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土」政治格局的變化直接導致西周的滅亡，但文獻對其記載又甚少。
透過對涇、渭上遊西周遺存的調查，從考古角度解釋「西土」格局變化現象，歸納西周王朝對該地區經營戰略的變化。
「以藩屏周」是文獻中記載西周王朝利用血緣關系構建的國家政治形態，表現則是大封諸侯拱衛王室。 在考古上就是建立層次分明的點狀等級聚落，依靠主幹交匯的河流形成網路狀的國家管理格局，表現則是把「周」的親戚族群從關中腹地遷到國都的東方，建立起的東土的各據點，既拱衛了王朝的東方又加強管理東土； 同時還把大量的商遺民族群從東方遷到王朝的西土據點，形成兩周時期的管理體系。 這種遷徙策略促使人群與地貌第一次大規模「人為」重組，改變夏、商兩代的統治策略，開啟以後歷代王朝以「遷民」來加強政權管理的新模式，但也造成了西周晚期政治格局的變化，甚至是西周王朝的滅亡。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提到的「方」是以國都為中心的方位概念；土為周王室實際管理的區域概念，理論上方位概念大於區域概念。「方」包括周人的對立族群、周人管理的族群及其地域，而「土」只包含周人管理的族群及其地域。涇、渭上遊是地理概念，泛指涇、渭兩河上遊的主幹及其各支流流經區域，多為西秦嶺、六盤山、隴山、北山等山脈的山前丘陵溝壑，既現在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甘肅省平涼市，慶陽市，天水市，定西市的渭源、隴西兩縣，隴南市的禮縣，陜西省鹹陽市的長武，寶雞市的陳倉、隴縣、千陽等地。
水資源的利用是古人選址的重要參考，借助丘陵溝壑順勢形成的河流，全覆蓋式的田野考古調查，把西周遺址放到自然水系網中，結合遺址、墓葬等遺存的時代，分析不同時期人群的變化，歸納西周王朝政治格局的變化規律。涉及到的采集遺物標本，均以距離遺址最近的河流為中心，利用河道把涇、渭上遊串聯成一個相對封閉的區域。「西方」的範圍就是這個封閉的區域，但「西土」則是若幹支流上的據點，整個涇、渭上遊族群復雜，從而使該地成為西周抵禦、拱衛政權的核心區域。野外調查河道網與確定西周遺存分布是研究「西土」問題的重點。
一、遺址分布與時代
涇、渭上遊的各支流等級聚落點即是西土，囊括了【史記·周本紀】等文獻記載中和周族群體活動的有關區域。 涇河為西源頭，馬蓮河為東源頭，兩河在甘肅省慶陽市寧縣政平村西交匯，以上為上遊，從政平村到陜西省鹹陽市涇陽縣張家山村為中遊，再向下到西安市高陵區馬西村南為下遊。 涇河上遊及支流源頭的範圍東到子午嶺西麓，南到關中北山山系的千山北麓，西到六盤山東麓余脈及丘陵溝壑，西北到六盤山丘陵溝壑區，北到黃土高原溝壑區，這一區域內諸山脈與溝壑走向影響著河流的流向。
渭河從源頭渭源縣鳥鼠山到陜西寶雞峽水庫為上遊，從寶雞峽水庫到涇河入渭河的高陵區馬西村為中遊，再到渭南市潼關縣的水坡西北為下遊。渭河上遊的範圍東到隴山西麓，南到西秦嶺北麓，西到隴西黃土高原的溝壑區，北到鄂爾多斯台地的溝壑區。西邊的鳥鼠山系是洮、渭兩河的分水嶺；北邊通渭境內的3條西北——東南走向的山梁，是渭河上遊主要的河流的源頭所在。
考古調查借鑒已發表的考古發掘簡報和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的資料[2]，實地勘察遺址地理地貌，采集斷面和地表陶器，尋找遺址對應的河流。對已發掘的出土品和本次新采集標本中的陶器斷代，參照【張家坡西周墓地】的完整陶器譜系[3]，對考古發掘出土青銅器的斷代，參照【周原出土青銅器】的青銅器譜系[4]，做出相對年代的判定。
（一）清水河上遊
固原市原州孫家莊西周墓[5]，位於六盤山東麓清水河西岸，六盤山丘陵地貌是清水河與涇河的分水嶺。墓葬出土銅器和陶器的時代為西周早期。
（二）涇河上遊
