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四年，宋仁宗启用杜衍、韩琦、范仲淹等人进行新政。朝中权臣吕夷简、夏竦等人反对新政。夏竦对范仲淹有知遇之恩，他曾经举荐范仲淹担任韩琦助手。曾经的「朋友」，因政见不合撕破脸，出手就是狠招。夏竦反对新政抛出了「党论」，指责范仲淹等人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甚至想要趁机篡夺皇权。偌大的罪名扣了下来，当事人肯定要辩解一番。自证清白不够，最好有正义之士代为发言，才显得客观公正。作为范仲淹等人好友的欧阳修，写了一篇文章【朋党论】呈给皇帝，阐述所谓朋党之说，只是反对派攻击新政的手段。
欧阳修说，「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朋党本身是个贬义词，官员都不想和这个词沾边。欧阳修反其道而行之，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发声。他承认朋党存在，然后话锋一转要替朋党说几句话。
北宋初年有个叫王禹偁的官员，就写过一篇【朋党论】。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朋党自古有之，可以分为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这样一来，朋党由贬义词变成了中性词。不要一提到某某是朋党，就觉得是在骂人奸佞狡邪之辈，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也许有人好奇，宋仁宗为什么听不得朋党这个词。只是由于宋代重文抑武，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宋仁宗晚上想吃烤羊肉都不敢吃，就怕有朝中文臣指责他奢靡无度。面对被分化的皇权，宋仁宗必须考虑朝中势力分配。此外，宋仁宗面临没有继承人的问题。宋仁宗曾经有三个儿子，全都过早夭折。如果朝中出现朋党，权利大到可以左右皇权继承人，那么皇帝的下场可想而知。
欧阳修写【朋党论】就是想告诉皇帝，韩琦、范仲淹等人都是君子，他们有道德操守，实行新政只是为了替皇帝分忧。夏竦等人利用皇帝多疑猜忌的性格，想要阻止新政实行。
欧阳修在文章中反复对比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想要打破宋仁宗的疑虑，让皇帝继续支持新政。对比之后，欧阳修采取了举例论证的方法，揭示君子之党大治天下，小人之党祸乱天下。欧阳修夸赞宋仁宗是明君，可以分辨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很多人会关心，欧阳修说了这么多，皇帝听进去了吗？结果很遗憾，皇帝根本没听欧阳修说了什么。庆历四年，敌寇犯边，范仲淹自请外放巡守边境。宋仁宗任命他为河东宣抚使。到了庆历五年，杜衍、韩琦等人外放离京。庆历新政仅仅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
新政为什么失败，史书上有很多总结。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新政没有获得广泛支持。范仲淹等人觉得，有了皇帝的支持就够了。殊不知皇帝是靠不住，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危险系数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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