單以既有的田畝作為稅基，其實是不夠用的。
從好的方面看，政府不收人口稅，人口的增長速度自然加快。
換個角度看，自古以來，政府與人民之間存在直接關系。由於人口的增長不再是政府關心的計畫，官民之間也就失去了互相聯系的脈絡。
漢代「社」和「裏」的管理乃是國家機器直達到基層的體制。當官民之間不再有聯系時，政府能夠與民間相接觸的點，也就局限於地方官和地方紳士 ；一般老百姓必須要經過公 （地方官） 、私（地方紳士） 兩條管道，才能夠理解到「國家」的存在。
傳統的「天下國家」，應當是國家下面就是廣土眾民，現在，「天下國家」剩了一個皇上，和一群奴顏婢膝的官僚而已。
當然，人丁不再列入國家統計計畫時，人口大幅增加，已有的生產資本——土地，就會不足以維持大眾的生計。
增加的人口成為開拓田畝的生力軍。田畝開拓了，地方當局可以從新開的田畝上征收田賦，這是「歪打正著」的現象 ：「盛世滋丁」替國家增加了征收田賦的耕地面積，因此，國家也有相當穩定成長的新稅源。
整體而言，國家的經濟體雖然在質的方面並沒有改變，在量的方面確實擴大了。
到了嘉、道時期，中國人口大約過了二億，到清末時，就到四億左右了。
由於人口增長而經濟體擴大，乃是滿清時代中國經濟的特色。從人口與生產力的比例而論，生產力增加了，但是生活的方式和品質其實沒有改善。
【古今地輿全圖】
在十七、十八世紀，中國的對外貿易還是出超。
中國出口的計畫，仍舊是以傳統的絲織品和瓷器為主體，再加上向東南亞一帶輸出的工藝品。歐洲國家經過長程貿易，將新大陸的白銀換取中國的產品。
中國吸納了大量的白銀，應當是非常富足，然而，這些經過貿易順差而獲得的財富，並沒有轉換成再投資的資本，反而造成了物價上漲的通貨膨脹。
對於絲織品和瓷器生產地的東南地帶，確實有累積的財富，可是這些財富也只是支撐了富人奢侈的日常生活。北方和內地的一般老百姓，反而要承受通貨膨脹、購買力不足之苦。
英國發現，對華貿易經常入超，力求找到可以平衡逆差的商品。
他們終於發現可以用鴉片貿易來平衡國際貿易的差額。
從此開始，鴉片毒品輸入中國的數位年年上漲，中國的貿易順差從此消失，不僅農村開始雕敝，而且因為吸毒，中國人的健康也大受影響。
從明代晚期開始，中國進入了全球性的經濟圈，而自滿清中葉開始，第一階段的全球化卻對中國的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災害。
清代女子吸食鴉片的場景
滿清的統治機構，如前面所說，是滿漢兩套重疊的官僚系統，這種體制本來就不可能有很高的效率。
也如前所說，那些經過科舉進入文官體系的儒生，學習的是僵化的經典，畏懼的是不測的君威。
他們習慣於唯唯諾諾，不做積極的抗議，只是順從意旨，以保富貴。
當然也有些能幹的官吏，可是在大潮流之下，少數優秀的官員難以發生作用。
從乾隆時代開始，當國用不足時，政府往往以捐納作為籌款的手段捐納的報酬可能是虛銜，也可能是實質的官職。
尤其在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以後，政府的正常稅收完全不足以應付國用，捐官的收入成了政府籌款的常態。
政府之內充滿用錢財買官得到職位的人員，這樣的政府機器，不可能有正常操作，更不要說具有應對內外危機的能力。
清末內憂外患，正是必須要因應新的情勢、做重大改革的時候，可是，滿清政府以及社會文化精英，都已不能擔起扭轉局勢的任務。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郊勞回部成功諸將士】
合而言，滿清二百多年來的統治，從表面上看來雖然一樣是征服王朝，滿清疆體擴張到極限，幾乎超過了漢、唐最盛的時代，兩百年人口增加的振幅也是史無前例。
凡此所作所為，似乎滿清比蒙元高明。實際言之，蒙元的高壓統治只是一味地使用武力，並沒有機會嚴重地斲傷中國的文化基礎，中國的基層社會在蒙元時代還保留一些獨自運作的能力。
滿清統治，看來是一個天下帝國的格局，其實是將草原上的力量結合為一片，透過威脅和利誘恩威並施，將中國的文化精英壓倒、扭曲，也使漢代的「天下帝國」所植根的基層渙散，不再凝聚。
那二百多年，正是現代世界文明開展的階段，而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政治、文化、經濟「三位一體」，經過兩百年來的斲傷，再也不能有參與全球性大轉變的機會和能力。
中國在皇權體制下，結合儒家思想的價值觀和精耕細作的農業/市場經濟，有過兩千年之久的不斷調節、不斷成長的過程，蔚為世界主要的政治/文化/經濟共同體之一。
明、清二代，竟見到古道、瘦馬、西風、殘照的晚景。
責任編輯 | 少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