固原彭陽姚河塬遺址[6]，馬旺堡[7]，慶陽鎮原常山、前山遺址[8]，為涇河支流紅河上遊。平涼崆峒區廟莊西周墓[9]，崆峒區清福山墓[10]，平涼涇川蒜李出土的銅鬲[11]、涇川縣博物館藏玉都下坳、涇川涇明、城關姚池、城關蔣家、窯店西門、黑河焦村、黑河黨原出土的青銅器，均在涇河、黑河上遊台地上。平涼崇信於家灣西周墓地[12]為涇河支流汭河上遊。平涼靈台白草坡西周墓地[13]、姚家河西周墓地[14]、洞山西周墓地[15]、西嶺墓地[16]、寺溝墓地[17]、鄭家窪西周墓地[18]、中台紅崖西周墓地[19]、社崖灣墓地[20]，均在黑河和汭河上遊台地上。黑河幹、支流有27個面積不超過10000平米的小遺址。
涇河、紅河、汭河、黑河上遊等地的姚河塬、廟莊、清福山等地出土的器物從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偏晚均有，但不見西周晚期的器物。涇河、汭河和黑河之間台地上涇川境內蒜李、下坳等地出的器物時代大多都在商末周初，個別可到西周早期。黑河與達溪河之間靈台白草坡、洞山等地出土的器物時代大多從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偏晚。
（三）馬蓮河上遊
慶陽環縣雙城子西周墓[21]，環縣博物館藏木缽、合道出土陶鬲，在馬蓮河上遊。慶陽合水九站遺址和墓地[22]，慶陽合水師家莊兔兒溝西周墓地[23]，在馬蓮河支流城北河上遊。慶陽韓家灘西周墓[24]，慶陽西峰巴咀西周墓[25]，慶陽火巷西周墓[26]，在馬蓮河西岸各溝瀆上遊。慶陽寧縣宇村西周墓地[27]，慶陽寧縣楊家台西周墓地[28]，慶陽西峰博物館收藏西峰區溫家鄉地莊和隴東石刻藝術博博物館藏合水何家畔鎮南峴出土的青銅器，在馬蓮河東岸溝瀆上遊。
馬蓮河上遊雙城子出土器物的年代從商末周初到西周早期。城北河上遊的兔兒溝、九站出土器物的時代從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偏晚。馬蓮河與城北河交匯的寧縣宇村、楊家台出土的時代相對較晚，可到兩周之際。
（四）渭河上遊
定西隴西縣西河灘遺址[29]，天水甘谷毛家坪遺址和墓地[30]，武山東旱坪—劉家墩，寺屲遺址等10處兩周遺址[31]，天水麥積董家坪遺址[32]，天水市師趙村[33]，天水廣播電視局墓地[34]，天水東泉[35]，天水北坪村[36]，天水甘泉[37]天水張家川梁山鄉嶽山村[38]，天水清水李崖西周墓地及牛頭河流域31處兩周考古遺存[39]。寶雞陳倉境內有屈家塬、毛家莊等西周遺址9處，西周墓地1處[40]。
渭河與菜子河交匯處的西河灘遺址出土物時代從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西河灘到毛家坪遺址之間沒有西周遺址，但以毛家坪為中心15公裏內有大量面積不超過2000平米的小遺址，時代從西周晚期到戰國時期。天水董家坪時代類似毛家坪。渭河支流藉河北岸師趙村出土的陶器時代可到西周早期，渭河支流永川河上遊東泉和甘泉的青銅器可到商末周初。李家崖墓地出土物從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張家川嶽村出土的青銅時代可到西周早期。寶雞陳倉通天河、赤沙河上遊出土陶片破碎嚴重，僅能判斷為兩周時期。
（五）西漢水上遊
禮縣圓頂山墓地[41]，禮縣大堡子山墓地[42]，禮縣西山墓地，西漢水兩岸有商周到秦漢遺址37處，其中寺窪文化遺址25處，為西漢水及其支流上遊[43]。
西漢水支流紅河上遊，費家莊—六八圖等遺址從出土物判斷為戰國至西漢時期。西漢水與永坪河交匯處的大堡子山出土物時代從西周晚期到戰國時期，西山遺址時代與大堡山類似。
（六）汧河上遊
汧河夾在涇渭之間，兩側與涇河、渭河因山成分水嶺。隴縣韋家莊，紙坊溝，楊家莊，梁甫村，邊家村等處均有青銅器出土，且采集兩周泥質灰陶的共有遺址118處，有兩周墓地21處[44]。
汧河上遊韋家莊、紙坊溝出土的青銅器的時代從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偏晚。汧河兩岸台地采集的陶器碎片破損嚴重，僅能判斷為兩周時期。
（七）涇河中遊上段
