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有一位「洋顧問」，名叫李德，李德不了解紅軍的實際情況，在中央根據地的第五次反「圍剿」，李德指揮紅軍與國民黨部隊硬碰硬，導致紅軍損失慘重，第五次反「圍剿」也以失敗告終。遵義會議解除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自此之後，李德不再指揮紅軍作戰。
李德是德國人，懂俄語，不懂漢語，他到中國後，組織為他配備了一名轉譯，雙方用俄語交流。李德的轉譯名叫伍修權，也是一位老革命家。新中國成立後，伍修權擔任了外交部副部長以及中聯部副部長等職務。那麽，伍修權的身上都有什麽故事呢？
伍修權出生於1908年，湖北人。青少年時期的伍修權在讀書過程中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並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濃厚興趣，1923年，伍修權加入了共青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伍修權被派到蘇聯莫斯科，進入中山大學，學習革命理論。也是這段時期，伍修權熟練地掌握了俄語。
1931年，國內革命陷入低潮，但伍修權不畏艱險，毅然決然地決定回到國內。回國後，伍修權轉為正式黨員，不久後，他被派到中央蘇區，參與編寫了我軍早期的軍事教材，同時也參加了第三與第四次反「圍剿」。
1933年，伍修權成為「洋顧問」李德的轉譯，在這之後，伍修權經歷了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長征過程中，他還列席參加了遵義會議，見證了紅軍轉危為安的歷史時刻。此後的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伍修權先後活躍在西北與東北，參與籌建了我軍第一所航空學校和第一所海軍學校，為我軍的空軍與海軍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伍修權進入外交部門工作，並在1950年擔任了外交部副部長。1958年，伍修權又被調到中聯部，擔任中聯部副部長，繼續從事外事工作。當時擔任中聯部部長的是王稼祥，1962年，王稼祥寫信提出了「三和一少」的建議，伍修權也非常支持王稼祥的建議，認為這項建議對國家有利。
然而，當時一直想插手中聯部工作的康生卻故意歪曲「三和一少」，尤其是1966年，「十年特殊時期」開始後，康生持續迫害王稼祥，1967年，康生甚至把「三和一少」發展為「三降一滅」，使得王稼祥屢遭批鬥。
此時伍修權挺身而出，出面保護王稼祥，阻止造反派對王稼祥的批鬥。然而，康生又站出來，把鬥爭的矛頭引到了伍修權的身上。在康生的策劃下，首都大專院校的「紅代會」等造反組織進駐中聯部，召開批鬥伍修權的大會，把中聯部的工作搞得亂七八糟。
康生極其聰明，看到伍修權挺身而出保護王稼祥後，他就讓王稼祥寫伍修權的材料。王稼祥客觀公正地寫了一份材料，康生看後極其不滿，他多次要求王稼祥重新寫，王稼祥頂住了壓力，沒有說任何違心的話。但即便如此，伍修權也飽受迫害，被關押了八年時間，直到1975年才恢復自由。
復出之後，伍修權擔任了副總參謀長，主要分管情報和外事工作。在這之後，伍修權還擔任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副庭長等職務，參與審判了「四人幫」，並圓滿完成了中央交代的任務，促使「兩案」得到公平公正的審判。
1982年，伍修權進入中顧委，擔任了中顧委常委，同時，他也繼續發揮老幹部的作用，致力於改革開放時期祖國的建設事業。晚年的伍修權主要生活在北京，於1997年因病去世，享年89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