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大爭執：土地革命先於北伐，關乎七一五。
我是棠棣，一個狂熱的歷史愛好者。歡迎你們【關註】我，一同探討古今中外，縱論天下的大勢。我的信念：人生一回，不求聞達於諸侯，但求在學識與交友中找到自我。
1926年11月到12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召開，就中國革命問題，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明確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
而剛到武漢不久的鮑羅廷，對土地革命的主張依舊堅定激進。1. 土地革命是必要的嗎？當時，社會上已經有兩湖工農運動「過火」之說，但鮑羅廷認為這還不夠激烈。
他警示武漢的國民黨人，對中國反革命的社會基礎，絕不能采取姑息的態度。他說，因為軍閥及其軍隊阻礙革命，我們在從廣州到武昌的路上殺了很多人，但對於那些剝削農民、阻礙革命的大人先生們，我們甚至連碰都不能碰他們。
「公道與正義在哪裏？」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提出農民運動的先鋒應該是痞子和流氓，而真正的農民才能起來。受此觀點和思想的影響，毛澤東在武漢期間進行了農運調查，並寫成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他在報告中稱贊農民運動「非常好」，而不是「糟透了」，稱農民運動是「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毛澤東的報告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瞿秋白的高度重視，他不僅幫助出版單行本，還親自作序，宣稱農民要的是政權和土地，他們的鬥爭可能會觸犯紳士先生的私有財產，但他們不會過分，只會繼續受到剝削。
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後，鬥爭形勢變得錯綜復雜，局勢的發展不再受鮑羅廷的控制。無法掌控的革命形勢和政治軍事經濟局勢使鮑羅廷逐漸改變了他一直堅持的激進土地革命思想。
同時，莫斯科堅決維持的以國共黨內合作為形式的統一戰線框架，也使鮑羅廷無法繼續他的土地革命設想。因此，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土地委員會，負責討論土地問題並制定解決辦法。
這個委員會由鄧演達、徐謙、顧孟余、毛澤東和譚平山五人組成。在委員會成立後的一個多月裏，他們召開了多次會議，對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意義、政治沒收和經濟沒收的問題以及沒收的土地歸誰所有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最後，他們決定按照政治沒收的原則解決土地問題。
在一次會議上，關於土地所有權歸屬問題，各方觀點不一，有主張歸農民所有的，有主張歸政府所有的，還有既不同意歸政府所有，也不同意歸農民所有的。
最終，會議決定將土地沒收歸農民所有。此外，會議還討論了關於保障小地主和革命軍人的土地問題，以及如何沒收和分配土地等問題。
經過激烈的討論，土地委員會透過了七項決議，但這些決議必須經過國民黨中央審查核準後才能公布生效。然而，當這些決議案送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討論時，遭到了許多委員的反對和指責。
最後，只透過了【處分逆產條例】和【佃農保護法】兩個議案，並以武漢政府名義先後公布生效；【革命軍人土地保障條例】只透過，不公布；爭論最大的【解決土地問題決議案】被否決。
在土地委員會對土地問題的討論中，鮑羅廷也參與了討論。他指出，解決土地問題可以從國民政府和非國民政府兩個方面著手，其中在國民政府之下的，最重要的是建立農村自治制度，以保證土地問題的順利解決。
同時，他也認為解決土地問題需要科學的方法和具體的方案，並建議成立專門的機關進行研究，並透過省民會議的方式將決議案提出來，作為單行的法令在各省實施。
鮑羅廷在土地革命的態度轉變後，轉而依靠國民黨左派並限制農民運動，以維持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然而，在土地問題上，他與羅易產生了分歧，羅易主張立即實行土地革命以鞏固革命根據地，而鮑羅廷則認為應該待北伐軍打到北京後再實行土地革命。
