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 西京研究院創始院長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成員
7月政治局會議罕見的提到「轉型的陣痛」，意思是為了向高品質發展轉型，陣痛是必然付出的代價，所以大家應該忍一忍。轉型過去了，一切都會好起來，都是為了長期和未來更好的發展。
這是制度變遷的基本常識，發展模式的轉換肯定要付出成本和代價，需要大家去理解。但是在操作層面，一個現實的技術性問題是， 轉型的陣痛和風險該如何分配，由誰來承擔 ；有些是受損者，有些是受益者，廣大的利益受損者該如何補償？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改革轉型很難推進。即使看上去有所進展，也是形式上的。
一般來說，轉型陣痛的分配會遇到一個現實問題，那就是這樣的轉型收益和好處是長期的，是慢慢顯現的，是為了後面幾代人的，但轉型的代價和陣痛卻是集中在當期，是立即發生的會計成本。這樣，政府應該在代際上對轉型的成本和代價進行再分配。這就為政府舉債推進改革轉型提供了理論依據，因為 債務是透支未來的支出。
比如，在這場前所未有的、刀背向內的高品質發展轉型中，那些由於財政過緊日子機關事業單位被降薪裁員的，買了房子和股票因為金融整頓財富大幅縮水的，由於某些行業被人為打擊而失去工作的，過去依據當時的環境和規則做事現在被倒查的，等等，實際上就都是這場轉型陣痛的 承擔者 。
從理論上來說，制度是一種公共產品，制度改革造成的成本和陣痛就是一種公共成本，不應該完全由私人承擔。既然是公共成本，政府應該承擔一部份，否則第一，改革會遇到巨大的阻力，很難推進；第二，即使可以推進，但對社會的沖擊較大，短期內難以恢復，甚至造成長期的疤痕效應，得不償失。
在本世紀初的國企下崗大潮中，買斷工齡是比較穩妥的一個辦法，是國家為轉型的陣痛部份買單（個人也需要分擔一部份）。正是很多國企下崗職工拿著買斷工齡的國家補償金，作為「初始創業資金」下海，從另一方面也促進了民營企業和市場經濟的發展。
今天面臨的形勢和轉型陣痛更加復雜嚴峻，國家也應該為這次轉型準備好「改革基金」，補償在這次轉型中陣痛的主要承擔者。比如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基層運轉難以維系，精兵簡政是根本的辦法，但是需要花錢來為新一輪下崗職工買單。雖然他們是高速度發展時代的受益者，但是在高品質發展時代他們卻是轉型陣痛的直接承擔者。
還有畢業即失業的年輕人，特別是房地產產業鏈有關專業的學生。有人說活該選錯了專業，但是錯誤完全是他們嗎？學科專業難道不是國家教育部門設計的嗎？今天房地產為了高品質發展幾乎處於清零狀態，這個陣痛也不應該由失業的年輕人完全承擔。因為很多陣痛的確是政策人為造成的沖擊，陣痛應該由政策層承擔一部份。
本來，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低谷期，政府就應該提供逆周期的社會保障和宏觀政策，何況這個低谷期與轉型的陣痛有很大的關系。這是最近兩年，大家一直期盼政府、政策大力度出手的基本邏輯。天上不會掉餡餅，改革、高品質發展轉型，都是需要花錢的。
再比如資產和財富，資產價格的漲跌是受到市場供需的影響，投資者可以風險自擔。但是，如果部份資產價格大跌和財富縮水是由於政策沖擊造成的呢？這部份損失是為了長期更高品質發展付出的陣痛，也不能完全由當下的投資者來承擔。政府應該透過「改革穩定基金」來實作轉型陣痛的分配，讓未來的投資者也承擔一部份。畢竟如果實作了高品質發展，後代也是受益者。
所以，制度改革，新發展模式的推行，陣痛的確是難以避免的，但站在頂層設計者的角度，事在人為的是：轉型的陣痛該如何分配，才能真正的推動高品質發展。如果分配不好，轉型的成本和收益不對稱，改革轉型就難以推進，處於一種「拖、等、靠」，躺平文化橫行，集體不作為以軟性阻擋改革的尷尬境地。
