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5年的春夏之交，中央紅軍踏上了一段漫長而艱難的征程。他們跨越了高聳入雲、延綿不絕的雪山，踏過了松潘廣袤、泥濘無垠的大草原。這段歷史，見證了紅軍不屈不撓的精神和自然環境的無情考驗。
他們面對的不僅是敵軍的圍追堵截，還有自然界的嚴峻挑戰。在穿越1300公裏的雪山期間，紅軍士兵們只能依靠稀薄的衣物和燃燒辣椒水以禦寒。在極寒的氣候下，體力透支的士兵們面臨著生與死的邊緣。許多士兵在疲憊中倒下，再也無法起身，化作永恒的雪地雕塑。
跨越雪山後，紅軍的減員情況十分嚴重。接著，他們又步入了松潘大草原。這片草原廣闊無垠，步行穿越需耗時七天。草原上的爛泥和隱藏的陷阱無情吞噬著士兵的生命。更為嚴酷的是，草原上缺乏食物和飲水，士兵們只能忍饑挨餓，一路艱難跋涉。
此外，草地上的腐爛植物釋放的甲烷等有毒瓦斯，無色無味，成為無形的殺手。許多紅軍士兵在草原上安營紮寨後，永遠地睡去了。
毛主席以超凡的體能和智慧帶領著部隊。他僅靠口袋裏的炒麥粒維持生命，一粒粒地珍惜著這寶貴的食物。在艱難跋涉中，紅軍的力量逐漸消磨。到了9月中旬，中央紅軍的人數減至僅有14000余人，其中能夠參與戰鬥的野戰部隊不足一萬人。
在這種情況下，紅軍決定北上，致力於建立川陜甘革命根據地。盡管面臨國民黨中央軍、陜甘地方軍閥、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夾擊，毛主席和紅軍領導人堅持前行，他們並不知道在陜北已有劉誌丹、謝子長等人建立的革命根據地。在這片無光的黑暗中，他們唯有依靠自己的毅力和勇氣，開辟出一條生存之路。
在1935年9月12日，中央紅軍的領導層，包括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凱豐、劉少奇、博古等中央政治局成員，在甘肅南部的俄界縣聚集，緊急召開了一場決定性的全體會議。他們面對的是紅軍未來的關鍵抉擇：如何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找到生存和發展的道路。
他們的討論焦點集中在臘子口這一地理難關。這裏是從甘南通往甘北的重要通道，地勢險峻到了極點。臘子口的地形狹窄，兩側是險峻的懸崖，中間只有一條僅有8公尺寬的山道，下面是湍急的臘子河。這裏的地勢使其成為天然的屏障，一旦有敵軍防守，紅軍想要透過幾乎是不可能的。
面對這樣的地理挑戰，中央紅軍的領導人深感壓力。他們清楚，如果無法占領臘子口，就意味著他們將不得不退回到那充滿危險和困難的草地。在草地上，紅軍將面臨著缺乏食物和水源的困境，如果蔣介石封鎖了主要的出入口，紅軍可能會在那裏被困死。
隨後的9月15日，中央紅軍在藏族土司楊吉慶的協助下，成功抵達旺藏寺，並且得到了30萬斤小麥的補給。這場意外的援助給了紅軍極大的幫助和精神上的慰藉。西昌的小葉丹和隴南的楊吉慶這兩位少數民族領袖在關鍵時刻伸出了援手，成為紅軍歷史上的幸運之星。
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決定必須占領臘子口，這是通向北方的關鍵地點。他深知，如果無法透過這個地點，紅軍將不得不重回草地。紅軍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但他們決心不退縮，勇往直前。
與此同時，蔣介石的情報系統對紅軍的動態也有所了解。他預判紅軍會向北轉移，可能會與劉誌丹的部隊會合。蔣介石基於多年與毛澤東的交鋒經驗，認為真正值得關註的是中央紅軍。雖然紅四方面軍在戰鬥中表現出色，但蔣介石認為其領導層的戰略決策並不穩定，因此沒有將其視為主要威脅。在蔣介石看來，中央紅軍的行動才是他需要重點關註的。
在1935年的關鍵時刻，蔣介石對於剿滅中央紅軍的決心堅定不移。他深知，一旦中央紅軍被消滅，整個剿共戰事便可迎刃而解。他的戰略眼光異常敏銳，但在實際執行中，細節處理卻顯得粗糙。
蔣介石首先指令胡宗南的部隊從武都周邊向西北方向推進，希望將紅軍逼回草地。此外，他還急忙向甘肅省政府主席兼蘭州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發出電報，命令其加強防禦，封鎖重要交通路線，防止紅軍向東北方向突圍。電報中還附帶一份懸賞令，對捕獲或殺害紅軍高層的豐厚獎勵，毛澤東成為懸賞金最高的目標。
然而，朱紹良接到電報後，並未全力以赴。他不願意動用自己的主力部隊直面紅軍，而是將註意力轉向了地方軍閥魯大昌。魯大昌，一個從基層起步，逐步積累力量的軍閥，至1931年已經掌控甘肅東南部多個縣份，擁有一支規模龐大的軍隊。
