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國民黨軍發動對陜甘寧解放區的重點進攻。胡宗南完成其人生中唯一的大勝，攻取延安，占領了陜甘寧根據地的絕大部份。
我們熟知的論調是，黨中央本著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戰略觀，主動撤出了延安，在陜北堅持轉戰，最終贏得戰爭的勝利。
其實陜北轉戰絕非一言兩語能說得清。復盤這場關系甚重的戰鬥，擁有優勢兵力的蔣介石，一度把握著絕對主動權，並曾有機會一舉擊破陜甘寧和晉冀魯豫兩大解放區。
那麽，蔣介石的優勢是如何喪失？中國共產黨我軍又是如何扭轉局面的呢？
一、詭異的「延安悖論」
眾所周知，作為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心臟，延安周圍只有1萬多野戰軍。即使後來彭總受命組建西北野戰軍，整合了部份地方武裝，總兵力也才2萬出頭。相比其他四大解放區（東北、華東、晉冀魯豫、晉察冀），兵力最少。
用最少的兵力保衛最重要的地區，我們姑且稱之為「延安悖論」。
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面臨的軍事威脅卻一點也不比其他解放區小。
關中有胡宗南集團約15萬人，西北二馬手中約有兵力10余萬人，北面榆林尚有鄧寶珊的一萬余人，總兵力約25-26萬，足稱勁敵。尤其是二馬，戰鬥力十分強悍，其作戰風格一定程度上還對機動能力不強的邊區部隊構成克制。
就是這樣情況下，1947年年初面臨胡宗南集團日益緊張的威脅，中共中央還不願從山西調太多部隊保衛陜甘寧。
這又是為什麽呢？
從戰役戰術層面考量，這確實不太好理解。要找到答案，必須從戰略上審視。
幾大戰略區中，陜甘寧區的人力物力、工業體系都是最薄弱的，只有區區200余萬人口，幾乎沒有工商業，全靠農業。抗戰時國民黨政府掀起反共高潮，1940年停發邊區政府經費，當時陜甘寧邊區政府56%的收靠外援和國民黨財政，驟然間停發後，一度發生糧荒。黨中央不得不從野戰部隊中抽出一個旅在南泥灣實施屯墾。
這種自然條件，與其他任何一個戰略區都無法相提並論。以華東解放區為例，其面積雖與陜甘寧差不多，但人口多達2400萬，擁有一定工商業基礎，農業更是得天獨厚，可以支撐長期戰爭所需。
所以陜甘寧在戰略上價值，雖然也很重要，但與工業領先的東北解放區、地處華東之首的華東解放區、控扼華北屋脊的晉察冀、晉冀魯豫二區相比，無論人力物力還是軍事地理形勢，都是等而下之的。
我軍力量在內戰之初並不是很雄厚，好鋼要用在刀刃上，必須把重心放在爭奪相對更重要的戰略區域上。是以中央在經略東北時，舍得一口氣派出十萬幹部，對政治心臟延安卻舍不得多留一點兵力。
說到這裏，捎帶著講一句題外話。中央大概對當時幾大戰略區，是有一個排行榜的。東北是毫無疑問的榜首，華東次之，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又次之。東北需要兵，就從蘇中和山東抽，山東解放區幾乎把115師發展起來的骨幹部隊全部調空。中央需要開拓大別山、挺進外線，就不惜把晉冀魯豫主力大部調走。
所以說表面上看來，就形成了所謂的「延安悖論」。
二、延安到底該怎麽打，蔣介石沒想清楚
蔣介石起初也看到了這個悖論。
全面內戰爆發前夕，胡宗南考慮到抗戰中沒有立過大功，向蔣介石建議迅速拿下延安，好成就自己的名聲。