我們有必要從理論上、模型上對這個問題進行梳理。歸根到底，經濟學的研究其實聚焦到一個點上，就是盡量的保證成本和收益對稱。 如果一個人或組織，收益歸自己，所承擔的成本也由自己承擔，那個這激勵結構就是有效率的。轉型也是如此。
相反，如果收益歸自己，成本和風險卻由他人承擔，那麽就會出現問題。計劃經濟和大鍋飯就存在這個問題，因為成本和收益無法有效分配和核算，整個經濟缺乏有效激勵，生產力就處於一種低水平狀態，並且存在巨大的扭曲和浪費。
這也解釋了為什麽過去的皇帝熱衷於發動戰爭，因為戰爭的收益他獲取的最多，成本和風險卻大部份直接由參戰的普通士兵和老百姓承擔。當然，皇帝也承擔了戰爭的風險，只不過並不完全對稱，特別是當他創造性的構建了「假想敵」，激發了普通民眾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而在現代政治體系裏，容易被軍火集團遊說和捕獲的政客也會熱衷於發動戰爭，這也源自於成本和收益分配不對稱——因為這些人的孩子不會真正的上戰場（有些是形式上的）。一旦戰爭發起，源源不斷的訂單就會給軍火集團帶來巨大的收益，進而有更大的能力遊說政治，從而戰爭很難結束——即使明顯處於技術領先一方的軍事集團能快速解決掉戰爭，也沒有激勵讓他這麽做。因為一旦軍事集團快速的結束了戰爭，他們就沒有了持續流入的訂單和收益。這跟產業化後的醫院更偏好慢性病而沒有激勵推出速效藥一個道理。在這個公共政策選擇的案例裏，就是因為成本和收益不對稱，戰爭的成本和陣痛由廣大社會民眾承擔，收益卻歸一小部份人，所以才出現看上去非理性的貿然發動戰爭，以及戰爭遲遲結束不了等等常人難以理解的現象。
制度轉型作為一項公共服務也是如此，在具體操作時一定要考慮到將改革的收益和成本分配好，要適度補償承擔轉型陣痛的主要群體。否則，成本和代價由別人承擔，收益和好處大部份歸一小部份人，這樣的制度轉型是無法真正推進的。
自房地產「三條紅線」和教培治理整頓以來，社會轉型的陣痛承擔者越來越多。基於上面的理論分析，高品質轉型的頂層設計者應該首先設計好轉型陣痛的基本分配和補償方案， 按照轉型陣痛的分擔和補償，結合逆周期、跨周期宏觀政策，綜合設計出當下轉型過程中一攬子改革方案。 這個方案中需要補償的轉型陣痛至少包括：
- 「三條紅線」爛尾樓的購買者，這是最直接的轉型陣痛承擔者，中央政府應該出收儲資金進行補償。
- 地方化債過程中地方政府需要置換的債務，特別是為了抗疫發的債。還有過緊日子、精兵簡政下崗的職工，需要合理的資金買斷工齡，給予足夠的資金補償。否則很難推進。
- 最近幾年受到政策影響較大的年輕畢業生，應該發放足夠的補貼。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如果時間久了，整個國家的人力資本都會受到傷害。
- 設立股市維穩基金維護股市穩定，保證老百姓的財富不再大幅縮水。可以考慮將股民和基民的部份損失抵個人所得稅。因為當前的資本市場的縮水，有一部份因為政策沖擊。
- 設立全國性的房地產維穩基金，加大中央住房收儲力度。考慮降低購房者存量貸款利率，加快推進個人破產制度，為斷供群體提供東山再起的機會。否則失信人越來越多，經濟很難起來，社會也越來越不穩定。
- 盡快讓教培、遊戲、私募投資等過去嚴管制行業恢復常態，「大赦天下」，加強法治化建設，減少短期不穩定的政策沖擊。
以上只是受轉型陣痛直接影響的一部份群體，還有很多群體需要頂層設計者統籌安排。現實的問題是，分擔改革轉型陣痛的錢從哪裏來？既然高品質轉型是為了長期和未來更好的發展，是為了子孫後代，那肯定是要 中央政府發債，擴大赤字 。保守估算這次高品質轉型需要付出的改革基金至少二十萬億元，考慮分攤到五年之內，財政赤字是可控的。我反對濫發債務，認為濫發債務是吸食鴉片，但是用在正確用途中的債務資金，特別是為了民生、民心，為了社會穩定花的錢，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