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
9
月
9
日，毛主席辭世，使整個中國大地陷入沈重的悲痛之中，同時也引發了中國最高權力核心的真空。華國鋒接手中央工作，面臨著一個十分嚴峻又撲朔迷離的局面。
在中央高層，分裂和矛盾已顯露得相當明顯。為了維護國家穩定大局，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毅然決定采取
「
以快打慢
」
的方式，並動用警衛部隊這一
「
軍事
」
手段。
隨著黨和國家逐漸恢復正常秩序，政治局面變得更加穩定，人們對未來充滿信心。然而，過去十年在政治思想上造成的混亂並非能夠一蹴而就地消失。再加上之後實施的
「
兩個凡是
」
政策，給在新形勢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設定了障礙。因此，在接下來的兩三年裏，中國在徘徊中繼續前進。
直到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舊有的思想禁錮才被完全打破，一個嶄新的格局得以重生。與此同時，中共高層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
1978
年
12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舉行了一次會議，這次會議標誌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領導層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這次調整中，陳雲、胡耀邦和胡喬木三位領導人得到了最明顯的晉升。胡耀邦升任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秘書長以及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安子文曾經在中共中央組織部擔任部長時深有感觸：
我曾在中共中央組織部擔任副部長和部長達
20
多年，但最終卻被監禁；而胡耀邦則僅僅擔任了一年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就躋身於中共中央政治局。
我們可以從這樣的感慨中推斷出，當時中央領導層經歷了劇烈的動蕩和變化。
一切毛主席說過並得到認可的觀點，不應受到批評。
1976
年，鄧小平因身體原因被撤銷一切職務後，住進了北京
301
醫院。葉劍英得知情況後，特意給
301
醫院打了招呼，要求他們妥善安排好鄧小平的醫療工作，並明確下達了指示：
「
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護好。
」
這兩個
「
一定
」
不僅展現了葉劍英和鄧小平之間深厚的革命情誼，還能讓人感受到當時形勢的嚴峻程度。
1976
年
10
月
7
日的清晨，葉劍英疲憊不堪地結束了通宵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後，他毅然拿起電話，與老戰友鄧小平分享了這個令人振奮的好訊息。
鄧小平掛掉電話後對夫人卓琳說：
「
看來，我可以安享晚年了。
」
盡管鄧小平被解除了一切職務，但他仍然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因此，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李維信說：
「
請代我向中央轉達，我希望能看到華國鋒在
‘
打招呼
’
會議上的講話檔。
」
不久之後，鄧小平詳細閱讀了華國鋒的講話稿，並於
10
月
10
日寫了一封信，交給汪東興轉交給華國鋒。在信中，鄧小平並未提及自己的事情，只熱情地表達了對粉碎
「
四人幫
」
所表示的支持和歡欣之情。
華國鋒閱讀完鄧小平的信後，便將其丟在一旁，並強調要繼續進行
「
批林批孔
」
和
「
批鄧
」
。而堅決支持執行華國鋒這一意見的
「
紅掌旗官
」
就是汪東興。
在推翻
「
四人幫
」
時，汪東興發揮了重要作用，之後成為華國鋒的副手，權勢滔天。當時甚至有海外報刊給予了他們一個特殊的稱號
——「
華汪體制
」
。
汪東興之所以變得如此重要，不僅是因為他在特殊時期挺身而出，站在人民的一邊，立下了汗馬功勞，還因為他擁有長期待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經驗。在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多年的過程中，他深諳中共高層機密。據說，他甚至曾在一次中共中央宣傳部門的會議上自言自語：
「
現在了解過去十年全過程的只有我一個，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
」
中共中央宣傳部門於
11
月
18
日召開了宣傳工作會議，會上負責宣傳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東興發表了重要講話。與會人員普遍對鄧小平的宣傳策略表現出濃厚興趣。
對此，汪東興不僅高聲呼籲要徹底打倒
「
四人幫
」
，還表示要推翻鄧小平。談及鄧小平，汪東興如此表態：
鄧小平也犯了嚴重的錯誤，而且這些錯誤是因為他沒有聽從毛主席的指示，而是繼續實施他過去的一套方針。
毛主席已經下達了一個檔，其中包含了對鄧小平的處理意見。無論如何，這份四號檔都是正確的，它代表了毛主席的指示。
鄧小平對
「
過去十年
」
的理解仍然不夠深入，而且他對
「
三個正確對待
」
也處理得不夠到位。
汪東興在會上所說的話實際上也反映了華國鋒的想法。華國鋒曾多次強調要
「
照過去方針辦
」
，而汪東興的講話正是基於這一原則。
在
「
四人幫
」
被粉碎後的兩個多月裏，華國鋒和汪東興都沒有支持外界對鄧小平恢復工作呼聲的不斷高漲。