蔣介石並不同意，一者延安軍事價值不大。古代據守陜北威脅中原的不是沒有，南北朝時赫連勃勃的大夏國，就是在陜北一帶積蓄力量最後起家，靠遊擊戰術消耗後秦，並奪取關中。但陜北能夠威脅到的只有關中，國民黨軍事中樞不在關中，軍事上逞其一擊之威，就算拿下延安，對整個戰局並無多大作用。蔣介石當時把主要精力放在向東北、華北、華東運送兵力，沒有同意。
再者，延安是中共政治心臟，當時國際輿論尤其是美蘇兩方，希望看到中國和平，不願再起戰事，以維護他們在中國的利益。包括中共在內的各民主黨派都在積極謀求和平，重慶雙十協定的墨水還沒幹呢，此時貿然打下延安，會在政治上嚴重失分。
所以當時形成一種吊詭的現象，雙方都知道延安軍事上是危地，卻沒有人圍繞延安動心思。
以至於陜甘寧邊區內部都形成了一股濃濃的和平空氣，認為政治力量拴住了蔣介石的戰爭機器，戰火不會燒到延安來。
胡宗南的情報人員從延安帶回來周恩來、朱德在保衛延安動員大會上的講話，分析，延安存在強烈的和平觀念，認為國民黨軍絕不可能輕易進攻遙遠的延安。
真正的轉機是國民黨軍全面進攻的失敗，蔣介石把策略調整為重點進攻，即對陜甘寧和華東兩大解放區進攻。關於這一戰略的失誤，未來筆者會另開一文詳敘。
重點進攻陜甘寧，軍事戰略層面的形勢並沒有變化，陜甘寧解放區執掌全黨政治中樞之牛耳，但仍然不是戰略爭衡的首要地區。蔣介石之所以改變初衷要打延安，是為了提振全面進攻失利後頹喪的軍心士氣，抓不住毛澤東，也要把政治中心摧毀。也就是說，政治目的大於軍事目的。
換言之，就是為了泄憤。
但泄憤的同時，也要考慮軍事行動的附加意義。畢竟兵兇戰危，每一分軍費、每一個士兵的生命，都不能白白犧牲。
蔣介石惱怒之余，慮不及此。似乎沒有深入思考陜甘寧邊區到底該怎麽打。
中共雖然不派重兵守衛延安，但延安畢竟是中央所在地，是全國革命力量的精神聖地，也是世界共產主義陣營比較關註的地方。一旦丟掉，對共產黨人的革命意誌會是沈重的打擊。真打起來，中共必然想辦法應對，盡量避免延安淪陷。
蔣介石的機會就在這裏。
打延安，以十多倍的兵力優勢，迅速攻占不成問題。但占領之後撈不到實利，無法利用延安這個政治杠桿，撬動戰略層面的變化。
如果留著延安不打，四面八方奪取陜甘寧解放區23個縣中的絕大部份，只留一個延安孤城圍而不攻，吸引鄰近的晉冀魯豫解放區部隊增援，或可形成圍點打援之勢。
這種設想並非空談。
胡宗南發兵進攻延安的同時，由於熊向暉及時送出情報，中共中央立即決定，以晉冀魯豫劉鄧大軍進攻平漢路，在山西、河北外線進攻，陳賡率四縱主動向關中發起進攻，以期打亂胡宗南的部署。
與此同時，彭德懷指揮陜北各部在延安組織抵抗，設定目標是牽制胡宗南20天，好讓外線部隊充分吸引國民黨軍兵力，迫使胡宗南退回關中保衛老巢。
這說明，中共中央期望保住延安，而非輕易放棄。
這個微妙的戰略動向，被蔣介石忽視了。
若是蔣軍及時調整策略，明攻延安、實打陳賡，迅速調轉矛頭圍攻進入關中、晉南的陳賡部隊，陳賡手裏滿打滿算2萬多人，根本不是胡宗南14萬大軍的對手。
陳賡所率四縱是晉冀魯豫軍區部隊絕對主力，設若胡宗南運籌得當，抓住並打殘陳賡縱隊，晉冀魯豫軍區將受重創。
劉鄧大軍此時也正積極行動，全面向平漢路進攻。蔣介石若能大處著眼，尋瑕抵隙，全面攻入晉冀魯豫區，就算不能全取該區，至少能占據主動，為徹底擊破晉冀魯豫區創造機會。
但蔣介石對這些潛在的機會統統無視，強行集中主力進攻延安，造成獅子搏兔之態勢。雖然取得一個稱得上全勝的戰果，但所有能圍繞延安做出的文章，也就徹底沒有機會再做了。