達溪河下遊與涇河交匯處的長武劉主河墓地[45]，張家溝墓地[46]，達溪河流域發現有60處西周遺址[47]。涇河上遊長武境內涇河南岸台地有23個兩周遺址[48]，涇河中遊上段彬縣涇河西岸有22處，東岸17處兩周遺址[49]。
達溪河下遊劉主河、張家溝出土物的時代到西周早期。涇河中遊上段遺址采集的泥質灰陶除個別時代清楚外，其他僅能判斷為兩周時期。
透過梳理，涇、渭上遊西周遺物分布最西邊的遺址是渭河上遊的隴西西河灘，最西北的遺址是清水河上遊的固原孫家莊，子午嶺西麓最北的遺存是環縣雙城子，面積達400000平米以上的遺址有西河灘，姚河塬、白草坡—橋村、九站等。出土器物時代最早的是涇河、汭河和黑河台地的涇川地區；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的遺存分布範圍最廣，很多支流上遊均有遺址點，西周晚期春秋早期遺址點較少，只有涇河與馬蓮河交匯處的寧縣地區、渭河與小南河交匯處的武山和甘谷等少數地區。
二、遺址內容與人群
梳理涇、渭上遊各西周墓地出土的器物以及遺址采集陶片的時代，結合該區域山形、河流自然環境，把西周遺存放到時空大背景下去分析，從而解決兩周時期人群的變化規律。
西秦嶺、關中北山山系近乎東西向延伸，其余脈山梁、山前丘陵之間形成的河流多南北向——或東南西北向；而六盤山、隴山、子午嶺等山系近乎南北向延伸，其余脈山梁、山前丘陵之間形成的河流大致呈東西或者西北——東南向流，而涇、渭河及各支流的源頭，順流而下的河流則把該區域分成若幹小區域，而大量各時期的遺存就分布在山前丘陵地帶，且靠近河流兩岸的黃土高原台地和兩條河流的交匯處。
黑河、汭河和涇河之間的台地西周墓地出土的器物時代最早可到商末周初，有崇信於家灣、涇川下坳、涇明蒜李、慶陽韓家灘。崇信於家灣墓地、靈台姚家村墓地、靈台洞山、靈台寺溝、靈台鄭家窪、靈台社崖灣均為南北向「墓口略大於墓底，頭端略寬足端，墓底平直，無要坑」的周式葬俗[50]。原州孫家莊西周墓、慶陽韓家灘廟嘴西周墓、靈台白草坡西周墓群、靈台紅崖墓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東西向，髖下有一腰坑，內葬一只小狗」的商式葬俗[51]。
靈台西嶺、涇川玉都下坳、涇明蒜李、涇川涇明、城關姚池、長武劉主河、長武張家溝、合水兔兒溝、環縣雙城、正寧楊家台、西峰火巷、張家川嶽山、天水師趙村等可確定為墓葬，出土器物西周早期到中晚期的器物，但墓葬破壞嚴重很難確定相應的葬俗。且在涇河兩岸及其支流調查的過程中發現較多的面積不超過10000平米的居住遺址，這些遺址多和仰韶、齊家文化的遺址重合，堆積厚度最少40厘米以上，灰坑剖面深度1公尺以上較多，而西周遺址的堆積厚度都很薄約20厘米以下，灰坑剖面也較淺深度1公尺較下，族屬不確定。
黑河、汭河上遊的於家灣是周人自己管理的地區，推測為文獻記載的「密」[52]國，大致範圍為崇信、涇川涇河和汭河流域的台地。達溪河上遊靈台白草坡和紅河上遊彭陽姚河塬都存在腰坑，可能為商遺民管理的區域，與崇信於家灣具有同等級管理權的分封國。渭河上遊目前最清楚的西周早中期的清水李崖墓地，發掘的墓葬「東西向，頭向西，墓地有腰坑，坑內有殉狗」為典型的商式葬俗[53]。隴西西河灘采集的陶片從西周早期延續到西周中期偏晚，但見不到西周晚期的陶片。結合文獻與考古資料分析，西周初年，有一次大規模的人群遷徙到「西土」，是「以藩屏周」中的第一次分封。核心是涇河上遊的涇川地區的「密」和商遺民的等級聚落點。
兩周之際，鎮原嗝邊徐灣墓[54]、正寧西坡楊家台墓出土的青銅器多為該時期，出土銅鼎與洛陽27中東周王陵的銅鼎很接近[55]，推測為周族遺留人群所留的遺存。正寧湘樂宇村墓出土的銅器為西周晚期，墓葬葬俗不清楚，不能確定族屬，而合水南峴可能為「西申」[56]。甘谷毛家坪、禮縣西山、禮縣大堡子山東西向，有腰坑，為秦人的墓葬，族屬關系很清楚。天水麥積董家坪，沒有發掘從采集的陶片可到西周晚期，沿用時間可到春秋，戰國時期。結合文獻和考古資料，從西周穆王討伐「犬戎」[57]開始，該地人群發生了第二次大規模變動，寺窪、秦等為代表的族群開始進入西方，西周遺存數量減少。由於沒有出土文字材料，考古發現西周晚期商式葬俗的等級聚落點也較多，故無法判斷早期「秦」的軌跡。文獻記載了秦的分封，但考古資料中西周晚期出現的的新遺址數量眾多，可證明有人群進入西方，加之秦的緣故即有第二次分封存在。
