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
——明末思想家唐甄
唐甄這句話，「賊」其實還是好聽的說法，用口語說就是，從秦朝以來凡是當皇帝的都是流氓。確實，當我們回顧歷史，會發現這種現象比比皆是——
劉邦成事之前便是個「不事生產，好酒及色」的地痞流氓，他曾對著始皇帝的出巡儀仗無比垂涎；成事之後，他的流氓勁兒就更為十足了，曾把小便撒在儒生帽子裏而洋洋得意，逃命時把自己妻女推下車而不以為然，項羽要將他父親下油鍋，他卻說「我爹就是你爹，殺了別忘了給我一碗肉湯喝」。最後稱帝，他還驕傲地反問父親：你從小總說我無賴，現在我比別人如何？結果， 講究禮義廉恥的貴族項羽，終於敗給了「不講武德」的流氓劉邦。
從乞丐出身的朱元璋，也好不到哪去。他年少貧苦，但一旦得了江山，便成了一個活脫脫的政治大流氓。什麽開國功勛、同鄉舊友，殺起來毫不含糊。這和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相比，簡直就是最低端的黑社會手段。此外，他為保江山任人唯親，最後落個自家兒子打自家孫子的局面。
開國皇帝尚且如此，帝王手下一眾將相，就更是如此。劉邦手下與韓信齊名的大將彭越曾是水匪，朱元璋手下號稱常十萬的常遇春也是強盜。 然而，這些人都是史書上公認的「雄主良將」，我們不禁疑惑：「為什麽自古成大事者，流氓這麽多？」
▲作為明朝「第一猛將」，常遇春所到之處「寸早不生」，攻下城池就屠城
人們常說，審視問題的視角不同，看到的結果自然不同。當我們用傳統「立不世之功，成不朽之業」的儒家視角審視，他們自然是明君名臣；然而，這一視角並不足以解釋他們身上的流氓氣質，更無法解釋這一長久普遍的歷史現象。對此，著名學者王學泰在其代表作【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提出一個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全新視角——遊民視角。
他指出， 無論是不事生產的劉邦，織席賣履的劉備，還是遊手好閑的朱溫，出身乞丐的朱元璋，很多成功的歷史人物都有一個共同出身——流氓，或者更準確的說——遊民。
遊民群體的龐大與長久存在，塑造了中國歷史上一種獨特的群體文化——遊民文化。他們有自己的江湖規則，有自己的生存法則，他們也是最能沖垮現有秩序、顛覆王朝統治的狂熱力量。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與地區，能有中國歷史這般頻繁塑造遊民的土壤。獨特的生存環境，造就了遊民獨特的群體特征：
· 他們「不事生產」，沒有固定職業，要麽迫於生計出賣勞動力，如放牛的朱重八；要麽遊手好閑、不務正業，如劉邦及其一眾小弟；也因為身處底層，他們對成功與改變命運最為渴望；
· 他們也沒有穩定居所，往往為生計遠離家鄉、四處奔波，甚至落草為寇。除自己一百多斤肉外，並無多少私產， 所謂「無私也就無畏」，他們均「膽大妄為」，做事不講規則，也最主張天下「公有」。
▲被忽視的「士農工商」外的第五層：遊民階層
可以說，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是由上層「講道德的禮樂倫理」與下層「忽視道德的遊民文化」共同構成。要理解中國，二者缺一不可。 21世紀的今天，遊民一詞雖不再使用，但大量流動、失業人口、最底層的勞動人民，甚至一些中產乃至「成功人士」，仍具有明顯的「遊民」特征，因此這一視角對於理解當下，同樣不可或缺。
然而，在傳統歷史敘述中，遊民往往被當作一個邊緣群體不被重視，遊民文化的概念更是無人提起。直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遊民文化研究開山之人王學泰第一次系統提出遊民文化，才為我們帶來這一審視中國社會的全新視角。學者李慎之曾說： 透過這一視角，無疑是發現了另一個中國。 當今學界更是將「遊民文化」與吳思「潛規則」、余英時「士文化」並稱為「 中國當代三大人文發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