無他，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已經改變了策略。
三、胡宗南再犯戰略錯誤
1947年3月18日，黨政軍民撤離延安。
撤離後到哪裏去？這是個很艱難的抉擇。
各大解放區黨委、首長，紛紛致電黨中央，要求毛澤東、周恩來等率中央機關移駐其他區域，確保政治中樞的絕對安全。
中央並不像後世演繹得那樣，早就智珠在握、成竹在胸，一開始就打定主意放棄延安，並決定在陜北轉戰，牽制胡宗南。撤離之初，中央一度考慮就近撤入晉綏解放區，而不是留在陜北，畢竟陜北已成絕地。但晉綏解放區面積小，又處於閻錫山、傅作義夾擊之下，很難立足。中央機關一撤過來，立即會引起國民黨軍重兵圍攻，引發新的危機。
就在中央猶豫到哪裏去的時候，彭德懷率領剛剛組建的西北野戰軍，在青化砭擊敗胡宗南一部，殲滅敵第31旅近3000人。
這個局部戰鬥，立即引起毛澤東極大關註。
與蔣介石不一樣，毛澤東的戰爭嗅覺非常敏銳，往往能從細枝末節中判斷出形勢走向。
什麽走向呢？胡宗南的戰略方向似乎錯了。
胡宗南占領延安後，並沒有如中共中央預想的一樣，掃蕩陜甘寧邊區，繼續合兵壓迫晉綏解放區，擴大其勝利。而是以絕對優勢兵力追捕中共中央機關，消滅陜北部隊。
這是蔣介石獅子搏兔戰略的延續，也是國民黨軍力量的極大浪費。
中共中央機關化整為零，隨時可以秘密進入其他解放區，你想抓也抓不住。
西北野戰軍只有區區2萬余人，力量不強大，對國民黨軍來說價值不大。
胡宗南把主力如果被吸引在陜北，無疑可以為鄰近的晉察冀、晉綏乃至晉冀魯豫解放區，減輕不少軍事壓力。
彭德懷在青化砭這場勝利來得太及時了，毛澤東看到敵人戰略上的失誤，也看到我軍在戰術、地利上的優勢，兩者結合，就此形成了留在陜北、牽制胡宗南主力的驚險戰略。
說驚險，一點也不誇張。
能夠護衛中央的兵力少得可憐，而且還要時刻準備集中起來打殲滅戰，有時不得不和中央機關離開一段距離。如果胡宗南精準獲知黨中央所在地，那就全完了。
毛澤東在轉戰途中提議，把中央領導人分成幾部份，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等領導人到其他解放區，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則繼續留在陜北，以避免偶發性風險，確保中央領導來集體有一個「備份」。
可以說，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主要領導人，已經做好了犧牲的準備。這是何等的胸襟與情懷。
中共中央從此展開了艱苦卓絕的陜北轉戰，不僅缺衣少糧，人身安全也不能絕對保證。毛澤東與胡宗南追擊部隊最近的時候，只隔了一個山頭。
政治領袖親率小部隊，與敵人主力部隊周旋誘敵，這在世界戰爭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奇觀。這種壯舉，也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能做得出來。
四、充滿風險的轉戰
戰爭從來不是詩情畫意，中共中央轉戰陜北期間，遭遇了許多困難。
中共中央轉戰陜北，準確來講是轉戰於延安北部和榆林中南部地區。
這裏地廣人稀，山峁連綿，溝壑縱橫，地形復雜，交通不便。對於深諳遊擊戰精髓的解放軍部隊來說，這裏正是與敵人周旋的最好場所。