就這樣，
1976
年在波瀾起伏中度過了。
隨著
1977
年新年鐘聲的敲響，當人們剛剛粉碎了
「
四人幫
」
，全國上下正湧動著一股追悼周總理的熱流。
1
月
8
日是周總理逝世一周年紀念日，這個時候華國鋒不得不深思熟慮是否要隆重紀念周總理逝世一周年。
1976
年，周總理逝世後，由於當時的社會環境，人們悼念周總理的活動和情感受到了壓抑。而今年，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人們曾受到壓抑的情感又即將要噴發出來了。
然而，紀念周總理已經變成一個敏感的話題，這是因為它與鄧小平密切相關。
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對這一非同尋常的報道內容敏感地做出了反應，但是宣傳紀念周總理逝世一周年的方式必須經過中央的批準。
汪東興就此提出了五點要求：
只需釋出四到五篇紀念文章，不要讓老幹部以個人名義撰寫有關周恩來的會議文章。同時，避免提及周恩來是
「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
，並且不對外開放周恩來的紀念展覽。此外，【人民日報】也不應發表社論。
汪東興還特別強調：
「
對周恩來的評價，不得超越悼詞，因為悼詞是經過毛主席審查批準的。
」
當時播放了一部紀念周總理逝世一周年的紀錄片，其中解說詞將周總理稱為
「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
。汪東興堅持要求將這個稱號刪去，理由是：
「
周恩來悼詞中並沒有提及這句話，而悼詞經過毛主席三次審查才定稿。
」
【人民日報】決定在周總理逝世一周年紀念日撰寫一篇社論以表達對周總理的追思。汪東興得知此事後，詢問道：
「
你們是否打算另外撰寫一篇悼詞以致哀於總理？
」
【人民日報】後來也表示：
「
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導致很多紀念文章寫了但沒有登出來，如今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報社又收到了許多紀念周總理的文章，不得不登載。
」
汪東興強調了不要超過紀念毛主席的規模，他說：
「
不能多登。
」
收到汪東興的答復後，【人民日報】開始查閱資料，得知毛主席逝世時共釋出了
66
個版的紀念文章。因此，【人民日報】決定發表超過
50
個版的紀念周總理的文章。
在各種限制下，對紀念周總理逝世一周年的冷淡態度並未改變。
1975
年，【紅旗】雜誌在第三期和第四期分別發表了兩篇經過毛主席稽核的文章。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
1977
年有人撰寫了批判性文章，打算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然而，當【紅旗】雜誌向汪東興請示時，他卻給予批復：
這兩篇文章經過了中央和偉大領袖、導師毛主席的審閱，因此不可以直接點名批評。
事實上，汪東興的批復與華國鋒曾經說過的
「
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
」
是一致的。
盡管有些人試圖阻撓鄧小平的復出，但歷史的行程不可阻擋，鄧小平復出的時機也日益成熟。在黨內多數同誌的共同努力下，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並重新擔任了黨內的所有職務。
不久以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問世，拉開了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序幕。這篇文章剛一釋出，就迅速在整個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伴隨著日益激烈的
「
輿論風暴
」
，第六天，汪東興與政治局的幾位同誌進行了看法交流。
關鍵之處在於將毛澤東思想稱為
「
枷鎖
」
、
「
禁區
」
，這正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所要表達的。
這篇文章的姓名標示是
「
特約評論員
」
，但是誰特別約來的，我們並不清楚。
汪東興批評【人民日報】轉載這篇文章的行為是
「
沒有黨性
」
。
1978
年
6
月
2
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盡管他沒有直接提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但其講話卻被【人民日報】稱為
「
深刻闡述了毛主席實事求是光輝思想
」
。實際上，他已經明確表示支持了這篇引起爭議的文章。
胡耀邦親自審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鄧小平並未目睹此文。直到引起爭議後，他才細致閱讀。
那天，海軍司令員劉居英出席了鄧小平的講話，隨後便給【光明日報】的總編輯楊西光打電話。在電話裏，劉居英簡要地向楊西光報告了鄧小平講話的內容，盡管內心激動難抑。
得知鄧小平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時，楊西光深感振奮。他迫不及待，立即趕到了劉居英家，一口氣看完了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印發的講話稿。
鄧小平曾在
8
月
19
日接見文化部核心領導小組時說道：
【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當時未予以留意。後來聽說有人提出反對意見，於是才找來細細地閱讀。文章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站得住腳。我在
