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稱程度有限，周總理的英語水平到底怎麽樣？
"五千年來，上下浩蕩，兩周一公顯"
在黨的先進革命家中，湧現出許多文武兼備、才華橫溢的全能人才。在這眾多傑出人物中，除了毛主席之外，周恩來總理無疑是最為卓越的一位。
論武，周恩來總理早年曾拜師於武術大師韓慕俠先生。在上海工作期間，他組織了中國共產黨的「鋤奸隊」。在軍隊指揮方面，他是中國共產黨建軍之戰、「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之一。無論是個人武力還是軍事指揮，周恩來總理都可謂是獨步瀟湘。
論文，周恩來畢業於天津南開後，曾先後留學於日本和法國。當時，這無疑是擁有高學歷的海歸之一。建國後，周恩來不僅擔任中國國務院總理，還是首任外交部長，彰顯其在文化領域的卓越造詣。
然而令人好奇的是，擁有兩次留學經歷，更成為首任外交部長的周恩來卻極少在公開場合使用英語。難道周總理不擅長英語嗎？究竟他的英語水平如何？
初涉英語對於一個人而言，學習一門外語最好的時間是盡早接觸。周恩來首次系統學習外語應是在他就讀南開中學的時候。
1913年，15歲的周恩來與伯父從江蘇淮安遷至天津，並成功考入天津南開中學。
南開中學設有每周至少10小時的專業英語課程，專門的教師負責教授英語，除「國文」（中文）和中國歷史等偏向「國學」的科目外，其他所有學科均采用英語授課，包括數學。
此外，南開中學圖書館內主要收藏英文書籍，涵蓋豐富的英文小說等，以營造一種英語環境，促使學生提高英語水平。
在度過了四載的磨煉與學富之旅後，周恩來的英語水平有了顯著的提升。南開中學畢業後，他遠赴日本留學。
當時，為謀取更多在中國的私利，日本人向當時的中華民國大總統馮國璋重提了【二十一條】舊事。
這一事件不僅在中日兩國引起巨大反響，一些國際媒體也高度關註。當時，一家英國媒體報道了此事，並將新聞在日本發行。巧合的是，這份報紙被周恩來所閱讀。
閱讀報紙時，周恩來迅速瀏覽，毫不費力，並在看完後不禁感慨一聲。隨後，在日記中記錄了這一事件：「4月3日，通讀英國報紙，日本政府再次逼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
完成在日本的學業後，周恩來並未止步。
學無止境。1920年底，周恩來抵達法國。
在法國，周恩來憑借英語初來乍到還能與人交流，但學校授課語言為法語，於是他註冊了法語學校，並在一家汽車工廠工作。白天黑夜練習法語，短短一年，他的法語水平也有了相當的提高，與當地人交流毫無困難。
隨後，周恩來前往德國柏林大學學習一年，然後回到法國完成學業，最終返回祖國。
根據一些史料記載，周恩來很少使用德語，但確實是能夠運用的。
一個人能夠流利地運用中文、英文、日語、法語、德語，後來還學會了俄語，六國語言樣樣精通。周恩來在語言學習上所展現的天賦，著實令人嘆為觀止。
1939年，美國記者斯諾踏足中國，懷揣對共產黨深入了解的決心，渴望窺見這個獨特政黨的真實面貌。
經歷了萬裏長征，中國共產黨大多數部隊已遷至陜北。得知這一訊息後，斯諾跋涉千裏，來到陜北。根據斯諾的記載，可見當時周恩來總理的英語水平並未有太大差距。
斯諾來到陜北時，茫然不知應該找誰接待，也不清楚如何聯系共產黨。在找到一位穿軍裝的人後，透過生澀的中文和手勢溝通了半天，這位士兵才勉強理解他的意思，將他引領至中國共產黨紅軍駐地。
在駐地，斯諾等待片刻，見一名同樣身著軍裝、留著絡腮大胡子的青年軍官走到他面前。
斯諾審視了這位軍官，發現他的服裝與普通戰士無異，甚至更為破舊，雙手也滄桑不已，仿佛是個農民的雙手。然而，他絡腮大胡子的臉上卻有一雙格外明亮的眼睛。
斯諾正考慮如何表達自己的來意，突然聽到這位青年軍官用嫻熟的英語問道：「你想找誰？」
這使斯諾瞪大了眼睛，環顧四周黃土墻，再看這位紅軍青年，感到一陣「違和感」。
這個看似普通的紅軍軍官竟然能說英語，這可是中國的內地中的內地，出乎意料地，這位軍官正是周恩來。
接著，斯諾小心翼翼地與周恩來交談，隨著對話的深入，他逐漸釋放緊張，後來在回憶錄中，斯諾提到周恩來總理雖然英語說得有些慢，但非常準確：「我非常能理解他的意思，他也非常理解我的意思。」