西周中期偏晚以後，孫家莊、姚河塬、雙城子、於家灣、九站、西河灘和李崖等遺址的出土物見不到西周晚期的器物，推測可能是周人被滅或者遷徙，遺址廢棄。徐灣、楊家台、宇村、石家等遺址的周人群體不清楚是新遷入或是原來本地區小範圍遷徙而來的，但從考古資料上分析，西周中期偏晚之際國家管理策略發生過一次變化。
三、人群變化與戰略
新石器時代涇、渭上遊的主體文化面貌是仰韶、常山下（菜園子）、齊家文化。 到了商周時期，從以往考古發掘、調查的情況，涇渭上遊可分出劉家文化、寺窪文化、西周文化、秦文化和西戎文化五種人群，五類文化的分期以西周器物為參照體系，借助同出共存關系，把該區域內的各遺址早晚關系串聯起來。 涇渭上遊西周時期遺址大量與仰韶，齊家文化遺址重疊，但從剖面厚度上觀察西周時期的堆積比後兩者薄，推測西周時期人群生活時間較短，所以堆積較薄。 這不排除是因為同一人群，短時間內在相鄰遺址之間有遷徙的現象，無論是哪一種現象，都大體反映了西周族屬人群總量較少的狀況。
涇渭流域的地理地貌從商周時期以來變化不大，遺址和墓地均在河道的高處，可透過主、支河流和分水嶺把該區域連成一片，形成一個有機聯系的管理區域。涇河上遊與西周王朝關系密切，故該區域早期遺址分布密度和遺址規模較大，且遺址連續性明顯高於渭河上遊。西周晚期，涇河上遊遺址數量減少，從出土器物時代明顯的遺址看，西周勢力回收到涇河中遊。但與此同時，渭河上遊葫蘆河與渭河交匯的天水董家坪，小南河與渭河交匯的甘谷毛家坪；西漢水與燕子河交匯的西山、西漢水與永坪河交匯處的大堡子山卻出現西周晚期的遺址，且數量有增大的趨勢，到春秋早中期擴張到牛頭河、汧河和達溪河上遊。
（一）西周早期的戰略布局
透過梳理涇河上遊流域的遺址和出土物，大致可判斷西周早期隨著西周王朝分封制度的確立，大量的商代遺民被遷徙到該區域。從目前已經發掘的靈台白草坡、彭陽姚河塬、清水李崖、甘谷毛家坪、涇陽高家堡等墓地，墓葬中均帶有腰坑，坑內殉葬狗，這種帶有商文化特征的葬俗有多個分布的特點，可說明不止一個商遺民族群進入該區域。周王分封的周族勢力雖為核心，但數量上並不占據多數，甚至可肯定商代族群是守衛涇渭上遊流域的主體。
姚河塬、涇川官山林場出土的陶器有劉家文化的陶器，劉家文化的下限可到商周之際，西周的陶器從早期到中期偏晚均有。由此可知，姚河塬的西周族群是居住在原劉家文化人群居住的遺址上，劉家陶器在西周早中期被西周陶器取代，其有可能就是周王朝派來監管該地區的原住民的；而涇川地區出土的商末周初器物，周人在該區域要面對的都是劉家文化人群。九站遺址出土的陶器有寺窪文化的陶器，寺窪文化的下限可到兩周之際，西周的陶器從早期到中期偏晚均有，最後鏟形袋足鬲和麻點紋陶釜有出現在該地。由此可見，九站遺址的西周族群和寺窪人群同時居住，寺窪和西周陶器在西周中期偏晚同時消失，可能的解釋是九站遺址中的寺窪人群與西周人群同時在西周中晚期離開或滅亡。張家川嶽山出土的西周早期銅鼎，有可能是防禦或對峙葫蘆河流域莊浪縣徐家碾寺窪文化據點的西周族群。
崆峒廟莊、白草坡、環縣雙城子、合水兔兒溝等地出土的器物可證明西周早期有西周人群到達涇河上遊，形成了西周族群為核心，商遺民為主體的統治格局，在周王朝管理體系的周圍還分布著若幹不同的劉家、寺窪文化的小族群，這就構成了西周早期涇渭流域的人群分布。
（二）西周中晚期的變遷
涇河上遊流域西周遺存在中晚期突然消失，姚河塬、於家灣、九站、白草坡、甚至西河灘遺址在西周晚期都沒有延續，而渭河上遊西周晚期遺存突然出現且呈現增長的趨勢。甘谷毛家坪、禮縣西山墓地也出土了帶有腰坑的商文化葬俗，且天水董家坪采集的陶器上限可到西周晚期，主體是春秋、戰國時期，都說明在西周晚期有新的人群進入。以甘谷磐安和武山洛門為核心，半徑15千米的範圍記憶體在10處面積數千平米、時代從西周晚期到春秋、戰國時期的遺址，說明第二波商遺民進入渭河流域。