當新四旅幹部要求增派部隊保護黨中央時，毛澤東自信滿滿地說：「這個你們不用擔心，陜北地形險要，群眾條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完全有保障。」
中央領導來集體分工分赴各個方向後，留在陜北的前委機關和中央軍委機關及警衛部隊只有800多人。在陜北的山峁溝壑之間，這支小部隊很容易隱蔽和轉移。
胡宗南一直認為，中共中央機關的行動，必定要有主力部隊的掩護。他萬萬沒有想到，保護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只有區區幾百人的警衛部隊。
為了隱蔽，他們往往晝伏夜行，所以即便敵人有飛機偵察也很難發現。一年零五天的轉戰路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多次遇險，卻總是逢兇化吉。
從安塞到靖邊，面對劉戡的四個半旅的追擊，險象環生，在小河幾乎和敵人迎面相遇。在天賜灣，毛澤東按兵不動，唱了一出「空城計」，讓敵人順溝過去。在佳縣，劉戡、鐘松10萬兵馬南北撲來，大雨連綿，河水猛漲，面對漸漸逼近的敵兵，毛澤東毅然決定沿著葭蘆河向黃河相反的方向翻山而去，脫離險境。
這些驚心動魄的傳奇事跡，被陜北百姓講述得頗具神秘色彩。仔細推究，應該與陜北特殊的地理環境和良好的群眾基礎密不可分。
五、彭德懷的剛猛作風
有人也許會質疑，中共中央這種牽制戰略，會不會一廂情願。
蔣介石難道不會丟下陜北不管，抽出主要精力用於其他戰區嗎？比如抽出胡宗南主力，東進河南，打擊陳賡兵團。又或是調陜西部隊進入晉西北，先解決晉綏區。
從實際情況看，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胡宗南、馬家軍兩部兵力合起來，是西北野戰軍的十多倍，完全有余力兩線作戰。這樣一來，中共中央走也走不了，牽制也牽制不住，不僅戰略意圖成空，自身也難以在西北有大的發展。
但彭德懷的戰略戰術風格，擊碎了這種可能性。
開國十大將帥之中，彭總的風格可謂是剛猛第一。有別於徐向前的靈動、劉伯承的老辣、101的老謀深算、粟裕的精準奇詭，彭總作戰向來大開大闔，逮著機會就打，而且往往不避不讓，善於制造大動靜。這種風格，剛好擊中蔣介石、胡宗南等人痛處。
就以青化砭之戰為例。
此戰距撤充延安僅一星期左右。胡宗南主力尚在陜北，正在到處找西野主力決戰。當時中央尚未決定到底是走是留，野戰軍似乎應當盡量避免過早與敵決戰，先找好隱蔽地點，確保自身安全，再說別的。
但彭德懷就敢於在距離延安僅二十多公裏的青化砭鎮，打硬橋硬馬的殲滅戰。而且一戰幹掉胡宗南一個旅，打出來大軍對壘、等量齊觀的感覺，而不是以弱對強、以巧勝力。
這就極大刺激了蔣介石、胡宗南，區區一個陜甘寧邊區，就有這麽強橫的實力，誰還敢等閑視之？必須投入絕對主力，盡快消滅之。
有道是，進攻是最好的防守。
彭德懷一戰得手，氣勢倍增，在絕對逆境之中，巧妙利用陜北地形，連續取得羊馬河、蟠龍鎮大捷，每戰都幹掉敵一個旅或更多建制部隊，三戰消滅胡宗南部隊1.4萬余人，引起胡宗南各部極大恐慌。
正是彭德懷剛猛迅捷的戰爭作風，極大影響了蔣介石與胡宗南的判斷，使其過高估計了西北野戰軍的力量，以及陜甘寧邊區的軍事價值，從而作出背離事實的戰略決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