6
月份的講話中也曾表示支持。
當時，黨報黨刊作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媒體，一直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因此，汪東興希望能夠控制它。
得知不少報刊正在組織有關討論
「
真理標準
」
的文章後，汪東興下定決心要阻止這一活動。他深知，
「
真理標準
」
問題的討論背後所涉及的並非簡單的學術探討，而是直接關系到當前的政治課題。這事關中國的命運，也牽動華國鋒的命運。
汪東興希望透過使用
「
下不為例
」
四個字來畫上一個句號，以阻止報刊再次刊登有關
「
真理標準
」
問題的相關文章。
汪東興甚至強調了繼續宣傳可能帶來的危害。
宣傳工作存在不足之處，國內外敵對勢力會加以利用。蘇美爭霸和反動派都會借機挑撥離間，他們會煽動政治局常委之間的關系，搞亂中央委員之間的關系，甚至試圖挑撥毛主席和華主席之間的關系，挑動工人和農民之間的關系。如果宣傳工作不嚴密，讓敵人利用的話，後果將是十分嚴重的
……
在一定程度上，思想鬥爭也激發了各個領域人的思想解放。
1978
年
9
月，鄧小平視察東北三省時提出要
「
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
，這一重大戰略決策也成為了中國當代歷史的轉折點。
不久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在會上，陳雲做出了一番
「
爆炸性
」
的講話，他的話語銳利而且具有不可忽視的份量，觀點非常獨到和深刻。他說出了很多人內心想說卻不敢說的話。
在轉移全黨工作重點時，必須穩固團結，並解決眾多歷史遺留問題，否則就無法實作工作重點的轉移，也無法實作穩固團結。
陳雲在講話中提醒與會代表們，必須正視一系列重大的價值觀問題，需要解放思想，擺脫
「
左
」
思潮的束縛。只有先解決這些問題，才能進一步討論具體的工作事務。
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11
月
25
日就陳雲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做出了明確表態，解決了歷史遺留的問題，也減輕了人們心中的負擔。隨後，在
12
月
13
日，華國鋒再次對
「
兩個凡是
」
進行了檢討，指出
「
兩個凡是
」
講得過於絕對。
「
兩個凡是
」
方針，經過大約兩年的實施後，初步被否定。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取得重大進展的同時，黨的領導層也發生了重大調整。
在
12
月
25
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新增任命了四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對他們的職責進行了具體分工安排。
陳雲主管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公安、檢查、法院、民政等政法部門。
鄧穎超負責管理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眾組織。
王震負責管理機械工業部的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個部門。
胡耀邦負責管理中共中央的日常事務和宣傳工作。
除了有人躋身中央領導層，亦有人明顯受到冷遇，例如汪東興和張平化。很顯然，他們在有關
「
真理標準
」
的討論中的行為招致了中央委員們的批評。
1979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了幫助汪東興等同誌的組織生活會，陳雲在會上發表了講話：
東興同誌已經滯後於革命潮流，他不能提出有益的建議來推動我們黨的改革、國家的發展以及糾正以往的政策錯誤。相反，讓這樣的同誌繼續留在黨中央的領導崗位上顯然是不適宜的，全黨同誌也無法接受這種情況。
1980
年
2
月，汪東興正式結束一線領導崗位，他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辭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職務。
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央領導層的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華國鋒、汪東興逐漸失去了影響力，而鄧小平、陳雲等老同誌重新回到了權力核心地位。
1980
年，汪東興辭去一切職務，這個決定讓很多人感到困惑，他們無法理解，在中國形勢日益向好的時候，為何他選擇了激流勇退。對於這些質疑，汪東興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如今的中國充滿活力，而我的思想已經有些跟不上時代了。對黨和國家的發展來說，選擇退休對我個人和國家都是有利的。鬥爭已經結束，未來的發展機會應該留給更加適合的人。
汪東興之後開始了寧靜的退休生活。盡管已經離開政壇，但他每天都閱讀【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
……
他還曾多次研讀毛選，特別是在遇到問題時，就會專心鉆研其中以尋找答案。
汪東興對外界對自己的評價毫不在乎，特別是
「
凡是派
」
這一稱謂，但他非常關心社會對毛主席的各種評價。晚年時，他幾乎很少外出參加活動，但每年毛主席的誕辰和忌辰日，無論風雨如何，他都會前往毛主席紀念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