毛家坪遺址出土的陶器有西周的因素，上限可到西周晚期，下限可到春秋、戰國時期，而「麻點紋」陶釜、陶鬲和大喇叭口罐，毛家坪B組的鏟形袋足鬲時代甚至可可到戰國中期。由此可知，毛家坪遺址西周族群有可能是秦人，其後續使用的陶器代表秦人從西周文化中分化出來，並和西戎陶器共同構成了秦人的主體。西山遺址的陶器風格和毛家坪遺址類似，均為有腰坑的商式葬俗的群體，其對抗的族群是進入西周的寺窪文化人群，使用的陶器以橘黃色的陶豆為代表。
渭河上遊西河灘、李崖的時代上限西周早期，下限到西周中期偏晚，葬俗亦以商遺民的腰坑為代表。毛家坪、董家坪、西山等均是從西周晚期開始，其葬俗亦有腰坑，由此可知，西周王朝派遣到該地的商遺民不止一支，有商文化因素的並不一定是早期秦。
（三）文獻中涇渭上遊的變化
結合【史記·周本紀】和【史記·秦本紀】解讀涇、渭上遊考古資料的變化。西周早期，西周王朝分封在涇渭上遊的封國（族屬）很多，如西河灘、姚河塬、於河灣、白草坡、劉主河、雙城子等地，大多為商遺民，沿用商式葬俗，成為涇渭上遊防禦劉家、寺窪器物群為代表的人群主體。從穆王討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開始，客觀上破壞了犬戎或者羌人與西周王朝的聯姻關系；從而在考古遺存上表現出來西周文化因素收縮，且寺窪文化南下進入涇、汧河上遊的現象。至共王滅密，自毀「西土」防禦的體系，周族自身核心地位下降，涇渭上遊商、周族群開始內收、遷徙甚至被滅。
西周中期偏晚，迫於形勢西周王朝改變戰略，從渭河進入隴山以西，同早期一樣商遺民不是一支。西周歷王時期大駱族被「犬丘」所滅，同時很多商遺民族群也被滅。孝王時非子為附庸，宣王時封秦仲為大夫，宣王時封莊公為西垂大夫，秦人開始收服其他商遺民，控制了渭河上遊，同寺窪文化陶器為代表的「犬戎」或者「羌人」進行對抗。
四、小 結
透過調查涇、渭上遊西周遺址的分布情況，基本可以確定西周早期，商遺民很多支進入該區域，面對的戎狄、羌人集團，或對抗或結盟，成為該區域的主體。 受制於自然環境和外界人文環境，商遺民大多選擇仰韶、常山下、齊家文化人群居住過的地方，故西周時期遺址大多與早期遺址重疊，自己選擇新居住地的較少，只有隴西西河灘、橋村—白草坡等。 劉家文化從西北方向從姚河塬、官山林場一線進入寶雞麟遊地區與西周王朝發生關系，而寺窪文化則是從西南向東北方向發展，進入葫蘆河、清水河、牛頭河進入慶陽地區，成為侵擾西周的主要力量。
西周時期的周王室對涇、渭上遊有兩波分封，分封物件大多為商遺民。以商遺民為主體的西周族群在一個遺址生活的時間均很短，到西周中期偏晚隨著涇、渭上遊犬戎族群的進攻或者自身的內遷導致犬戎族群的進入該地區的，表現是西周遺址數量大規模減少，這種變化和關中地區西周中期偏晚王畿以內遺址數量的變化一致[58]。秦族是西周王朝第二波分封到涇、渭上遊的一支商遺民，其在西周王朝戰略調正的基礎上，不斷吸收、分化其他族群，最先成為渭河上遊的管理主體。
靈台景家莊墓[59]、靈台洞山東周墓[60]出土的青銅器和喇叭口罐為典型的秦人器物，表示秦人在春秋中期進入達溪河流域，以此為基礎逐步向東、向北擴張。戰國時期，彭陽小河灣、崆峒廟莊、合水九站等以鏟形袋足鬲、「頭蹄葬」為代表的西戎文化和「麻點紋」陶釜為代表的「秦」文化迅速發展，重新管理了涇、渭上遊區域，甚至再次進入清水河，甚至是祖厲河上遊。出處四川博物院【博物館學刊】第9輯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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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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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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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天水縣文物誌編些委員會：【天水縣文物誌】，1984年。
