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波羅的海三國對蘇聯如此痛恨？理性探討原因。
蘇聯解體的原因多種多樣，但有一個因素不容忽視，那就是錯綜復雜的民族問題。其中，「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問題尤為突出。
那麽，為什麽這三個國家對蘇聯如此反感呢？接下來，我將根據尋找到的資料，為大家簡要解析一下。
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三國，歷史上曾是波羅的海地區的獨立國家，立陶宛尤其強大。然而，到19世紀，三國都被沙俄吞並。
17-18世紀，沙俄開始了其擴張的腳步。然而，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發使得波羅的海三國相繼建立了蘇維埃政權。
然而，由於外國武裝的幹涉，蘇俄政府不得不在1920年與三國簽署和平條約，放棄了主權要求。此後，波羅的海三國開始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的資產階級改革。
為了維護國家安全，蘇聯在與三國接壤處建立了一大片「緩沖區」。然而，蘇聯在1940年6月14日向三國政府發送聲明，要求他們改組政府，允許蘇聯增加駐軍。
面對蘇聯的咄咄逼人，波羅的海三國不得不接受苛刻條件，包括改組政府和恢復蘇維埃制度。然而，這些努力並沒有帶來和平，反而在6-7月間被蘇軍迅速武裝占領。
8月，三國政府宣布加入蘇聯。
在蘇聯強制占領波羅的海地區的過程中，當地的民族抵抗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並迅速發展起來。為了加強對波羅的海三國的控制，蘇聯采取了鎮壓和強制遷移的措施。
數據顯示，1941年5月，蘇聯在立陶宛逮捕了5664人，強制遷移了10187人；在拉脫維亞逮捕了5625人，強制遷移了9546人；在愛沙尼亞逮捕了3173人，強制遷移了5978人。
在1944-1946年間，蘇聯以平叛為由，在立陶宛殺害了13502人，逮捕了15528人；在拉脫維亞殺害了1478人，逮捕了1859人；在愛沙尼亞殺害了381人，逮捕了2070人。
盡管經過一系列武裝鎮壓，進入50年代後，三國境內的大規模反蘇鬥爭已經消失，但零星的抵抗活動仍在持續。
在1956年的蘇聯紅場閱兵式上，盡管蘇聯在二戰後的經濟有了顯著的提升，但在波羅的海三國的「蘇維埃化改革」過程中，卻面臨著一些困難。
據數據顯示，到1949年初，立陶宛只有3.9％的農戶自願加入了集體農莊，而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則分別為5.8％和8％。
對於這種情況，蘇聯官方認為，要在這裏實作有效的「蘇維埃化改革」，就必須先將那些「反動分子」趕出去。因此，在1949年後，大約有25500名立陶宛人，39000名拉脫維亞人和22000名愛沙尼亞人被強制遷移到了遙遠的雅庫茨克和伊爾庫茨克等地，他們被指控為「富農、匪徒和從事非法民族主義活動者及其家屬」。
在蘇聯集體農莊的改革中，波羅的海地區的進展為何緩慢？原來，該地區的基層黨員組織力量較弱。直到1945年初，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黨員人數分別為3536名、3592名和2409名。
為解決人力不足問題，來自全國各地的黨政幹部被派到該地區，協助當地的「蘇維埃化改革」。數據顯示，到1947年初，拉脫維亞的黨員人數高達21037人，立陶宛為16202人，愛沙尼亞為12965人。
然而，隨著黨員數量的增加，「外來幹部」和「本土幹部」之間的矛盾也開始顯現。
在前蘇聯的加盟國家中，蘇聯設定了一個獨特的職務，即「第二書記」，以加強對地方領導人的監督和報告。第二書記的任務包括關註加盟共和國的幹部政策，成為積極的榜樣，對莫斯科的指示進行闡釋，並在必要時接受申訴和不滿並向莫斯科報告。
以愛沙尼亞為例，在1944-1953年間，蘇聯派遣了3位非愛沙尼亞人擔任第二書記。然而，貝利亞推行新的民族政策後，蘇聯同意由愛沙尼亞人擔任第二書記。
然而，進入20世紀70年代，蘇聯再次恢復了任命第二書記的權力，這鞏固了中央對波羅的海三國的有效控制。
史達林的掌控力無可匹敵！2）民族政策的演變1）短暫的適度放手史達林去世後，蘇聯的民族政策出現了一些變化。