這種爭論源於共產國際的土地政策，即土地國有化並沒收地主的土地。羅易的使命之一是指導中共中央執行這一政策，並在兩湖地區開展土地革命以鞏固根據地。
鮑羅廷擔心進行土地革命會導致共產黨人發動武裝起義並反對國民政府，但羅易認為這種擔憂是不必要的。然而，盡管存在分歧，鮑羅廷和陳獨秀都不支持農民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要求。
鮑羅廷關註土地革命可能帶來的影響，為避免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破裂，他提出解決土地問題的思路：決議要合法權威，經國民會議透過、由國民政府頒布，並從上往下執行推廣，以穩定軍隊將領情緒和避免「過火」行為。
他認為武漢政府在二期北伐後，需限制土地革命和工農運動，以穩定前方情緒。然而，鮑羅廷的思路存在局限：農民運動風起雲湧，政權架構不穩定，無法透過正常穩妥途徑解決土地問題；試圖透過國民黨「左派」政府來解決封建土地制度根本行不通。
鮑羅廷提出戰略「退卻」的總方針，認為國民政府不會反對農民爭取土地，但目前形勢下，武漢政府不可能用法令規定激進措施。
鮑羅廷在向上級所作的關於中國政治局勢的報告中，承認了國民黨人的顧慮是合理的。他強調在土地問題的方案和決議中，不能忽視軍隊的因素，並且目前不應該以政府和國民黨的名義發表宣言和采取激進措施，以防止指揮人員和軍隊發生分化。
在中共五大會議上，鮑羅廷與羅易就土地問題進行了激烈的交鋒。中共五大於1927年4月27日在武昌都府堤原31號的原湖北省立第一小學召開，這是中共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參加大會開幕式的還有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多裏奧、維經斯基、鮑羅廷，以及英、法、美、德、蘇兄弟黨的代表和工、農、青、少、婦等群眾團體的代表，以及國民黨代表團。
在會場內，主席台前面掛著「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橫幅，後面正中墻上掛著馬克思、列寧、孫中山的畫像，另外還懸掛著紅色中國共產黨的黨旗和繪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民黨黨旗。
共產黨的代表大會掛著國民黨領袖的畫像和國民黨黨旗，並且有國民黨中央領導人到會祝賀。這是1927年在赤都武漢公開召開的中共五大的鮮明特色。
中共五大會議在4月27日至5月9日召開，因形勢復雜，會議在武昌舉行開幕式後轉移至漢口濟生三馬路黃陂會館。
會議持續13天，期間羅易與鮑羅廷觀點針鋒相對，尤其是關於土地問題的分歧，鮑羅廷主張向西北發展，而羅易則有不同的看法。
會議最終形成一個「回避土地革命的公案」。會議結束後，羅易與多裏奧給史達林發電報表示他們在諸多問題上與鮑羅廷存在分歧，並決定讓多裏奧攜帶詳細材料回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尋求判斷。
盡管爭議不斷，中共五大最終達成了共識，主張同時推進擴大與深入的革命，對土地問題持積極態度。大會透過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強調，革命既要「迅速擴張」，也要深入執行革命任務，以鞏固革命的根據地。
【決議案】明確指出，目前「革命的主要任務是急進解決土地問題」，這是鞏固工農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的必要措施。
五大透過的【土地問題議決案】規定，沒收所有公有、祠堂、學校、寺廟、外國教堂和農業公司的土地，交給農民耕種；無代價地沒收地主租給農民的土地，經過土地委員會交給農民耕種；取消地主紳士的所有權和權利；建立農民的鄉村自治政府，對農村各被壓迫階級組織的鄉民會議負責等。
五大雖然制定了土地革命的原則，提出「將耕地無條件地轉給耕田的農民」，但還是將實作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了武漢國民政府上。
武漢國民黨的土地委員會也提出了【解決土地問題的決議案】，規定要沒收大地主的土地，但又規定肥田不超過50畝、瘦田不超過100畝的都算小地主。
在武漢政府管理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土地征收的機會很少。然而，即使這個綱領，也被國民黨中央擱置，導致中共五大透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成為空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