[37] 同【15】。
[38] 同【15】。
[39] 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牛頭河流域考古調查】，【中國歷史文物】2010年第3期。
[40] 陜西文物局主編：【陜西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叢書】，陜西出版集團·陜西旅遊出版社，2012年。
[41] a毛瑞林，李永寧等：【禮縣圓頂山秦墓】，【文物】2002年第2期。B李永寧、王剛等：【甘肅禮縣圓頂山98LDM2、2000LDM4春秋墓】，【文物】2005年第2期。
[42] a遊富祥、楊哲峰等：【2006年甘肅禮縣大堡子山21號建築基址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11期。B韋正、王輝：【禮縣大堡子山祭祀遺跡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11期。c侯紅偉:【禮縣大堡子山東周墓葬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11期。
[43]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漢水上遊考古調查報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44] 陜西文物局主編：【陜西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叢書】，陜西出版集團·陜西旅遊出版社，2012年。
[45] 田學祥、張振華：【陜西長武縣文化大革命以來出土的幾件西周銅器】，【文物】1975年第5期。
[46] 同【3】。
[4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2013年達溪河流域考古調查報告】，【西部考古】2017年第1期。
[48] 同【2】。
[49] 同【2】。
[50] 甘肅省考古工作隊：【甘肅崇信於家灣周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1期。
[51] 許俊臣、劉得禎：【甘肅合水、慶陽縣出土早周陶器】，【考古】1987年第7期。
[52] 在涇川藏家手裏見到戰國時期戳印文「密」的陶罐，據說出自黑河流域，推測涇川境內黑河、涇河之間的台地可能為西周時期的密國。
[53] 王太職：【清水李崖遺址西周遺存分析—兼論西周時期商式鬲及相關問題】，西北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
[54] 許俊臣：【甘肅慶陽出土的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3期。
[55]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體育場路東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11年第5期
[56] 合水何家畔南峴出的青銅器銘文有「姜申」，但破壞嚴重不知道是否為墓葬。
[57] 路國權：【涇、洛、渭河上遊西周文化邊界與相關問題初論】，【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3期。
[58] 馬賽：【西周時期關中地區的聚落分布與變遷】，【南方文物】2017年第3期。
[59] 劉得禎、朱建唐：【甘肅靈台景家莊春秋墓】，【考古】1981年第4期。
[60] 吳礽驤：【甘肅靈台縣兩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