1953年5月，時任內務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貝利亞，針對立陶宛局勢送出了一份報告。他在報告中表示，長期以來與立陶宛民族主義地下武裝的鬥爭效果並不理想。
他認為原因在於立陶宛各級部門缺乏立陶宛籍的黨政幹部，因此提出讓立陶宛人擔任安全委員會主席，為立陶宛人組建特別的肅反人員和警察學校等建議，以修補和改善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在這份報告中，貝利亞還特別強調了民族語言問題。他指出，中央和地方產生裂痕的另一個原因是公文來往都是用俄語進行的，這給當地的農村居民以及與地下民族主義者存在聯系的立陶宛知識分子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貝利亞（1899—1953），史達林大清洗計劃的重要執行者之一，1953年6月26日被逮捕，12月24日經過審訊後被處決。
貝利亞的這份報告受到了蘇聯的高度重視。1953年5月，蘇聯透過了【關於立陶宛局勢的決議】並提出了一系列補救措施。
其中，「培養和提拔民族幹部」被確定為「主要任務」；廢除了「區委、市委第二書記等副職，不能從立陶宛人中選舉產生」的做法；規定「在公文往來方面轉而使用立陶宛語，在波蘭居民占據多數的地區改用波蘭語」。
後來，蘇聯在起草關於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問題的決議時，基本參照了【關於立陶宛局勢的決議】中提出的相關舉措。
遺憾的是，隨著貝利亞的被捕入獄（同年7月），他所倡導的「新方針」被視作「有害的行為」而徹底拋棄了。
1953年至1988年，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國旗，象征著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進一步惡化。赫魯雪夫執政後，蘇聯在民族政策上變得更加謹慎和保守。
1959年，蘇共中央得知拉脫維亞和亞塞拜然兩個加盟共和國透過了「要求本共和國所有公民學習本民族語言」的決議後，將之定性為「民族主義錯誤」，並強制要求兩國撤銷了這一決議。
這一事件導致拉脫維亞和亞塞拜然的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被罷免職務。蘇聯官方一直倡導「蘇聯各民族之間有著牢不可破的友誼」和「蘇聯不存在民族問題」的觀點，因此民族沖突一度被定性為「流氓行動」、「反社會表現」或「群眾騷亂」。
或許有人會問，蘇聯為何能成功地掩蓋民族問題？其實原因並不復雜，中央對地方的嚴格控制，有效地抑制了地方擴大權力的欲望。
1965年8月，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謝列斯特，提出了「賦予烏克蘭在國際上簽署貿易協定的權利」的建議。按照當時的蘇聯憲法，他的建議似乎沒有問題。
然而，中央仍然將這一建議定性為「嚴重烏克蘭民族主義的表現」，並嚴厲批評了謝列斯特。1972年，謝列斯特被解職。
總結：烏克蘭人一直困惑的是「我是誰？」總的來說，由於強有力的控制機制，蘇共中央在各加盟共和國的政治、安全、外交和經濟事務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如果這個控制機制被削弱，各加盟共和國的「權力欲望」一定會急劇膨脹，整個國家甚至可能陷入分裂的危險。
顯然，這種預測最終被殘酷的歷史事實所證實。
戈巴契夫時期，烏克蘭基輔聖佐菲雅教堂成為了波羅的海三國爭取經濟和政治權利的重要象征。他的政策改革引發了三國的「民族運動」，這場運動公開而激烈，要求得到更多的權利和自由。
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運動在1988年11月達到了新的高潮。立陶宛率先提出了爭取更內送流量備援容錯機制權和經濟獨立的要求，這一提議得到了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的積極響應。
愛沙尼亞透過了【愛沙尼亞主權宣言】，宣布愛沙尼亞最高權力機關和機構的法律優先。立陶宛和拉脫維亞也分別透過了類似的宣言和法律。
為了進一步劃分中央和加盟共和國的權力，蘇聯官方在波羅的海三國的倡議下組建了委員會，並討論了簽署「新聯盟條約」的想法。