朱紹良的電報指示魯大昌防守要點，特別強調嚴防紅軍突破。朱紹良還承諾將增援魯大昌，派遣唐淮源部隊前來支援。然而，魯大昌卻並不全信朱紹良的話，他懷疑這是一個陷阱，旨在借機削弱自己的勢力。
魯大昌的猜測頗具先見之明，他幾乎預測到了紅軍的每一步行動，唯獨沒料到他們會攻擊通往自己根據地的臘子口，也沒想到藏族土司竟會與紅軍結盟。他更傾向於認為朱紹良是借機讓唐淮源部隊取代自己的勢力。
因此，魯大昌在臘子口的部署相當保守，僅留一小部份兵力。他將主要軍力集中在岷縣，同時讓唐淮源的部隊待在岷縣附近，以防萬一。他在臘子口以南和武都地區部署了更多部隊，形成了一種詭異卻缺乏效率的防禦布局。
這種布陣方式令人困惑，即使是蔣介石親自來到，也難以理解魯大昌的意圖。魯大昌的這種戰略布局，雖顯得詭異，卻也反映了他獨特的謹慎和對政治局勢的深刻理解。
在1935年的秋季，中央紅軍面臨著攻占臘子口的嚴峻挑戰。毛澤東雖然制定了詳細的戰略計劃，但對於這次行動的成敗仍充滿憂慮。臘子口的地理位置險要，如果敵軍已做好充分的準備，紅軍將難以取得優勢。
9月15日深夜，毛澤東與紅1軍團的精銳部隊一同前往臘子口。林彪向他匯報，負責攻擊的是紅2師4團，這是一支經歷過瀘定橋戰役的紅軍精英部隊。
由於臘子口的狹窄地形限制，即使是勇猛的紅4團也只能分批次發起攻擊。這樣的戰術布置使得如果敵方在臘子口後方配置了大量兵力，紅軍的攻勢將受到嚴重阻礙。
毛澤東於16日緊急指示彭德懷，要求第2縱隊和軍委縱隊迅速集結至旺藏寺，以備臘子口一旦被攻克，紅軍全力穿過，防止敵軍的反撲。
然而，真正的危險並不僅僅是攻不下臘子口。最大的風險在於，即使前線部隊成功透過，魯大昌可能會派遣大量兵力進行反攻。一旦臘子口重新落入敵手，中央紅軍將面臨被分割為兩部份的危險，全軍覆沒的威脅將十分嚴峻。
這正是古代兵法中所謂的「料敵從寬，預己從嚴」的智慧。
就在紅軍主力還在向臘子口挺進的路上，紅4團已與魯大昌在臘子口南部部署的部隊發生激烈交戰。在絕對的戰鬥力面前，國民黨的防守部隊迅速潰敗。
紅4團政委楊成武透過審訊獲知，魯大昌在臘子口的駐軍僅有一個營的兵力。這一訊息令紅軍指揮官大為振奮，林彪立即命令4團團長王開湘率全團夜襲臘子口。
然而，當王開湘和楊成武沿著臘子河追擊敵軍敗兵時，臘子口的險峻地勢讓他們驚訝不已。這裏的地形似乎是上天的傑作，仿佛有巨人用斧頭將山峰一分為二。
面對這樣的地形，紅4團的首次攻擊遭到了敵方火力的猛烈抵抗。在距離臘子口數百米遠的紅軍指揮部，林彪甚至能嗅到迎面而來的火藥味。面對這樣的局面，林彪深感無奈：即便敵軍僅有少量兵力，紅軍仍難以取得勝利。
盡管林彪對楊成武下達了決絕的命令，但在這樣的地形和火力面前，即使是勇猛如紅4團，也難以突破敵人的防線。這一戰役的勝敗，將成為中央紅軍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1935年9月，中央紅軍在臘子口前的困境促使王開湘和楊成武緊急召開了一場關鍵會議，希望匯集眾人智慧，找出攻克這一難關的辦法。會議中，一個勇敢的計劃浮現：讓擅長攀巖的戰士們冒險爬上險峻的峭壁，從上方對敵方的機槍陣地投擲手榴彈。
然而，面對高達80多米、近乎垂直的峭壁，士兵們心中都存有疑慮。關鍵時刻，一名來自貴州的苗族小戰士挺身而出，他自信地表示能夠攀爬至峭壁頂部，隨後幫助戰友們一起上去。這一勇敢的舉動猶如一線生機，重燃了大家的希望。
與此同時，紅4團與敵軍在臘子口展開了持續的交火。紅軍呼喊著投降便不殺的口號，而敵人則嘲諷紅軍無法越過臘子口。戰鬥持續了整個夜晚，敵方彈藥充足，似乎並不擔心持久戰。
在正面戰鬥激烈進行的同時，苗族小戰士帶領的兩個連的紅軍開始了艱難的攀巖行動。王開湘目睹這一幕，心中忐忑不安。幸運的是，苗族戰士成功到達峭壁頂部並放下繩索，使得後續戰友得以攀登。
淩晨2點，楊成武焦慮地註視著戰場，擔心若計劃失敗，戰士們的犧牲將白費。就在這時，兩顆訊號彈劃破夜空，表明紅軍戰士已經成功地抵達敵人後方。
隨後，紅軍戰士從峭壁上投擲手榴彈，這突如其來的攻擊令敵軍措手不及。楊成武迅速下達總攻命令，紅4團主力開始猛攻臘子口。敵軍在意外的背後攻擊下迅速潰敗，部份敵兵在夜色中逃往岷縣。
至此，1935年9月17日淩晨，紅軍終於攻破了臘子口。此戰的勝利意味著紅軍無需再返回草地，也不必再靠撿拾青稞粒和玉米粒充饑。
更加重要的訊息隨後傳來：徐海東的紅25軍已抵達陜甘交界，劉誌丹和謝子長已在陜北建立了革命根據地。9月20日，毛澤東在哈達鋪向士兵們宣布，他們的目標終於明確——前往陜北，加入劉誌丹和徐海東的紅軍，共同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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