斯諾在陜北的這次之行非常成功。他的【西行漫記】傳到美國後，在美國社會引起了巨大震動。誰曾想，在遙遠的中國陜北，「內地中的內地」竟然有這麽一群理想主義者。
隨後，1941年，美國研究中國革命問題的專家厄文來到延安，他的目的是見識一下斯諾所描述的中國共產黨，尤其是接見斯諾的周恩來。
然而，在周恩來和厄文的交流中，厄文得知周恩來曾在法國留學，於是提出使用法語和英語進行交流。
然而，周恩來總理微笑著對厄文說：「抱歉，厄文先生，我的英語水平有限，而且回國多年，法語也漸生疏遠。我們這次還是用中文溝通吧。」
厄文聽後雖感有些費解，但還是點頭同意，與周恩來開始了中文對話。當厄文遇到表達困難時，周恩來總理耐心地解釋相關問題。
不忘初心1954年，周恩來總理已是中國外交部長，代表國家參加日內瓦會議後，前往莫斯科參與一項會議。
會議結束後，大家聚餐時，周恩來總理敬酒給蘇聯的米高揚時，用的是英語。這讓米高揚有些不悅，放下酒杯說：「周總理，你向我敬酒，為什麽不說俄語，而要說英語呢？我記得你也會說俄語。」
周恩來總理笑著回答米高揚：「先生，你為什麽不用中文問我呢？我記得你的中文也不錯。」
1972年，在尼克森訪華前，他擔心中國對此的態度。因此，他派使者黑格先來中國進行初步交涉。
在黑格和周總理的對話中，黑格說了一句：「the us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 China。」
這句話被轉譯成：「美國很關心中國的生存能力。」
周總理聽後並未當場回應，但會後，他讓人找來幾本英語詞典比對，發現viability確實是「生存能力」的意思。
第二天再見黑格時，周恩來總理微笑著說：「感謝美國政府的關心，但我們國家的生存能力無問題。我們是主權國家，在國際上與美國平等。美國關心我們的生存能力並不合適。」
尼克森訪華時，他說：「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距離並不遠，只隔了一個太平洋，只隔了1.7萬英裏。」
然而，在轉譯官章含之口中，他把「1.7萬英裏」轉譯成了「1700英裏」。
當時在場的人都沒察覺問題，甚至美國的轉譯也沒提。但周恩來總理聽完尼克森的話和章含之的轉譯後，笑著對章含之說：「含之，1700英裏也太近了吧。」
可以看出，周恩來總理在英語水平上仍然遊刃有余，關鍵時刻甚至不輸專業轉譯。
語言只是一種工具，在不同情境和場合下，選擇使用何種語言都具有重要意義。
舉例來說，當斯諾首次存取中國時，他以記者的身份代表個人前來，渴望深入了解中國共產黨，將真實的中國共產黨呈現給全球。周恩來總理理所當然地運用英語，以配合斯諾，向他展示中國共產黨的真實面貌。
然而，1941年，厄文的到訪卻是攜帶著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使命，旨在了解中國革命的現狀。因為他代表著一個國家而來，周恩來總理在與他交涉時無法再使用英語。厄文代表美國，唯一能夠平等對話的就是中國的代表，因此必然使用中文。
1954年，周恩來總理在蘇聯使用英語的情境則源於蘇聯邀請不僅僅有中國，還有英國和印度等國家參加相關會議。
在當時，英語是主要通用的官方語言。周恩來總理說英語並非只是為了蘇聯傾聽，更是為了向印度和英國等國傳達中國願意參與國際事務、與世界其他國家打交道的態度。
中國雖然實行「一邊倒」政策，明確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求同存異」是我們的原則。在1953年，周恩來總理在與印度的會議上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寬容開放的一面，特別重要。
周恩來總理，作為中國革命的傑出領導者和建立者，以其卓越的言辭智慧和語言藝術而聞名。他口若懸河，隨心所欲地運用各種語言表達著深刻的思想。他的言辭精妙而充滿深意，無論何時何地，都能準確地選擇合適的語言來傳達他的思想。在他的領導下，語言成為一種藝術，成為表達理念和引導國家發展的重要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