在蘇聯局勢逐漸變得混亂之際，波羅的海三國開始有所行動。1989年5月，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
在這次會議上，波羅的海三國的代表提出了「實行共和國經濟核算制」的提議，並共同制定了「共和國經濟獨立草案」。
然而，三國代表並未提出「政治獨立」的訴求。原因在於，大部份波羅的海居民認為蘇聯在政治上是強大的，國家應該保持統一。
盡管三國的民族主義者一再宣稱波羅的海國家加入蘇聯是不合法的，但他們提出了「使之合法」的條件——將蘇聯從一個淩駕於加盟共和國之上的中心，改造為一個由主權加盟共和國組成的聯合體。
實際上，如果蘇共中央抓住這個機會，有很大可能將正在滋生的「民族危機」扼殺在萌芽狀態。遺憾的是，蘇共中央既沒有對地方提出的權利問題做出有效回應，也沒有對暗流湧動的民族主義思潮進行深入分析和抑制政策。
面對中央冷漠且敷衍的態度，波羅的海三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被徹底激發。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訴求升級為「要求脫離蘇聯」。
戈巴契夫：問題不大！在1989年3月舉行的立陶宛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中，民族主義組織「薩尤季斯」成功獲得34個名額，實際上掌控了國家政權，成為推動立陶宛獨立的核心力量。
與此同時，拉脫維亞的「人民陣線」也迅速崛起，短短時間內便吸引了23萬人的加入，更有趣的是，共產黨員竟然占到成員總數的約30％！
"波羅的海之路"運動於1989年8月23日啟動，由"薩尤季斯"組織發起，旨在推動三國政治改革。數百公裏長的「波羅的海人鏈」將三國首都連線起來，超過五分之一的居民積極參與。
蘇共中央對此運動做出了激烈的反應，並指責三國領導人未能將改革行程納入正常軌域。官方的反應進一步激起了當地居民的憤怒。
然而，蘇共中央並未認清形勢，仍希望三國領導人能夠解決這個問題。1989年9月13日，戈巴契夫與三國領導人會晤，希望他們能夠制止這一極端行為。
然而，戈巴契夫的呼籲並未得到回應，反而被視為笑柄。
在1989年12月20日，立陶宛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戈巴契夫和葉爾辛共同推動了【關於立陶宛共產黨脫離蘇共獨立的決定】。
會議中，支持這一決定的票數達到了855票，而反對票則為160票。代表大會結束後，立陶宛共產黨內部發生了分裂，黨員數量從原來的20萬急劇下降至5.5萬。
1990年，立陶宛共產黨組織宣布進行改組，黨員人數進一步下降至3.3萬人。同年10月，立陶宛共產黨更是改名為「勞動民主黨」，主動解除了與蘇共中央的直接領導關系。
但是，蘇共中央的危機並未因此結束。在1990年2月的立陶宛選舉中，「薩尤季斯」取得了最高蘇維埃141席中的96席，贏得了選舉的勝利。
同年3月，在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舉行的選舉中，支持「國家獨立」的勢力均取得了超過半數的席位。自此，蘇共中央對波羅的海三國的控制機制徹底瓦解。
4）總之，波羅的海三國獨立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是，蘇共中央的一系列錯誤決策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自史達林透過武力兼並波羅的海三國以來，蘇聯建立的對各加盟國的強大控制機制，不僅保證了相關政策的順利實施，同時也抑制了民族主義情緒的擡頭。
然而，要確保這一控制機制的平穩執行，有兩個重要的前提條件：一是雙方需要保持穩定、良好的關系，二是地方的權利應該得到適當的保障。
遺憾的是，蘇共中央始終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對於一些加盟共和國提出的關於改革聯盟的請求，蘇共中央要麽置之不理，要麽進行壓制，一再主動放棄本可以改善和維護雙方關系的機會。
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蘇共中央對波羅的海三國的控制機制的徹底瓦解，蘇聯最終走向了無可挽回的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